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

这首词上下两片采用了不同的手法，上片偏于客观景物的渲染，下片着重主观心理的描绘。然而景物的渲染中却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主观心理的描绘又糅合在客观景物之中。因而从整体上来说，情与景、主观与客观，又融成一片。

这首词选择的时间是一个暮色苍茫、烟云暖暧的黄昏，季节是秋冬之交，写的是在一位思妇独立玉阶远眺时一刹那的情思。开头两句为远景，“平林漠漠烟如织”便传达出一种空寞惆怅的情绪，它起到笼罩全篇的作用。如烟如织，扯也扯不开，割也割不断。就连那远处碧绿的山色也使人着恼，叫人伤感。这似乎是静态的写生，是一种冷色的画面，但静态之中又夹杂着主观的感受，给人一种潜在的骚动感，撩人意绪。接着，这种骚动感由潜在到表面化了。“暝色”句为近景，用一“入”字由远而近，从全景式的平林远山拉到楼头思妇的特写镜头，突出了“有人楼上愁”的人物主体，层次井然，一个“入”字使整个画面波动起来，由远及近、由潜在到表面化。看起来是客观景物感染了其人，实际上是此人内心感受在不断深化。至“有人楼上愁”句，这个由客观到主观、由物到人的过渡完成了。这个“愁”字把整个上片惆怅空寞的情绪全部绾结在一起，同时又自然地过渡到下片。承上启下，臻于绝妙。整段文字有如电影，从“平林”“寒山”的远镜头，拉到“高楼”的近景，复以“暝色”做特写镜头造成气氛，最终突出“有人楼上愁”的半身镜头。

下片立足于主观的感受上，写楼上思妇的情感流动。在暮霭沉沉之中，主人公久久地站立在石阶前，感到的只是一片空茫。“空”也是上片所勾画的景物感染下的必然结果。主观情绪并不是孤立存在着的，它立刻又融入了景物之中——“宿鸟归飞急”。这一句插得很巧妙。作者用急飞的宿鸟与久立之人形成强烈的对照。一方面，南宿鸟急归反衬出人的落拓无依；另一方面，宿鸟急归无疑地使抒情主人公的内心骚动更加剧烈。于是，整个情绪波动起来。如果说上片的“愁”字还只是处于一种泛泛的心理感受状态，那么，现在那种朦胧泛泛的意识逐渐明朗化了。它是由宿鸟急归导发的。所以下面就自然道出了：“何处是归程？”主人公此刻也急于寻求自己的归宿，来挣脱无限的愁绪。可是归程在哪里并没有一个实在的答案，只不过是“长亭连短亭”。有的仍然是连绵不断的落拓、惆怅和空寞，在那十里五里、长亭短亭之间。征途上无数长亭短亭，不但说明归程遥远，同时也说明归期无望，以与过片“空伫立”之“空”字相应。如此日日空候，主人公的离愁也就永无穷尽了。结句不怨行人忘返，却愁道路几千，归程迢递，不露哀怨，语甚酝藉。

这首词运用朦胧交错的描写手法造成词境时空的淌恍迷离，在短短的一首词中，掇取了密集的景物：平林、烟霭、寒山、暝色、高楼、宿鸟、长亭、短亭，借此移情、寓情、传情，手法极为娴熟，展现了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活动，反映了词人在客观现实中找不到人生归宿的无限落拓惆怅的愁绪。

这首词相传为李白所作。宋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说：“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曾布）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〇四认为此词是李白为思蜀而作。清人刘熙载《艺概》卷四疑此词作于唐玄宗西幸之后。

历来解说此词，虽然有不少论者认为它是眺远怀人之作，但更多的人却说它是羁旅行役者的思归之辞。后一种理解，大概是受了文莹《湘山野录》所云“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一语的影响，以为既然题于驿楼，自然是旅人在抒思归之情。其实，古代的驿站邮亭等公共场所以及庙宇名胜的墙壁上，有些诗词不一定是即景题咏，也不一定是写者自己的作品。这首词不是第一称谓，而是第三称谓，是第三者所控制、所描撰的场景变换。下片的歇拍两句，才以代言的方法，模拟出画中人的心境。而且词中的“高楼”“玉阶”，也不是驿舍应有之景。驿舍邮亭，是不大会有高楼的，它的阶除也决不会“雕栏玉砌”，正如村舍茅店不能以“画栋雕梁”形容一样。同时，长亭、短亭，也不是望中之景；即使是“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中的最近一座，也不是暮色苍茫中视野所能及。何况“长亭更短亭”，不知凡几，当然只能意想于心头，不能呈现于楼头人的眼底。

李白究竟是否是这首词的作者，是历来聚讼不决的问题。此词《尊前集》、宋文莹《湘山野录》均系于李白名下。明代胡震亨则说：“《庄岳委谈》云：诗馀中《忆秦娥》《菩萨蛮》最古，以词出太白也。余谓太白在当时直以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七言律鄙不肯为，宁屑事此？且二词虽工丽，而气衰飒，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殆晚唐人词，嫁名太白耳。”（《唐音癸签》卷十二）”明代胡应麟也说：“《菩萨蛮》之名，起于晚唐也。……太白之世，尚未有斯调，何得预制其曲也？”（《少室山房笔丛》）认为是晚唐人词，托名太白。现代研究者如杨宪益、任半塘、俞平伯等都持作者为李白之说。

有人从词的发展来考察，认为中唐以前，词尚在草创期，这样成熟的表现形式，这样玲珑圆熟的词风，不可能是盛唐诗人李白的手笔。但这也未必可援为根据。敦煌卷子中《春秋后语》纸背写有唐人词三首，其一即《菩萨蛮》，亦颇成熟，虽无证据断为中唐人以前人所作，亦难以断为必非中唐人以前人所作，而且，在文学现象中，得风气之先的早熟的果子是会结出来的。十三世纪的诗人但丁，几乎就已经唱出了文艺复兴的声调，这是文学史家所公认的。六朝时期的不少吴声歌曲，已近似唐人才开始有的、被称为近体诗的五言绝句。以文人诗来说，如果把隋代王绩的《野望》混在唐人的律诗里，不论以格律或以风味言，都很难识别。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李白同时人、玄宗时代的韦应物既然能写出像《调笑令·胡马》那样的小词，李白能写出成熟的词也就毫不奇怪。还有一件小小的颇堪寻味的事情：词中有“伤心碧”这样的字眼。“伤心”在这里，相当于日常惯语中的“要死”或“要命”。现在四川还盛行着这一语汇。人们常常可以听到“好得伤心”或“甜得伤心”之类的话，意即好得要命或甜得要死。这“伤心”，也和上海话中“穷漂亮”“穷适意”的“穷”字一样，作为副词，都与“极”同义。“伤心碧”也即“极碧”。杜甫《滕王亭子》诗“清江锦石伤心丽”，“伤心丽”，也是“极丽”的意思。李白和杜甫都在四川生活过，以蜀地的口语入词，化俗入雅，妙语天成。这也可以作为这首词是李白作品的一点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