要是今生遗憾大多，在背运的当儿，尤其在背运之后情绪渐渐平静了或麻木了，你独自呆一会儿，抽支烟，不妨想一想来世。你不妨随心所欲地设想一下（甚至是设计一下）自己的来世。你不妨试试。在背运的时候，至少我觉得这不失为一剂良药——先可以安神，而后又可以振奋，就像输惯了的赌徒把屡屡的败绩置于脑后，输光了裤子也还是对下一局存着饱满的好奇和必赢的冲动。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吗？无非是说迷信，好吧，你就...
一 现在全国正弥漫着学外语的风气，学习的主要是英语，而这个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英语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世界语。学会了英语，几乎可以走遍天下，碰不到语言不通的困难。水平差的，有时要辅之以一点手势。那也无伤大雅，语言的作用就在于沟通思想。在一般生活中，思想决不会太复杂的。懂一点外语，即使有点洋泾浜，也无大碍，只要“老内”和“老外”的思想能够沟通，也就...
“请问余光中先生在家吗？噢，您就是余先生吗？这里是台大医院小儿科病房。我告诉你噢，你的小宝宝不大好啊，医生说他的情形很危险……什么？您知道了？您知道了就行了。”“喂，余先生吗？我跟你说噢，那个小孩子不行了，希望你马上来医院一趟……身上已经出现黑斑，医生说实在是很危险了……再不来，恐怕就……”
并不是我一提笔就离不开志摩，就是手里的笔也不等我想就先抢着往下溜了；尤其是在这秋夜！窗外秋风卷着落叶，沙沙的幽声打入我的耳朵，更使我忘不了月夜的回忆，眼前的寂寥。本来是他带我认识了笔的神秘，使我感觉到这一支笔的确是人的一个惟一的良伴：它可以发泄你满腹的忧怨，又可以将不能说的不能告人的话诉给纸笔，吐一口胸中的积闷。所以古人常说不穷做不出好诗，不怨写不出好文。的确，回味这两句话，不知有多少深意。
“八·一三战事”爆发的一礼拜后，我接到我的弟弟从广州中央军校的来信，里面提到吴履逊因为老婆是日本人的关系，把军队里的职务丢了，而且和他的季子夫人离了婚。这个消息使我吃惊不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假如说，吴履逊突然为了什么事给人枪毙了，这倒干脆得多，吴履逊是一个壮健，有毅力的男子，他耐得苦，当得起大事，能够打破一切的困难，我曾经为他这独特人品立下了一个确定的公式：广东人＋男子汉＋军人＝吴履逊
蒋老大的家里住了一个新四军的工作人员，村子里的人起初叫他“叶先生”，慢慢叫“叶同志”，后来“先生”“同志”都去掉，只叫“老叶”了。因为他们一天天和老叶熟起来，亲热起来。老叶每天很忙，吃过早饭就出去，很少在家里。他是一个外地人，但这里周围几十里的村子他都很熟，有时人家谈论某处发生了什么事，他要问：“是那一乡？那一村子？那一保？……”最后他叫：“哦，我知道了！这人是一个替别人家挖河泥的，是哪个瞎子的小兄弟”！“一点也不错。怎么你会知道呢？”听的人都很惊讶。
李安邦是从直溪桥敌人据点光荣反正过来的民族勇士，是谁都知道的了。李安邦所领导的这个反正过来的部队，现在已成为了抗战中的一个小小的很精彩的部队，在袭击敌人的行动上，表现了他们惊人的勇猛。下面就是他们袭击直溪桥日本兵的故事。五月三十日上午，大约十点钟左右，直溪桥那狭窄的街上，照例很热闹，日本人在新河进行了新的烧杀，又彻底毁灭了延陵，要使中国老百姓离开中国军队势力范围内的市镇，这样来繁荣直溪桥，到处是花格子布，东洋式的商号旗子在屋顶上飘扬，直溪桥快要变成日本市镇了。只可惜中国人还没有驯服。日本皇军洋洋得意的气概，如果稍一疏忽遭受了中国军队的袭击，就要变得很狼狈，像蚂蚁一样的死于尘埃。
淡淡的日影斜映到窗纱上，在这样静谧的，九月的下午，我又默默地怀念着玲子了。玲子是一个明媚的，南国的白鸽，怎样认识她的事，现在是连一点实感也没有了，可是在我毕业的那一学期，她像一颗绯色的彗星似的涌现了出来，在我的干枯的生命史上，装饰了罗曼蒂克的韵味，这中间的经历，甚至顶琐碎的小事，在我记忆里边，还是很清晰地保存了的。是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吧，在英美诗的课堂上有一个年纪很小，时常穿一件蔚蓝的布旗袍的，娟丽的女生，看起来很天真，对于世事像不知道什么似的，在我们谛听长胡子的约翰生博士讲述维多利亚朝诸诗人的诗篇时，总是毫不在意地望着窗外远处校园里的喷水池在嘴边浮着爽朗的笑，这人就是玲子。
为了避免和敌人的正面冲突，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退到一座险峻的高山。天已经很晚了，但我们必须趁在黎明之前继续地爬过山去，和我们的大队汇合起来。我们的一连人被派作尖兵，但我们却疲倦得象一条死蛇一样，三日三夜的饥饿和奔波的劳动，象一个怕人的恶魔的巨手，紧紧地捏住着我们的咽喉。我们的眼睛失掉神光了，鼻孔里冒着青烟，四肢象被抽出了筋骨而且打得稀烂了似的。只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意念，那就是：睡，喝，和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