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真像是晴空一声霹雳：冯至先生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 要说我一点都没有想到，也不是的。他毕竟已是达到了米寿高龄的人了。但是，仅仅在一个多月以前，我去看他。我看他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他告诉我说，他不大喜欢有一些人去拜访他，但我是例外。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见于辞色。可是我还有别的事，下了狠心辞别。我同他约好，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接他到燕园里住上几天，会一会...
马是天池之龙种。那自是一种灵物。 ——庾信：《春赋》 也许是缘分，从孩提时候我就喜欢了马。三四岁，话怕才咿呀会说，亦复刚刚记事，朦胧想着，仿佛家门前，老槐树荫下，站满了大圈人，说不定是送四姑走呢。老长工张五，从东院牵出马来，鞍鞯都已齐备，右手是长鞭，先就笑着嚷：跟姑姑去吧？说着一手...
在北京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到西双版纳。每一想到，思想好像要插上翅膀，飞呀，飞呀，不知道要飞多久，飞多远，才能飞到祖国的这一个遥远的边疆地区。 然而，今天我到了西双版纳，却觉得北京就在我跟前。我仿佛能够嗅到北京的气味，听到北京的声音，看到北京的颜色；我的一呼、一吸、一举手、一投足，仿佛都与北京人共之。我没有一点辽远的感觉，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原因，我最初确是百思莫解。...
如果论资排辈，周培源先生应该算是我的老师。说话为什么这样绕弯子呢？原因是，我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当时周先生是清华教授。但是，我学的是西洋文学系，而周先生则是物理教授，并无任何接触。只是有时在校园中林荫路上看到周先生伉俪走过而已。当时教授在社会上地位极高，待遇优厚，而且进可以官，退可以学。在我们青年学生眼中，望之如神仙中人。 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理科归入北大，周先...
刚看过新疆各地的许多千佛洞，在驱车前往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路上，我心里就不禁比较起来：在那里，一走出一个村镇或城市，就是戈壁千里，寸草不生；在这里，一离开柳园，也是平野百里，禾稼不长；然而却点缀着一些骆驼刺之类的沙漠植物，在一片黄沙中绿油油地充满了生意，看上去让人不感到那么荒凉、寂寞。 我们就是走过了数百里这样的平野，最终看到一片葱郁的绿树，隐约出现在天际，后面是一列不太高的山岗...
我写文章很慢而吃力，所以有时候编辑先生向我要稿子，我拿不出来，他就说：“你有存稿，拿一篇出来好了。”久而久之，我自己也疑心我的确有许多存稿囤在那里，终于下决心去搜罗一下。果然，有是有的。我现在每篇摘录一些，另作简短的介绍。有谁愿意刊载的话，尽可以指名索取——就恐怕是请教乏人。
记得那里笔记有一段，说乾隆游江南，有一天登高观海，看见海上几百条船舶，张帆往来，或往北，或往南，颇形热闹。乾隆问左右：“那几百条船到哪里去？”有一位扈从随口答道：“我看见只有两条船。”“怎样说？”皇帝问。那位随行的说：“老天爷。实在只有两条船。一条叫名，一条叫利。”乾隆点首称善。 这话大体上是对的。以名利二字，包括人生一切活动的动机，是快人快语。但是我想有时也不尽然。大禹治水，...
现在我直截了当地谈点有关文学的事情。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读者对每一本书都...
现在继续谈友谊。 里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从那里带走的是另一种回忆。 我第一次来到里昂。我在日记里这样写着：“七点半到达里昂（机场）。来接的人不少，还献了花。某夫人带着她两个女儿开车把我送到沙瓦旅馆。”某夫人是当地友协的一位成员，她的两个“女儿”中一个叫克勒尔，另一个叫杜伟凤，是来了不久的中国留学生，寄宿在夫人的家里，夫人把她当亲闺女看待，叫她做“女儿”。杜伟...
我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所谓“自由”绝不是空话。这里说得很明白，一个人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只要他不触犯刑法或者其他法律，就不应该受到干涉。宪法上并没有规定还有一种拿着棍子和帽子的人可以自由干涉别人的文艺创作活动，可以随便给人扣帽子，向人打棍子。然而有人说是不是还要制定一种“文艺法”，他并非在开玩笑，他实在是胆战心惊，因为拿棍子的人就在近旁，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