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战事”爆发的一礼拜后，我接到我的弟弟从广州中央军校的来信，里面提到吴履逊因为老婆是日本人的关系，把军队里的职务丢了，而且和他的季子夫人离了婚。这个消息使我吃惊不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假如说，吴履逊突然为了什么事给人枪毙了，这倒干脆得多，吴履逊是一个壮健，有毅力的男子，他耐得苦，当得起大事，能够打破一切的困难，我曾经为他这独特人品立下了一个确定的公式：广东人＋男子汉＋军人＝吴履逊
叶挺，革命者，天才的军事家。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在一九二七年。那时候，我们乡下的人们都很喜欢提起他，一提起，总是低声附耳，仿佛一走漏就要给人抓去杀头的样子，情形是满秘密的。去年夏天，我在香港偶然碰到了×××先生，他和我谈了关于上海文化界的一些情形，忽然低了声，把嘴巴挨紧了我的耳朵说：“叶挺在香港，你知道吗？”秘密得很。不晓得怎样，我一听到这名字就立即感到一阵兴奋，——我好久没有听到这名字了。原来叶挺是在香港！我秘密着，没有告诉别人，这比×××先生把叶挺的消息告诉我的时候的情形还要秘密。
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像《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菲式的苦闷阴鸷，到30年代已变成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飞行集会等革命行动。她不愿坐在家里写文章，也不满足于只是写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遇害后，她在沈从文的仗义护送下，将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三天后又转身返回上海。她向地下党组织要求去苏区，在实际斗争中释放心中的苦痛。
“一到战场上，我们便只有一个信心，几十个人的精神注在他一个人身上，谁也不敢乱动；就是刚上火线的，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而不懂得害怕。只要他一声命令‘去死！’我们就找不到一个人不高兴去迎着看不见的死而勇猛地冲上去！我们是怕他的，但我们更爱他！”这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政治委员告诉我的。当他述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发红的脸上隐藏不住他的兴奋。他说的是谁呢？就是现在我所要粗粗画几笔的彭德怀同志，他现在正在前方担任红军的前敌副总指挥。
写游记象是件不太费力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小学生，总有机会在作文本子上留下点成绩。至于一个作家呢，只要他肯旅行，就自然有许多可写的事事物物搁在眼前。情形尽管是这样，好游记可不怎么多。编选高级语文教本的人，将更容易深一层体会到，古今游记虽浩如烟海，入选时实费斟酌。
近十余年来，报纸上的特写栏，已成为读者注意中心。有些报道文章，比社论或新闻还重要，比副刊杂志上文章，也更能吸引读者，不仅给人印象真实而生动，还将发生直接广泛教育效果。这种引人入胜的作用，即或只出于一种来源不远的风气习惯，可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在已成风气习惯后这类作品的真实价值，必然得重估！他的作用在目前已极大，还会影响到报纸的将来，更会影响到现代文学中散文和小说形式及内容。
我们时常都可听到人说，“俺，没有事情作，看小说。”“放了假怎样消遣？看小说吧。”事实上坐柜台生意不忙的店员，办公室无事可作的公务员，甚至于厂长，委员，不走运的牙医，脾气大的女护士，尽管生活不同，身分不同，可是他们将不约而同，用小说来耗费多余生命，且从小说所表现的人事哀乐中取得快乐和教育。试从家中五十岁左右认识字的老妈妈，和十岁以上的小学生，注意注意他们对于小说故事的发迷，也可证明我说的“从小说取得快乐和教育”，是件如何普遍而平常的事情。
好朋友：这几年我因为个人工作与事务上的责任，常有机会接到你们的来信。我们不拘相去如何远，人如何生疏，好象都能够在极短时期中成为异常亲密的好朋友。即可以听取你们生活各方面的意见。昔人说，“人与人心原是可以沟通的”，我相信在某种程度内，我们相互之间，在这种通信上真已得到毫无隔阂的友谊了。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快乐。
几年来文学词典上有个名词极不走运，就是“技巧”。多数人说到技巧时，就有一种鄙视意识。另外有一部分人却极害羞，在人面前深怕提这两个字。“技巧”两个字似乎包含了纤细、琐碎、空洞等等意味，有时甚至于带点猥亵下流意味。对于小玩具小摆设，我们褒奖赞颂中，离不了“技巧”一词，批评一篇文章，加上“技巧得很”时，就隐寓似褒实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