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我要看胡适之先生的《敬告日本国民》及室伏高信对他的通信，有一位朋友把最近几期《独立评论》寄送我。我看过了要看的之后，翻阅其他，发见该刊第一七八号中有一篇署名向愚的《东京帝大学生生活》。其中有这样的几段：“上课的时候并不打钟或摇铃，时间到了，大家进课堂等候。先生普通是过了规定的上课时间二十分钟上下才进课堂来的。先生没有进来之前，学生安静的等候着；先生将要来了，脱下雨衣、大氅和帽子，扣好了扣...
一别两易寒暑，千般都似隔世，再来真是万幸了。际兹骊歌重赋，匆匆归来又匆匆归去的时候，生怕被万种缱绻，牵惹得茶苦饭淡。来！尔座苍然的老城，别嫌唠叨，且让我像自家人似的，说几句闲杂破碎的话吧。——重来只是小住，说走就走的，别不理我！连轻尘飞鸟都说着，啊，你老城的一切人，物。 生命短短的，才几多岁月？一来就五年六载地拖下去，好不容易！耳濡目染，指磨踵接，筋骨都怕涂上了你的颜色吧；不留...
一行六人终于上得桥来。迎接我们的是两旁对立的灯柱，一盏盏古典的玻璃灯罩举着暖目的金黄。刮面是水寒的河风，一面还欺凌着我的两肘和膝盖。所幸两排金黄的桥灯，不但暖目，更加温心，正好为夜行人御寒。水声潺潺盈耳，桥下，想必是魔涛河了。三十多年前，独客美国，常在冬天下午听斯麦塔纳的《魔涛河》，和德伏乍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绝未想到，有一天竟会踏上他们的故乡，把他们宏美的音波还原成这桥下的水波。
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我对于人名实在是非常感到兴趣的。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旧时代的祖父，冬天两脚搁在脚炉上，吸着水烟，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叫他光楣，他就得努力光大门楣；叫他祖荫，叫他承祖，他就得常常记起祖父；叫他荷生，他的命里就多了一点六月的池塘的颜色。
近两个月忽然谣传我要结婚，而且对方是有名有姓的人。有个朋友对我谈起，我只笑了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像这样的“社会新闻”在旧社会可能有市场，但在解放后二十九年多的现在不会有人对它感到兴趣吧。谣言会自生自灭的，我这样相信。但这一次我的估计又错了。谣言并不熄灭，却越传越广。这两天居然有人问上门来。据说我曾在锦江饭店摆宴二十八席庆祝婚礼，又说我在新雅饭店设席四十桌大宴宾客。凡是同我常见面的同志...
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残酷的，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处想过！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
天天在地球走路，没有谁说不会，可脚步下的那点儿事，也扯上了文章的意味。 可能有人要问：啥？写脚步？没逑事干。可我萧月月却理直气壮，真要写出点文字来给大家看看。 不然的话，我们来觑觑，一些人么？天生不爱走路，问他（她）啥缘由？只有三个字来凑数；至于什么三个字，在喉咙里打箩箩。可喜欢的日常，却是以车代步，那个车儿摇一摇的感觉，特他妈舒服。 这种觑稀奇的想...
羊群已经赶进了院子，赵家的大姑娘还坐在她自己的窑门口捺鞋帮。不时扭转着她的头，垂在两边肩上的银丝耳环，便很厉害的摇晃。羊群推挤着朝栏里冲去，几只没有出外的小羊跳蹦着，被撞在一边，叫起来了。钻聚在这边窑里炕上的几个选举委员会的委员便陆续从窗口跳了出来。他们刚结束了会议，然而却还在叮咛些什么。捺着鞋帮的清子便又扭转过来，露出一副粘腻的，又分不清是否含着轻蔑的一种笑容。
这次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见到从南京来的朋友，听他们谈起方之同志的事情，据说江苏省代表团因为参加方之同志的追悼会，比我们迟一天到北京。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前不久见过方之同志一面。他的面貌我现在怎样努力回忆也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他和陆文夫同志一起来找我，谈他们组织“探求者”的打算。当时我只读过方之的短篇小说《在泉边》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觉得还不错，认为他们是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