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 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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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作者:茅盾 阅读:1447 喜欢:4

父亲的抱负

外祖父逝世后,母亲回家,我亦跟着回家了。两年后,曾祖父去世,老三房分家。又一年,我五岁,母亲以为我该上学了,想叫我进我们家的家塾。但是父亲不同意。他有些新的教材要我学习,但猜想起来,祖父是不肯教这些新东西的。他就干脆不让我进家塾,而要母亲在我们卧室里教我。这些新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后两者是父亲要母亲从《正蒙必读》里亲手抄下来的。母亲问父亲:为什么不教历史?父亲说,没有浅近文言的历史读本。他要母亲试编一本。于是母亲就按她初嫁时父亲要她读的《史鉴节要》,用浅近文言,从三皇五帝开始,编一节,教一节。

为什么父亲自己不教我,而要母亲教我呢?因为一则此时祖母当家,母亲吃现成饭,有空闲;二则,——也是主要的,是父亲忙于他自己的事,也可以说是他的做学问的计划。

父亲结婚那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那一年。清朝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投降派,在这一战争中丧师辱国割地求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对于富有爱国心的士大夫,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变法图强的呼声,震动全国。乌镇也波及到了。我的父亲变成了维新派。亲戚中如卢鉴泉,朋友中如沈听蕉(鸣谦),都与父亲思想接近。父亲虽然从小学八股,中了秀才,但他心底里讨厌八股。他喜欢的是数学。恰好家里有一部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那是曾祖父在汉口经商走运时买下来的)。父亲从这部大类书中找到学数学的书。由浅入深自学起来。他还自制了一付算筹(用竹片),十分精致(母亲一直保存着直到她逝世)。但当时,曾祖父尚在,父亲只能偷偷学习,而且结婚以前,父亲没有钱,不能购买那时候已在上海出版的一些新书。

当时(曾祖父尚在梧州),老三房各房的用度,都由曾祖父供给,家中称为公帐开支;这公帐包括了老三房各房的一切费用,外加零用钱,每房每月五元。祖父一房,大小八口(祖父、祖母、包括父亲在内的六个儿子女儿),每月零用也就只这五元(祖父是没有职业的,也没有收入),统归祖母掌握,如果父亲向祖母要钱习书,祖母就会说:家里有那么多书,还要买?

但在结婚以后,父亲知道母亲有填箱银元八百元,他就觉得他的一些计划可以实现了。这些计划,除了买书,还有同母亲到上海、杭州见见世面,到苏州游玩等等(父亲那时也没有到过上海、苏州),甚至还想到日本留学。当时母亲笑道:“你没有当过家,以为八百块钱是个大数目,可以做这,做那。我当过家,成百上千的钱常常在我手上进出,我料想这八百元大概只够你买书罢了。”

事实上,当时曾祖父尚在,除了到杭州乡试,是不许父亲到别处去“见世面”的,何况到日本!曾祖父自己三十岁到过上海,后来走南闯北,是最喜欢新环境,新事业的,不料他管教儿孙却另是一套。

父亲暂时只能满足于买书,求新知识。他根据上海的《申报》广告,买了一些声、光、化、电的书,也买了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还买了介绍欧洲西医西药的书。

曾祖父告老回家之第二年,四月间,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决定变法维新。几个月内,接二连三下了好些上谕,例如试土改八股文为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省会之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皆兼习中西学术。命各省督抚劝导绅民发展农政、工艺,优奖创制新法者。煌煌政令,如火如荼,人心大为振奋,可是各省督抚迟疑观望,阳奉阴违。突然,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再出亲政,将光绪幽拘于瀛台,杀谭嗣同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起超。百日维新,至此遂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我的父亲空高兴了一场。当维新变法正当高潮时,我的父亲计划到杭州进新立的高等学堂,然后再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官费,如果考不上,就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而今都落空了。

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秋,曾祖父病逝。这些事接着而来,父亲的出游志愿,自然要搁起来了,而况母亲第二次怀孕,次年生下我的弟弟。

戊戌政变后的第四年,即壬寅(一九○二年)秋,举行乡试,废八股,考策论。父亲本来不想应试,但是亲友们都劝他去。卢鉴泉自己要去,也劝父亲去。于是结伴到杭州应考的,有五、六人。沈听蕉素来不想应乡试,但想趁热闹到杭州玩一次,也同去了。

父亲下了头场,就得了疟疾,他买了金鸡纳霜(即奎宁),服下后疟止,勉强下了二场。没有考第三场,自然“中式”无望。但这次到杭州,未入场前,逛了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买给母亲的一些旧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洋名著。父亲还拍丁一张六寸的半身照相。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卧室内靠近大床的墙上,直到父亲逝世。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出门,一年后他病倒了。

壬寅乡试是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也是清朝举行的倒数最后第二次的乡试(最后一次即癸卯科),卢鉴泉于壬寅中式第九名。同镇另一个中式的是严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