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新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二号。署名M.D。曾收入《茅盾散文集》、《茅盾文集》第九卷和《茅盾散文速写集》。 往常只听人艳说樱花。但要从那些“艳说”中抽绎出樱花的面目，却始终是失败。 我们这一伙中间，只有一位Y君见过而且见惯樱花，但可惜他又不是善于绘声影的李大嫂子，所以几次从他的嘴里也没听出樱...
跟“香市”里的把戏班子一同来的是“桑秧客人”。 为什么叫做“客人”呢？孩子们自伙淘里私下议论。睁大了小眼睛躲在大人身背后，孩子们像看把戏似的望着这些“客人”。说话听不懂；他们全是外路口音。装束也有点不顺眼：他们大半穿一件土蓝布的，说它是长衫就太短，说是马褂又太长，镇上没人穿的褂子；他们又有满身全是袋的，又长又大，看上去又挺厚的土蓝布做的背心；年纪大一点的，脚上是一双土布鞋，浅浅...
旅客似乎是十分轻松的人，实际上却相当辛苦。旅客不用上班，却必须受时间的约束；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却必须受钱包的限制；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却必须把几件行李蜗牛壳一般带在身上。旅客最可怕的恶梦，是钱和证件一起遗失，沦为来历不明的乞丐。旅客最难把握的东西，便是气候。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旅客。从西班牙南端一直旅行到英国的北端，我经历了各样的气候，已经到了寒暑不侵的境界。
在叔远的乡下，你同叔远同叔远母亲的一件故事。 天气变到出人的意外。晚上同叔远分别时，还约到明早同到去看栎树林里捕野狸机关，就是应用的草鞋，同到安有短矛子的打狗獾子的军器，也全是在先夜里就预备整齐了。把身子钻到新的山花絮里呼呼的睡去。人还梦到狸子兔子对我作揖，心情非常的愉快。因为是最新习惯，头是为棉被蒙着，不知到天亮已多久，待到为一个人摇着醒来时，掀开被看，已经满房光辉了。
一 我的二房东 在旅馆里只住了一夜，我的朋友就同我去“看房子”。 真是意外，沿马路的电灯柱上，里门口，都有些红纸小方块；烂疮膏药似的，歪七竖八贴着。这是我昨天所不曾看到的，而这些就是“余屋分租”的告白。 我们沿着步行道慢慢地走去、就细读那些“召租文学”。这是非常公式主义的，“自来水电灯齐全，客堂灶披①公用，租价从廉”云...
今天镇上雨水特别好。如今雨又落了整三天。 河里水，由豆绿色变到泥黄后，地位也由滩上移到堤坝上来了。天放了晴水才不再涨。沿河两岸多添了一些扳罾人，可惜地方上徐黑生已死，不然又说镇上八景应改成九景，因为“沱江春涨”当年志书不曾有，或者有意遗落了。 至于沙湾人，对于志书上的缺点，倒不甚注意。“沱江春涨”不上志书也不要紧的，大家只愿水再涨一点。河里水再涨，到把临河那块沙坝...
粥我不爱吃粥。小时候一生病就被迫喝粥。因此非常怕生病。平素早点总是烧饼、油条、馒头、包子，非干物生噎不饱。抗战时在外作客，偶寓友人家，早餐是一锅稀饭，四色小菜大家分享。一小块酱豆腐在碟子中央孤立，一小撮花生米疏疏落落的撒在盘子中，一根油条斩做许多碎块堆在碟中成一小丘，一个完整的皮蛋在酱油碟中晃来晃去。不能说是不丰盛了，但是干噎惯了的人就觉得委屈，如果不算是虐待。也有例外。我母亲若是亲自熬一小薄铫儿...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
旧上海，是指抗日战争以前的上海。那时上海闸北和南市之外，都是租界。洋泾浜（爱多亚路，即今延安路）以北是英租界，以南是法租界，虹口一带是日租界。租界上有好几路电车，都是外国人办的。中国人办的只有南市一路，绕城墙走，叫做华商电车。租界上乘电车，要懂得窍门，否则就被弄得莫名其妙。卖票人要揩油，其方法是这样：譬如你要乘五站路，上车时给卖票人五分钱，他收了钱，暂时不给你票。等到过了两站，才给你一张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