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憎恶“逻辑的必要”那个名词，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世事之中无所谓逻辑的必要。中国人对于逻辑的不信任，起点于不信任字眼，再进而惧怕界说，最后则对一切系说、一切假说表示天性的憎恨。因为使哲学派成为可能者，都是字眼、界说和系说的罪恶。哲学的腐化起于对字眼的偏见。中国作家龚定庵说，圣人不说话，有能为的人才说话，愚人才会做辩论——其实龚氏本人就是一个最好做辩论的人，但他仍说这句话。
前两个多月，有一位李博士来到我们学校，演讲“家庭与国家关系”。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又引证许多中西古今的故实，说得痛快淋漓。当下我一面听，一面速记在一个本子上，完了会已到下午四点钟，我就回家去了。 路上车上，我还是看那本笔记。忽然听见有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叫我说：“姐姐！来我们家里坐坐。”抬头一看，已经走到舅母家门口，小表妹也正放学回来；往常我每回到舅母家...
楼下忽然起了一片孩子们暴动的声音。他们的娘高声喊着：“两只雄鸡又在斗了，爸爸快来劝解！”我不及放下手中的报纸，连忙跑下楼来。 原来是两个男孩在打架：六岁的元草要夺九岁的华瞻的木片头，华瞻不给，元草哭着用手打他的头；华瞻也哭着，双手擎起木片头，用脚踢元草的腿。 我放下报纸，把身体插入两孩子的中间，用两臂分别抱住了两孩子，对他们说：“不许打！为的啥事体？大家讲！”元草...
春天。枯黄的原野变绿了。新绿的叶子在枯枝上长出来。阳光温柔地对着每个人微笑，鸟儿在歌唱飞翔。花开放着，红的花，白的花，紫的花。星闪耀着，红的星，绿的星，白的星。蔚蓝的天，自由的风，梦一般美丽的爱情。每个人都有春天。无论是你，或者是我，每个人在春天里都可以有欢笑，有爱情，有陶醉。然而秋天在春天里哭泣了。这一个春天，在迷人的南国的古城里，我送走了我的一段光阴。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革命烈士郁达夫于1934年8月创作的散文。郁达夫为躲避国民党的恐怖威胁，1933年4月，他由上海迁居到杭州。1934年7月，郁达夫从杭州经青岛去北平（今北京），再次饱尝了故都的“秋味”，并写下该文。《故都的秋》全文1500多字，运用了42个秋字来润色北国之秋的“清”“静”和“悲凉”，也处处渗透着郁达夫消极与积极情绪在纠结与斗争的痕迹。故都的“秋”，其实是郁达夫的“秋”，是表现了他主观感情、审美取向、文学气质和人生态度的“秋”。本文的悲凉美感，跟传统的悲秋情结有关，跟作者的身世性格有关，跟作品的创作背景也有关。
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车站去。他心中常常摹拟着的离别，今天已临到了。然而舅舅和姊姊上车之后，他和姊姊隔着车窗，只流下几点泛泛的眼泪。 回去的车上，他已经很坦然的了，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到门走入东屋，本是他和姊姊两个人同住的小屋子。姊姊一走，她的东西都带了去，显得宽绰多了。他四下里一看，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代替窗帘的，被炉烟熏得焦黄的纸撕了去，窗外便射进阳光来。平日放在窗前的几个用...
法国大散文家和思想家蒙田写过一篇散文《论恐惧》。他一开始就说：“我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是研究人类本性的学者，对于人为什么恐惧所知甚微。”我当然更不是一个研究人类本性的学者，虽然在高中时候读过心理学这样一门课，但其中是否讲到过恐惧，早已忘到爪哇国去了。可我为什么现在又写《论恐惧》这样一篇文章呢？理由并不太多，也谈不上堂皇。只不过是因为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而今又受到了蒙田的启发而已。好像是蒙田给...
写游记象是件不太费力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小学生，总有机会在作文本子上留下点成绩。至于一个作家呢，只要他肯旅行，就自然有许多可写的事事物物搁在眼前。情形尽管是这样，好游记可不怎么多。编选高级语文教本的人，将更容易深一层体会到，古今游记虽浩如烟海，入选时实费斟酌。
算来已经是整整的七天七夜了，这秋季的淋雨还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风。呼呼地吹得帐幕像要倒塌下来似的震摇。偶尔风势稍杀，呜呜地像远处的悲笳；那时候，被盖住了的猖獗的雨声便又突然抬头，腾腾地宛然是军鼓催人上战场。 中间还夹着一些异样的声浪：是尖锐的，凄厉的，有曲折抑扬，是几个音符组成的人们说话似的声浪。这也是两三天前和大风大雨一同来的，据说是狐狸的哀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