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傍晚在家看电视节目，听见广播员报告新闻：本日凌晨赵丹逝世…… 一个多月来不少的朋友对我谈起赵丹的事情。大家都关心他的病，眼看着一位大艺术家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却不能把他拉住，也不能帮助他多给人民留下一点东西。一位朋友说，赵丹问医生，可以不可以让他拍好一部片子后死去。这些年他多么想拍一两部片子！但是癌症不留给他时间了。我想得到，快要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多痛苦。 然而...
是一个都市的夜，一个殖民地的夜，一个五月的夜。 恬静的微风，从海上吹来，踏过荡荡的水面；在江边的大厦上，飘拂着那些旗帜：那些三色旗，那些星条旗，那些太阳旗，还有那些大英帝国的旗帜。 这些风，这些淡淡的含着咸性的风，也飘拂在那些酒醉的异国水手的大裤脚上，他们正从酒吧间、舞厅里出来，在静的柏油路上蹒跚着大步，倘徉归去。
难道人到了晚年就只剩下回忆了吗？我不甘心承认这个事实，但又不能不承认。我现在就是回忆多于前瞻。过去六七十年不大容易想到的师友，现在却频来入梦。 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是我在济南高中时的国文教员，笔名冬芬。胡也频先生被国民党通缉后离开了高中，再上国文课时，来了一位陌生的教员，个子不高，相貌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一只手还似乎有点毛病，说话绍兴口音颇重，不...
一百年前发明电话的那人，什么不好姓，偏偏姓“铃”（alexanderbell），真是一大巧合。电话之来，总是从颤颤的一串铃声开始，那高调，那频率，那精确而间歇的发作，那一叠连声的催促，凡有耳神经的人，没有谁不悚然惊魂，一跃而起的。最吓人的，该是深夜空宅，万籁齐寂，正自杯弓蛇影之际，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像恐怖电影里那样。旧小说的所谓“催魂铃”，想来也不过如此了。王维的辋川别墅里，要是装了一架电话，他那些静绝清绝的五言绝句，只怕一句也吟不出了。
那一年的秋天，我到乡下去养病，在“内河小火轮”中，忽然有人隔着个江北小贩的五香豆的提篮跟我拉手；这手的中指套着一个很大的金戒指，刻有两个西文字母：HB。 “哈，哈，不认识么？” 我的眼光从戒指移到那人的脸上时，那人就笑着说。 一边说，一边他就把江北小贩的五香豆提篮推开些，咯吱一响，就坐在我身旁边的另一只旧藤椅里。他这小胖子，少说也有二百磅呢！...
好久，好久，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替一位在清贫中默默死去的朋友揩掉溅在他身上的污泥，可是一直没有动笔，因为我一则害怕麻烦，二则无法摆脱我那种“拖”的习惯。时光水似的一年一年流去，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今天又在落雨，暮春天气这样冷我这一生也少见，夜已深，坐在书桌前，接连打两个冷噤，腿发麻，似乎应该去睡了。我坐着不动，仍然在“拖”着。忽然有什么东西烧着我的心，我推开面前摊开的书，埋着头在抽屉里找寻什么...
物以类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子。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天。大半的时间，我总是与书为伍。大半的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六叠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气，做白日梦。我的书斋，既不像华波尔（Horace Walpole）中世纪的哥德式城堡那么豪华，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 Street）的阁楼那么寒酸。我的藏书不多，也没有统计，大约在一千册左右。“书到用时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钱买书，要查点什么仍然不够应付。
我平日想到泸溪县时，回忆中就浸透了摇船人催撸歌声，且被印象中一点儿小雨，仿佛把心也弄湿了。这地方在我生活史中占了一个位置，提起来真使我又痛苦又快乐。泸溪县城界于辰州与浦市两地中间，上距浦市六十里，下达辰州也恰好六十里。四面是山，对河的高山逼近河边，壁立拔峰，河水在山峡中流去。县城位置在洞河与沅水汇流处，小河泊船贴近城边，大河泊船去城约三分之一里。
石门湾南市梢有一座庙，叫做元帅庙。香火很盛。正月初一日烧头香的人，半夜里拿了香烛，站在庙门口等开门。据说烧得到头香，菩萨会保佑的。每年五月十四日，元帅菩萨迎会。排场非常盛大！长长的行列，开头是夜叉队，七八个人脸上涂青色，身穿青衣，手持钢叉，锵锵振响。随后是一盆炭火，由两人扛着，不时地浇上烧酒，发出青色的光，好似鬼火。随后是臂香队和肉身灯队。臂香者，一只锋利的铁钩挂在左臂的皮肉上，底下挂一只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