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见到从南京来的朋友，听他们谈起方之同志的事情，据说江苏省代表团因为参加方之同志的追悼会，比我们迟一天到北京。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前不久见过方之同志一面。他的面貌我现在怎样努力回忆也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他和陆文夫同志一起来找我，谈他们组织“探求者”的打算。当时我只读过方之的短篇小说《在泉边》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觉得还不错，认为他们是有希望...
并不是我一提笔就离不开志摩，就是手里的笔也不等我想就先抢着往下溜了；尤其是在这秋夜！窗外秋风卷着落叶，沙沙的幽声打入我的耳朵，更使我忘不了月夜的回忆，眼前的寂寥。本来是他带我认识了笔的神秘，使我感觉到这一支笔的确是人的一个惟一的良伴：它可以发泄你满腹的忧怨，又可以将不能说的不能告人的话诉给纸笔，吐一口胸中的积闷。所以古人常说不穷做不出好诗，不怨写不出好文。的确，回味这两句话，不知有多少深意。
好久，好久，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替一位在清贫中默默死去的朋友揩掉溅在他身上的污泥，可是一直没有动笔，因为我一则害怕麻烦，二则无法摆脱我那种“拖”的习惯。时光水似的一年一年流去，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今天又在落雨，暮春天气这样冷我这一生也少见，夜已深，坐在书桌前，接连打两个冷噤，腿发麻，似乎应该去睡了。我坐着不动，仍然在“拖”着。忽然有什么东西烧着我的心，我推开面前摊开的书，埋着头在抽屉里找寻什么...
躺在这里的是一个绝望的女人。山地的春光总是来的迟些，风是有些寒意的。旧年的秋草在风中摇曳出一片枯黄的时候，已有刺儿菜的嫩芽探出头，但因少的可怜，不足以点缀出一片绿，以致我极目四望，还是满目的荒凉。 自从我六年前来过这里，也就是把这个女人安放在这里，我已经六年没回来过了，尽管别人来过，那是别人的事，我已有整六年没往这里送过脚印了。
今天是你走脱这世界的四周年！朋友，我们这次拿什么来纪念你？前两次的用香花感伤的围上你的照片，抑住嗓子底下叹息和悲哽，朋友和朋友无聊的对望着，完成一种纪念的形式，俨然是愚蠢的失败。因为那时那种近于伤感，而又不够宗教庄严的举动，除却点明了你和我们中间的距离，生和死的间隔外，实在没有别的成效；几乎完全不能达到任何真实纪念的意义。
我的中学时代在四川的乡下度过。那时正当抗战，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一寸铁轨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年幼的我，在千山万岭的重围之中，总爱对着外国地图，向往去远方游历，而且觉得最浪漫的旅行方式，便是坐火车。每次见到月历上有火车在旷野奔驰，曳着长烟，便心随烟飘，悠然神往，幻想自己正坐在那一排长窗的某一扇窗口，无穷的风景为我展开，目的地呢，则远在千里外等我，最好是永不到达，好让我永不下车。
时间好像在飞跑，靳以逝世一转眼就二十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 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在上海看见他，他还在复旦大学念书，在同一期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年底在北平文学季刊社我们开始在一起工作。（他在编辑《文学季刊》，我只是在旁边帮忙看稿，出点主意。）这以后我们或者在一个城市里，或者隔了千山万水，从来没有中断联系，而且我仍然有在一起工作的感觉。他写文章，编...
代沟是翻译过来的一个比较新的名词，但这个东西是我们古已有之的。自从人有老少之分，老一代与少一代之间就有一道沟，可能是难以飞渡的深沟天堑，也可能是一步迈过的小渎阴沟，总之是其间有个界限。沟这边的人看沟那边的人不顺眼，沟那边的人看沟这边的人不像话，也许吹胡子瞪眼，也许拍桌子卷袖子，也许口出恶声，也许真个的闹出命案，看双方的气质和修养而定。《尚书·远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
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中央日报》方块文章井心先生记载着：“以写作手法新颖，自成一格……的作者沈从文，不久以前，在大陆因受不了迫害而死。听说他喝过一次煤油，割过一次静脉，终于带着不屈服的灵魂而死去了。”接着又说：“他出身行伍，而以文章闻名；自称小兵，而面目姣好如女子，说话、态度尔雅、温文……。”“他写得一手娟秀的《灵飞经》……。”这几句话描写得确切而生动，使我想起沈从文其人。我现在先发表他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