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乐家席慕德女士有一次搭出租车，车上正大放流行曲。她请司机调低一点，司机说："你不喜欢音乐吗？"席慕德说："是啊，我不喜欢音乐。"一位音乐家面对这样的问题，真可谓啼笑皆非了。首先，音乐的种类很多，在台湾的社会最具恶势力的一种，虽然也叫作音乐，却非顾曲周郎所愿聆听。其次，音乐之美并不取决于音量之高低。有些人听"音响"，其实是在玩机器，而非听音乐。
熄了引擎，旋下左侧的玻璃窗，早春的空气遂漫进窗来。岑寂中，前面的橡树林传来低沉而嘶哑的鸟声，在这一带的山里，荡起幽幽的回声。是老鸦呢，他想。他将头向后靠去，闭起眼睛，仔细听了一会，直到他感到自己已经属于这片荒废。然后他推开车门，跨出驾驶座，投入四月的料峭之中。水仙花的四月啊，残酷的四月。已经是四月了，怎么还是这样冷峻，他想，同时翻起大衣的领子。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
一百年前发明电话的那人，什么不好姓，偏偏姓“铃”（alexanderbell），真是一大巧合。电话之来，总是从颤颤的一串铃声开始，那高调，那频率，那精确而间歇的发作，那一叠连声的催促，凡有耳神经的人，没有谁不悚然惊魂，一跃而起的。最吓人的，该是深夜空宅，万籁齐寂，正自杯弓蛇影之际，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像恐怖电影里那样。旧小说的所谓“催魂铃”，想来也不过如此了。王维的辋川别墅里，要是装了一架电话，他那些静绝清绝的五言绝句，只怕一句也吟不出了。
我的中学时代在四川的乡下度过。那时正当抗战，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一寸铁轨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年幼的我，在千山万岭的重围之中，总爱对着外国地图，向往去远方游历，而且觉得最浪漫的旅行方式，便是坐火车。每次见到月历上有火车在旷野奔驰，曳着长烟，便心随烟飘，悠然神往，幻想自己正坐在那一排长窗的某一扇窗口，无穷的风景为我展开，目的地呢，则远在千里外等我，最好是永不到达，好让我永不下车。
旅客似乎是十分轻松的人，实际上却相当辛苦。旅客不用上班，却必须受时间的约束；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却必须受钱包的限制；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却必须把几件行李蜗牛壳一般带在身上。旅客最可怕的恶梦，是钱和证件一起遗失，沦为来历不明的乞丐。旅客最难把握的东西，便是气候。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旅客。从西班牙南端一直旅行到英国的北端，我经历了各样的气候，已经到了寒暑不侵的境界。
一直对李叔同先生怀有浓厚的兴趣，不止是他在书法、绘画、音乐、戏剧方面的才华横溢，更因为他风花雪月的情事。他有深爱的日本妻子和孩子，而他又绝尘而去，皈依佛门，走的清绝而超脱，这不是一般俗中人所能做到的。他1880年出生于天津的官宦兼盐商之家，自幼聪慧好学，十几岁书法填词都到了很高的水平，“二十文章惊海内。”可说是一个文化深厚又有艺术天赋的青年才俊。
三月的北方虽然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萧瑟，但江南已是大片的油菜花开的过份张扬浓烈了，以致面对那耀眼的金黄，我的眼睛竟有些不适应，有一种被覆盖后的迷朦。当柔风夹挟着一丝湿润的花香向我袭来的时候，我的目光所到之处是远山树影，翠竹碧水，还有那田野弯腰锄草带着斗笠的村妇。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就是曾显赫一时的徽商梦中的故园吗？这是曾诞生过多少历史文化名人的故里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是我梦中的美妙，无梦的真实。
因为我们是去看同一个人，所以我们相遇了，相遇在她的墓前。那天，是一阵小雨后，陶然亭公园的白蔷薇被雨轻濯了一下，越发开的娇嫩而洁净，这个季节是白蔷薇怒放的日子。我踏着雨后清湿的石板小径，闻着园子清新淡淡的花香，在一片小树林里，我寻到她的墓前，那是一块朴素的墓碑，首先抢入眼帘的，是墓前的一束白蔷薇，她高贵而寂寞的躺在碑前，是谁送的花？在这雨后，这麽洁净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