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在上海出现了一个小骗子。他的真面目还不曾被人认出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人围着他转，因为据说他是一位高级军事干部的儿子。等到他给抓了起来，人们又互相抱怨，大惊小怪，看笑话，传小道，越传越广，终于到了本市两家日报都刊登长篇报道的地步。香港的刊物也发表了记事之类的东西。（当然报道、记事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有人出丑，有人庆幸，有人愤慨。总之，人们私下议论纷纷。后来剧团也编演了有关小骗子的话剧，...
记得在什么诗话上读到过两句诗： 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 诗话的作者认为是警句，我也认为是警句。但是当时我却只能欣赏诗句的意境，而没有丝毫感性认识。不意我今天竟亲身来到了钱塘江畔富春江上。极目一望，江水平阔，浩渺如海；隔岸青螺数点，微痕一抹，出没于烟雨迷蒙中。“隔岸越山多”的意境我终于亲临目睹了。
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即使所谓“轻性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有点假。譬如说颜色：夏天房里下着帘子，龙须草席上堆着一叠旧睡衣，摺得很齐整，翠蓝青布衫，青绸裤，那翠蓝与青在一起有一种森森细细的美，并不一定使人发生什么联想，只是在房间的薄暗里挖空了一块，悄没声地留出这块地方来给喜悦。我坐在一边，无心中看到了，也高兴了好一会。
上一篇《随想》还是在病院里写成的。出院不久我到北欧去了一趟，出国前我又患感冒，到达斯德哥尔摩时，发了支气管炎，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老老实实地对我国驻瑞典使馆的同志讲了。晚上有一位从上海来进修的医生给我治疗。第二天使馆的同志们给我送稀饭、送面条、送水果来，我在旅馆里也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前一天我下飞机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第二天我却见到了这么多的亲人。在瑞典的首都我住不到两个星期，...
六点钟时天已大亮，由青岛过济南的火车，带了一身湿雾骨碌骨碌跑去。从开车起始到这时节已整八点钟，我始终光着两只眼睛。三等车车厢中的一切全被我看到了，多少脸上刻着关外风雪记号的农民！我只不曾见到我自己，却知道我自己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我默默地注意一切乘客，想估计是不是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认识徐志摩，知道徐志摩。我想把一个新闻告给他，徐志摩死了，就是那个给年青人以蓬蓬勃勃生气的徐志摩死了。我要找...
为了工作，我需要清静与单独，因此长住在乡下，不知不觉就过了五年。 乡下居住一久，和社会场面都隔绝了，一家人便在极端简单生活中，送走连续而来的每个日子。简单生活中又似乎还另外有种并不十分简单的人事关系存在，即从一切书本中，接近两千年来人类为求发展争生存种种哀乐得失。他们的理想与愿望，如何受事实束缚挫折，再从束缚挫折中突出，转而成为有生命的文字，这个艰苦困难过程，也仿佛可以接触。其...
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我和父亲和妹妹去寻过她的坟。 母亲去得突然，且在中年。那时我坐在轮椅上正惶然不知要向哪儿去，妹妹还在读小学。父亲独自送母亲下了葬。巨大的灾难让我们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甚至把墙上她的照片也收起来，总看着她和总让她看着我们，都受不了。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无言：没有一句关于她的话是恰当的，没有一个关于她的字不是恐怖的。 十年过去，悲痛才似轻...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