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
S是在澳洲长大的——她的父亲是驻澳的外交官——十七岁那年才回到祖国来。她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同学，在她考上大学的第二天，她祖父就带她来看我，托我照应。她考的很好，只国文一科是援海外学生之例，要入学以后另行补习的。
那时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我留她的祖父和她，在我们家里吃茶点。我陪着她的祖父谈天，她也一点不拘束的，和我们随便谈笑。我觉得她除了黑发黑睛之外，她的衣着，表情，完全像一个欧洲的少女。她用极其流利的英语，和我谈到国文，她说：“我曾经读过国文，但是一位广东教师教的，口音不正确……”说到这里，她极其淘气的挤着眼睛笑了，“比如说，他说：‘系的，系的，萨天常常萨雨。’你猜是什么意思？他是说：“是的，是的，夏天常常下雨’你看！”她说着大笑起来，她的祖父也笑了。
我说：“大学里的国文又不比国语，学国语容易，只要你不怕说话就行。至于国文，要能直接听讲，最好你的国文教授，能用英语替你解说国文，你在班里再一用心，就行了。”她的祖父就说：“在国文系里，恐怕只有你能用英语解说国文，就把她分在你的组里吧，一切拜托了！”我只得答应了。
上了一星期的课，她来看我，说别的功课都非常容易，同学们也都和她好，只是国文仍是听不懂。我说：“当然我不能为你的缘故，特别的慢说慢讲，但你下课以后，不妨到我的办公室里，我再替你细讲一遍。”她也答应了。从此她每星期来四次，要我替她讲解。真没看见过这样聪明的孩子，进步像风一样的快。一个月以后，她每星期只消来两次，而且每次都是用纯粹的流利的官话，和我交谈。等到第二学期，她竟能以中文写文章，她在我班里写的“自传”长至九千字，不但字句通顺，而且描写得非常生动。这时她已成了全校师生嘴里所常提到的人物了。
她学的是理科，第二年就没有我的功课，但因为世交的关系，她还常常来看我。现在她已完全换了中服，一句英语不说，但还是同欧美的小女孩儿一样的活泼淘气。她常常对我学她们化学教授的湖南腔，物理教授的山东话，常常使全客厅的人们，笑得喘不过气来。她有时忽然说：“×叔叔，我祖父说你在美国一定有位女朋友，否则为什么在北平总不看见你同女友出去？”或说：“众位教授听着！我的×叔叔昨天黄昏在校园里，同某女教授散步，你们猜那位女教授是谁？”她的笑话，起初还有人肯信，后来大家都知道她的淘气，也就不理她。同时，她的朋友越来越多，课余忙于开会，赛球，骑车，散步，溜冰，演讲，排戏，也没有工夫来吃茶点了。
以后的三年里，她如同狮子滚绣球一般，无一时不活动，无一时不是使出浑身解数的在活动。在她，工作就是游戏，游戏就是工作。早晨看见她穿着蓝布衫，平底皮鞋，夹着书去上课；忽然又在球场上，看见她用红丝巾包起头，穿着白衬衣，黑短裤，同三个男同学打网球；一转眼，又看见她骑着车，飞也似的掠过去，身上已换了短袖的浅蓝绒衣和蓝布长裤；下午她又穿着实验白衣服，在化学楼前出现；到了晚上，更摸不定了，只要大礼堂灯火辉煌，进去一看，台上总有她，不是唱歌，就是演戏；在周末的晚上，会遇见她在城里北京饭店或六国饭店，穿起曳地的长衣，踏着高跟鞋，戴着长耳坠，画眉，涂指甲，和外交界或使馆界的人们，吃饭，跳舞。
她的一切活动，似乎没有影响到她的功课，她以很高的荣誉毕了业。她的祖父非常高兴，并邀了我的父亲来赴毕业会，会后就在我们楼里午餐。她们祖孙走后，我的父亲笑着说：“你看S像不像一只小猫，没有一刻消停安静！她也像猫一样的机警聪明，虽然跳荡，却一点不讨厌。我想她将来一定会嫁给外交人员，你知道她在校里有爱人吧？”我说：“她的男朋友很多，却没听说过有哪一个特别好的，您说的对，她不会在同学中选对象，她一定会嫁给外交人员。但无论如何，不会嫁给一个书虫子！”
出乎意外的，在暑期中，她和一位P先生宣布订婚，P就是她的同班，学地质土壤的。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问起P的业师们，他们都称他是个绝好的学生，很用功，性情也沉静，除读书外很少活动。但如何会同S恋爱订婚，大家都没看出，也绝对想不到。
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住在S祖父的隔壁，我的父亲有时带我们几个弟兄，去拜访他们。他们家里简直是“全盘西化”，家人仆妇都会听英语，饮食服用，更不必说。S是地道的欧美主妇，忙里偷闲，花枝招展。我的父亲常常笑对S说：“到了你家，就如同到澳洲中国公使馆一般！”
但是住在“澳洲中国公使馆”的P先生，却如同古寺里的老僧似的，外面狂舞酣歌，他却是不闻不问，下了班就躲在他自己的书室里，到了吃饭时候才出来，同客人略一招呼，就低头举箸。倒是S常来招他说话，欢笑承迎。饭后我常常同他进入书室，在那里，他的话就比较的多。虽然我是外行，他也不惮烦的告诉许多关于地质土壤的最近发现，给我看了许多图画、照片和标本。父亲也有时捧了烟袋，踱了进来，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对P的印象非常之好，常常对我说：“P就是地质本身，他是一块最坚固的磐石。S和一般爱玩漂亮的人玩腻了，她知道终身之托，只有这块磐石最好，她究竟是一个聪明人！”
我离开北平的时候，到她祖父那里辞行，顺便也到P家走走。那时S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院子里又添上了沙土池子，秋千架之类。家里人口添了不少，有保姆，浆洗缝做的女仆，厨子，园丁，司机，以及打杂的工人等等。所以当S笑着说“后方见”的时候，我也只笑着说：“我这单身汉是拿起脚来就走，你这一个‘公使馆’如何搬法？”P也只笑了笑，说：“×先生，你到那边若见有地质方面新奇的材料，在可能的范围内，寄一点来我看看。”
从此又是三年——
忽然有一天，我在云南一个偏僻的县治旅行，骑马迷路。那时已近黄昏，左右皆山，顺着一道溪水行来，逢人便问，一个牧童指给我说：“水边山后有一个人家，也是你们下江人，你到那边问问看，也许可以找个住处。”我牵着马走了过去，斜阳里一个女人低着头，在溪边洗着衣裳，我叫了一声，她猛然抬起头来，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那用圆润的手腕，遮着太阳，一对黑大的眼睛，向我注视的，不是S是谁？
我赶了过去，她喜欢的跳了起来，把洗的衣服也扔在水里，嘴里说：“你不嫌我手湿，就同我拉手！你一直走上去，山边茅屋，就是我们的家。P在家里，他会给你一杯水喝，我把衣裳洗好就来。”＜
三个孩子在门口草地上玩，P在一边挤着羊奶，看见我，呆了一会，才欢呼了起来。四个人把我围拥到屋里，推我坐下，递烟献茶，问长问短。那最大的九岁的孩子，却溜了出去，替我喂马。
S提着一桶湿衣服回来，有一个小脚的女工，从厨房里出来，接过，晾在绳子上。S一边擦着手笑着走了进来，我们就开始了兴奋而杂乱的谈话，彼此互说着近况，从谈话里知道他们是两年前来的，我问起她的祖父，她也问起我的父亲。S是一刻不停的做这个那个，她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谈着。直到吃过晚饭，孩子们都睡下了，才大家安静的，在一盏菜油灯周围坐了下来。S补着袜子，P同我抽着柳州烟，喝着胜利红茶谈话。
S笑着说：“这是‘公使馆’的‘山站’，我们做什么就是得像什么！×叔叔！这座茅屋，就是P指点着工人盖的，门都向外开，窗户一扇都关不上！拆了又安，安了又拆，折腾了几十回。这书桌，书架，‘沙发’椅子都是P同我自己钉的，我们用了七十八个装煤油桶的木箱。还有我们的床，那是杰作，床下还有放鞋的矮柜子。好玩的很，就同我们小时玩‘过家家’似的，盖房子，造家具，抱娃娃，做饭，洗衣服，养鸡，种菜，一天忙个不停，但是，真好玩，孩子们都长了能耐，连P也会做些家务事。我们一家子过着露营的生活，笑话甚多，但是，我们也时常赞谈自己的聪明，凡事都能应付得开。明天再带你去看我们的鸡棚，羊圈，蜂房，还有厕所，……总而言之，真好玩！”
我凝视着她，“真好玩”三字就是她的人生观，她的处世态度，别的女人觉得痛苦冤抑的工作，她以“真好玩”的精神，“举重若轻”的应付了过去。她忙忙的自己工作，自己试验，自己赞叹，真好玩！她不觉得她是在做着大后方抗战的工作，她就是萧伯纳所说的：“在抗战时代，除了抗战工作之外，什么都可以做”的大艺术家！
当夜他们支了一张行军床——也是他们自己用牛皮钉的——把我安放在P的书室里，这是三间屋子里最大的一间，兼做了客室，储藏室等等。墙上仍是满钉着照片图画，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墙角还立着许多锄头，铁铲，锯子，扁担之类。灭灯后月色满窗，我许久睡不着，我想起北平的“澳洲中国公使馆”，想起我的父亲，不知父亲若看了这个山站，要如何想法！
阳光射在我的脸上，一阵煎茶香味，侵入鼻管。我一睁眼，窗外是典型的云南的海蓝的天，门外悄无声息。我轻轻的穿起衣服，走了出来，看见S蹑手蹑脚的在摆着早饭，抬头看见我，便笑说：“睡得好吧？你骑了一天马，一定累了，我们没有叫你。P上班去了，孩子们也都上学了，我等着你一块儿吃粥。”说着忙忙的又到厨房里去了。
我在外间屋里，一面漱洗，一面在充满阳光的屋子里，四周审视。“公使馆”的物质方面，都已降低，而“公使馆”的整洁美观的精神，尽还存在，还添上一些野趣。饭桌上蒙着一块白底红花土布，一只大肚的陶罐里，乱插着红白的野花。桌上是一盘黄果，——四川人叫做广柑——对面摆着两只白盘子，旁边是两把红柄的刀子，两双红筷子，两个红的电木的洗手碗，两块白底红花的饭巾……正看着，S端了一盘鸡蛋炸馒头片进来，让我坐下，她自己坐在对面。我们一面剥黄果，一面谈话。
白天看S，觉得她比三年前瘦了许多，但精神仍旧是很好，身上穿着蓝底印白花的土布衫子，短袜子，布鞋；脸上薄施脂粉，指甲也染得很红。我笑说：“你的化妆品都带来了吧？”她也笑说：“都带来了，可是我现在用的是鹅蛋粉，和胭脂棉。凤仙花瓣和白矾捣了也可以染指甲。”
我们吃着S自制的咸鸭蛋和泡菜，吃过稀饭，又喝了煎茶。坐了一会，S就邀我去参观她的环境。出到门外，菜园里红的是辣椒，西红柿，绿的是豆子，黄的是黄爪，紫的是茄子，周围是一片一片的花畦，阳光下光艳夺目，蜂喧蝶闹。菜园的后面，简直像个动物园！十几只意大利的大白鸡，在沙地上吃食，三只黑羊，两只狼犬——我的那匹马也拴在旁边——还有小孩子养的松鼠和白兔。一只极胖的蓝睛的暹罗猫，在篱隙出入跳跃。
转到山后，便看见许多人家，S说这便是市中心，有菜场，有邮政代办所，有中心小学校。P的“地质调查所”是全市最漂亮高大的房子，砖墙瓦顶，警察岗亭就设在门边。我们穿过这条“大街”的时候，男女老幼，村的俏的，都向S招呼，说长道短。有个妇人还把一个病孩子，从门洞里抱出来给S看。当我们离开这人家的时候，我笑说：“S，如今你不是公使夫人，而是牧师太太了！”她笑了一笑。
大街尽头，便是五六幢和S的相似的房子，那是地质调查所同人的住宅。S也带我进去访问。那些太太们大都是外省人，看见我去都很亲热，让坐让茶。她们的房间和S的一样，而陈设就很乱很俗，自己是乱头粗服，孩子们也啼哭喧闹。这些太太们不住的向我道歉，说是房间又小，佣人又笨，什么都不趁手，哪能像北平，上海那样的可以待客呢？我无聊的坐了一会，也就告辞了出来。
回来的路上，S请我先走，说她还要到小学里去教一堂课。我也便不回来，却走到“地质调查所”去找P，参观了他们的工作。等到P下班，我们一同走出来，三个孩子十分高兴的在门口等着，说是“妈妈炖了鸡，烤了肉，蒸了蛋羹，请客人回去吃大馒头去！”
午后我睡了一大觉，醒起便要走路，S和P一定不肯，说今晚要约几个朋友来和我谈谈。S笑说还有几位漂亮的太太。我说：“假如你们可怜我，就免了这一套吧，我实在怕见生人；还有，你也扮演不出‘公使馆’那一出！”P说：“也好，你再住一天，我们不请客人好了。”S想了一会，笑了，说：“晚饭以前，我还有事，你们带这几个孩子到对山去玩去，六时左右，带些红杜鹃花回来。”我们答应了，孩子们欢呼着都跑在前面去了。
我和P对躺在山头草地上，晒着太阳。我说：“你们这一对儿真好，你从前是那样稳静，现在也是那样稳静。S从前是那样活泼，现在也是那样活泼，不过比从前更老练能干了，真是难得。”P沉默了一会，说：“×先生，你只知道S活泼的一方面，还没有看她严肃的一方面。她处处求全，事事好胜，这一二年来，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她一个人做着六七个人的事，却从不肯承认自己的软弱。你知道她喜欢引用中文成语——英文究竟是她的方言，她睡梦中常说英语——有时文不对题的使人发笑。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她躺在床上，看见我就要起来。我按住她，问她怎么了，她说没有什么。只觉得有一点头晕。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她忽然说：‘P，我这个人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心里忽然一阵难过，勉强笑说：‘别胡说了，你知道“薄命”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她却流下泪来，转身向里躺着去了。×先生，你觉得……”
P说不下去了，我也不觉愣住，便说：“我自然看出S严肃的一方面，她如果不严肃，她不会认得你，她如果不严肃，她不会到内地来，她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你要时时防护着她！至于她所说的那两句话你倒不必存在心里，她对于汉文是半懂不懂的。”P不言语，眼圈却红了。
这时候孩子们已抱着满怀的红杜鹃花，跑了上来，说：“我们该回去了，
晚饭以前，我们还要换衣服呢。”
一进家门，那“帮工”的李嫂，穿着一身黑绸的衣裤，系着雪白的围裙，迎了出来，嘴里笑着说：“客人们请客厅坐。”我们进到中间屋里，看着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点着辉煌的四支红烛，中间一大盘的红杜鹃花，桌上一色的银盘银箸，雪白的饭巾。我们正在诧愕，李嫂笑着打起卧房的布帘子，说：“太太！客人来了。”S从屋里笑盈盈的走了出来，身上穿着红丝绒的长衣，大红宝石的耳坠子，脚上是丝袜，金色高跟鞋，画着长长的眉，涂上红红的嘴唇，眼圈边也抹上淡淡的黄粉，更显得那一双水汪汪的俊眼——这一双俊眼里充满着得意的淘气的笑——她伸出手来，和我把握，笑说：“×先生晚安！到敝地多久了？对于敝处一切还看得惯吧？”
我们都大笑了起来，孩子们却跑过去抱着S的腿，欢呼着说：“妈妈，真好看！”回头又拍手笑说：“看！李嫂也打扮起来了！”李嫂忍着笑，走到厨房里去了。
我们连忙洗手就座。因为没有别的客人，孩子们便也上席，大家都兴高采烈。饭后，孩子们吃过果点，陆续的都去睡了。S又煮起咖啡，我们就在廊上看月闲谈。看着S的高跟鞋在月下闪闪发光，我就说：“你现在没有机会跳舞玩牌了吧？”S笑说：“才怪！P的跳舞和玩牌都是到了这里以后才学会的。晚饭后没事，我就教给P打‘蜜月’纸牌，也拉他跳舞。他一天工作怪累的，应当换一换脑筋。”P笑说：“我倒不在乎这些个，我在北平的时候，就不换脑筋。我宁可你在一天忙累之后，早点休息睡觉，我自己再看一点轻松的书。”我说：“S，你会开汽车吧？”S说：“会的，但到这里以后，没有机会开了。”我笑说：“你既会开车，就知道无论多好多结实的车子，也不能一天开到二十四小时，尤其在这个崎岖的山路上。物力还应当爱惜，何况人力？你如今不是过着‘电气冰箱，抽水马桶’的生活了，一切以保存元气为主，不能一天到晚的把自己当做一架机器，不停的开着……”S连忙说：“正是这话！人家以为我只会过‘电气冰箱，抽水马桶’的生活……”
我拦住她，“你又来，总是好胜要强的脾气！你如果把我当做叔叔，就应当听我的话。”S笑了一笑，抬头向月，再不言语。
第二天一早，我就骑着马离开这小小的镇市。P和S，和三个小孩子都送我到大路上，我回望这一群可爱的影子，心中忽然感激，难过。
回到我住处的第三天，忽然决定到重庆来。在上飞机之前，匆匆的给他们写一封短信，谢谢他们的招待，报告了我的行踪。并说等我到了重庆以后，安定下来，再给他们写信——谁知我一到陪都，就患了一个月的重伤风，此后东迁西移，没有一定的住址。直到两月以后，才给他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许久没有得到回音。又在两月以后，我在一个大学里，单身教授的宿舍窗前，拆开了P的一封信：
×先生：
我何等的不幸，S已于昨天早晨弃我而逝！原因是一位同事出差去了，他的太太忽然得了急性盲肠炎。S发现了，立刻借了一部车子，自己开着，送她到省城。等到我下班，看见了她的字条，立刻也骑马赶了去……那位太太已入了医院，患处已经溃烂，幸而开刀经过良好，只是失血太多，需要输血。
那时买血很贵，那位太太因经济关系，坚持不肯。S又发现她们的血是同一类型，她就输给那太太二百CC的血。……我要她同我回来，她说那太太需要人照料，而又请不起特别护士，她必须留在那里，等到她的先生来了再走。我拗她不过，所中公务又忙，只得自己先走……三星期之后，S回来了，瘦得不成样子！原来在三星期之内，她输给那太太四百CC的血。
从此便躺了下去，有时还挣扎着起来，以后就走不动了。医生发现她是得了黍形结核症，那是周身血管，都有了结核细菌，是结核症中最猛烈最无可救药的一种！病原是失血太多，操劳过度，营养不足，……这三个月中，急坏了S，苦坏了孩子，累坏了我，然而这一切苦痛，都不曾挽回我们悲惨的命运！……她生在上海，长在澳洲，嫁在北平，死在云南，享年三十二岁……
如同雷轰电掣一般，我呆住了，眼前涌现了S的冷静而含着悲哀的，抬头望月的脸！想到她那美丽整洁的家，她的安详静默的丈夫，她的聪明活泼的孩子……
忽然广场上一声降旗的号角，我不由自主的，扔了手里的信，笔直的站了起来。我垂着两臂，凝望着那一幅光彩飘扬的国旗，从高杆上慢慢的降落了下来，在号角的余音里，我无力的坐了下去，我的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流满了我的脸上了！
（原载散文集《关于女人》，1943年9月，重庆天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