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革命者，天才的军事家。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在一九二七年。那时候，我们乡下的人们都很喜欢提起他，一提起，总是低声附耳，仿佛一走漏就要给人抓去杀头的样子，情形是满秘密的。去年夏天，我在香港偶然碰到了×××先生，他和我谈了关于上海文化界的一些情形，忽然低了声，把嘴巴挨紧了我的耳朵说：“叶挺在香港，你知道吗？”秘密得很。不晓得怎样，我一听到这名字就立即感到一阵兴奋，——我好久没有听到这名字了。原来叶挺是在香港！我秘密着，没有告诉别人，这比×××先生把叶挺的消息告诉我的时候的情形还要秘密。
“八·一三战事”爆发的一礼拜后，我接到我的弟弟从广州中央军校的来信，里面提到吴履逊因为老婆是日本人的关系，把军队里的职务丢了，而且和他的季子夫人离了婚。这个消息使我吃惊不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假如说，吴履逊突然为了什么事给人枪毙了，这倒干脆得多，吴履逊是一个壮健，有毅力的男子，他耐得苦，当得起大事，能够打破一切的困难，我曾经为他这独特人品立下了一个确定的公式：广东人＋男子汉＋军人＝吴履逊
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1886——）曾写过一行不朽的警句：“In me the tiger sniffe the rose。”勉强把它译成中文，便是：“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如果一行诗句可以代表一种诗派（有一本英国文学史曾举柯立治“忽必烈汗”中的三行诗句：“好一处蛮荒的所在！如此的圣洁、鬼怪，像在那残月之下，有一个女人在哭她幽冥的欢爱！”为浪漫诗派的代表），我就愿举这行诗为象征诗派艺术的代表。
一直对李叔同先生怀有浓厚的兴趣，不止是他在书法、绘画、音乐、戏剧方面的才华横溢，更因为他风花雪月的情事。他有深爱的日本妻子和孩子，而他又绝尘而去，皈依佛门，走的清绝而超脱，这不是一般俗中人所能做到的。他1880年出生于天津的官宦兼盐商之家，自幼聪慧好学，十几岁书法填词都到了很高的水平，“二十文章惊海内。”可说是一个文化深厚又有艺术天赋的青年才俊。
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像《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菲式的苦闷阴鸷，到30年代已变成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飞行集会等革命行动。她不愿坐在家里写文章，也不满足于只是写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遇害后，她在沈从文的仗义护送下，将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三天后又转身返回上海。她向地下党组织要求去苏区，在实际斗争中释放心中的苦痛。
“一到战场上，我们便只有一个信心，几十个人的精神注在他一个人身上，谁也不敢乱动；就是刚上火线的，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而不懂得害怕。只要他一声命令‘去死！’我们就找不到一个人不高兴去迎着看不见的死而勇猛地冲上去！我们是怕他的，但我们更爱他！”这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政治委员告诉我的。当他述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发红的脸上隐藏不住他的兴奋。他说的是谁呢？就是现在我所要粗粗画几笔的彭德怀同志，他现在正在前方担任红军的前敌副总指挥。
写游记象是件不太费力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小学生，总有机会在作文本子上留下点成绩。至于一个作家呢，只要他肯旅行，就自然有许多可写的事事物物搁在眼前。情形尽管是这样，好游记可不怎么多。编选高级语文教本的人，将更容易深一层体会到，古今游记虽浩如烟海，入选时实费斟酌。
近十余年来，报纸上的特写栏，已成为读者注意中心。有些报道文章，比社论或新闻还重要，比副刊杂志上文章，也更能吸引读者，不仅给人印象真实而生动，还将发生直接广泛教育效果。这种引人入胜的作用，即或只出于一种来源不远的风气习惯，可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在已成风气习惯后这类作品的真实价值，必然得重估！他的作用在目前已极大，还会影响到报纸的将来，更会影响到现代文学中散文和小说形式及内容。
我们时常都可听到人说，“俺，没有事情作，看小说。”“放了假怎样消遣？看小说吧。”事实上坐柜台生意不忙的店员，办公室无事可作的公务员，甚至于厂长，委员，不走运的牙医，脾气大的女护士，尽管生活不同，身分不同，可是他们将不约而同，用小说来耗费多余生命，且从小说所表现的人事哀乐中取得快乐和教育。试从家中五十岁左右认识字的老妈妈，和十岁以上的小学生，注意注意他们对于小说故事的发迷，也可证明我说的“从小说取得快乐和教育”，是件如何普遍而平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