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一九二七——底冬初十月，因为父亲和姊姊的遭难，我单身从故乡流亡出来，到长沙天心阁侧面的一家小客栈中搭住了。那时我的心境底悲伤和愤慨，是很难形容得出来的。因为贪图便宜，客栈底主人便给了我一间非常阴黯的，潮霉的屋子。那屋子后面的窗门，靠着天心阁的城垣，终年不能望见一丝天空和日月。我一进去，就像埋在活的墓场中似的，一连埋了八个整天。天老下着雨。因为不能出去，除吃饭外，我就只能终天地伴着一盏小洋油灯过日子。窗外的雨点，从古旧的城墙砖上滴下来，均匀地敲打着。狂风呼啸着，盘旋着，不时从城墙的狭巷里偷偷地爬进来，使室内更加增加了阴森、寒冷的气息。
失业，生病，将我第一次从嚣张的都市驱逐到那幽静的农村。我想，总该能安安闲闲地休养几日吧。时候，是阴历四月的初旬——农忙的插田的节气。我披着破大衣踱出我的房门来，田原上早经充满劳作的歌声了。通红的肿胀的太阳，映出那些弯腰的斜长的阴影，轻轻地移动着。碧绿的秧禾，在粗黑的农人们的手中微微地战抖。一把一把地连根拔起来，用稻草将中端扎着，堆进那高大的秧箩，挑到田原中分散了。我的心中，充满着一种轻松的，幽雅而闲静的欢愉，贪婪地听取他们悠扬的歌曲。我在他们的那乌黑的脸膛上，隐约的，可以看出一种不可言喻的，高兴的心情来。
在北京一个没有雾霾的周日下午，身上洒着冬日下午的一缕余阳，坐在书桌旁为大家继续讲述五叔身后的故事。五叔的一生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但这样的事例在西北农村绝不是个例，多少家庭因为家里的主劳动力遭受意外后导致家庭落败，甚至家破人亡都不夸张。一方面中国农村家庭收入严重依赖主劳动力且收入单一，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导致家庭抗风险系数为零。家里主劳动力一旦伤残，家庭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
五叔其实比我大不了多少，就是辈分比我大，我爷爷的爸爸和他的爷爷是兄弟，我给他的爸叫爷爷，给他叫五叔，五叔的小名叫石头，家里面希望他像石头一样瓷实坚强，五叔是他们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他还有一个哥哥大他三四岁。五叔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应该是甲亢，家里人想了很多办法去医治效果都不是很好，最后在脖子上面动了手术，后来才慢慢好了起来，记得小时候我经常会好奇的盯着五叔的脖子看，感觉特别奇怪就问大人，大人都说这是缺少碘才得的病，所以我对碘盐和甲亢的关系印象比较深，后来也没事喜欢多吃海带。
父亲的抱负 外祖父逝世后，母亲回家，我亦跟着回家了。两年后，曾祖父去世，老三房分家。又一年，我五岁，母亲以为我该上学了，想叫我进我们家的家塾。但是父亲不同意。他有些新的教材要我学习，但猜想起来，祖父是不肯教这些新东西的。他就干脆不让我进家塾，而要母亲在我们卧室里教我。这些新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后两者...
我的祖母，是高家桥的大地主的小女儿。高家桥离乌镇有百里之远，居民大多数姓高。祖母的父亲在世时，雇佣许多长工，衣、食、住都求自产自给。长工们或种稻田，或种棉田。每年大规模饲蚕，缫丝都由长工们的妻女们做，但织成绸缎，只好用重金雇专门的技工。长工们还制作家用的木器，纺纱、织布。至于养鸡、鸭，养猪，更不必说了。总之，一切都求自产自给。别人给他计算，他这自产自给的方法，要比向市上去买现成的，所花代价，...
我出生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望族，这种家庭对于人一点好处没有。好容易我母亲冲到社会上来而且成为一个小学校长。我也完全由我母亲的教育而做一个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生。但我的母亲由于环境和时代的限制，她的思想也不过是使得我将来有谋取职业的本领，不至于在家里受气，和一个人应该为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我自己呢，完完全全是一个糊涂的小孩子，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思想，顶满意自己的环境，觉得自己很聪明，校长、教员、同学都喜欢我，可是这时忽然来了“五四”。
阿咪者，小白猫也。十五年前我曾为大白猫“白象”写文。白象死后又曾养一黄猫，并未为它写文。最近来了这阿咪，似觉非写不可了。盖在黄猫时代我早有所感，想再度替猫写照。但念此种文章，无益于世道人心，不写也罢。黄猎短命而死之后，写文之念遂消。直至最近，友人送了我这阿咪，此念复萌，不可遏止。率尔命笔，也顾不得世道人心了。 阿咪之父是中国猫，之母是外国猫。故阿咪毛甚长，有似兔子。想是秉承母教...
口中剿匪，就是把牙齿拔光。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因为我口中所剩十七颗牙齿，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常常作祟，使我受苦不浅，现在索性把它们拔光，犹如把盘踞要害的群匪剿尽，肃清，从此可以天下太平，安居乐业。这比喻非常确切，所以我要这样说。 把我的十七颗牙齿，比方一群匪，再像没有了。不过这匪不是普通所谓“匪”，而是官匪，即贪官污吏。何以言之？因为普通所谓“匪”，是当局明令通缉的，或地方合力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