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残损的手掌

世界上美好的事物，大都具有和谐的、完整的外形，小到一片树叶，大到一座丘山，一座建筑。但是美好的事物会遭到突然的暴力的破坏，合谐的会成为畸形，完整的会沦为残缺。由残缺引起的对于完形的追寻和思慕，正是“残缺美”得以生成的心理机因。

这首诗的构思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写诗人注意和想象中国被沦陷的土地，把无限的痛苦与深切关注的感情都贯注于“残损的手掌”上，作者要摸索那有血和泥灰的祖国广大的土地。超现实的手法表现的是最现实的情感，而且从想象中源起最真实的形象画面。无论是写手掌触到家乡或是祖国南北远近的地方，都感受到意象的具体鲜明和情感的凝聚力度。静的想象中极尽显现动的心态。

第二部分依然是在想象中进行的，作者用“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一句，进行转折性的推移，摸到了“那遥远的一角”，那里是“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写到这里，诗人以无限的温柔和全力描摹，不怕感情的直抒，加以一连串的比方与明喻，尽情地歌颂和赞美，使爱国主义感情得到升华。

作品对主观的感情，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隐匿，将它们寄于一个生活化的形象与相应动作上，即“残损的手掌”和以手掌“摸索”。内心的创痛化为残损的手掌；对祖国的挚爱与对河山沦落的痛惜化为深情的摸索，犹如母亲抚摸着孩子，又像孩子爱抚着母亲。正是通过这既超越现实又非常生活化的形象和动作，作者与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审美距离。当“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时，当“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时，当“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时，都仿佛是一个灵魂从更高的地方观照，审视着这种苦难、依恋和信念。这样，诗中就出现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是广大的土地上生活的一员，残酷的战争与生活给他一双残损的手掌，他是生活的体验者；另一个自我是中华民族受伤的灵魂，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他超越时空，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历史的一页，既看到苦难，也指出希望和力量。仔细体会后一个自我，还能隐隐感到一丝与作者早期作品相通的神秘主义气息。

这首诗是有鲜明主题的爱国诗，但戴望舒在艺术上还是守住他以想象象征为中心的诗语方式，繁复的意象使抒情带上客观性，在观念与词语联络上既自然又新奇地加深了诗意诗味，依然流动着那深沉舒缓的语调。当然内容的坚实和崇高，情绪的高扬与阔大，语言的明朗与鲜活，这首诗也展示了诗人前进的新走向。

至于诗中两句一韵的不断变化，可以分明地体会出它是如何使感情的流动产生着跌宕，一步一折地加深着感情的力度。戴望舒认为：“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戴望舒诗集·论诗零札》）他还说过似乎与此相矛盾的话：“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结合《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来看，他所追求的不是字面音调曲线所形成的音乐美，而是一种内在情绪的情随意迁的律动。

《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是戴望舒在1942年7月3日写的。时值抗日战争的中段，1942年4月，诗人在香港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被投入监狱，受尽严刑拷打。1942年7月，诗人获保释，摸着自己的遍体鳞伤，联想到祖国的河山何尝又不是如此。作者怀着对外族侵略的痛恨愤慨，对祖国和人民的同情爱怜，饱蘸感慨，于是写下了这如泣如诉的诗篇。

散文家、翻译家冯亦代《香港文学》1985年2月号：我昔日和他在薄扶林道散步时，他几次谈到中国的疆土，犹如一张树叶。可惜缺了一块，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张完整的树叶。如今他以“残损的手掌”为题，显然这手掌比喻他对祖国的思念，也直指他死里逃生的心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朝全《诗歌百年经典 （1917-2015）》：这是一首抗战题材的优秀诗篇。诗人对于国土沦丧、生民涂炭的现实饱含忧伤和愤懑，对于坚持抗日的同胞寄予了热切的期望，表达了浓烈的爱国之情。诗人坚信，太阳和春天终将逐去黑暗，中国人永远不愿也不会像牲口、蝼蚁一般地苟活，我们的国家永远不会亡这首诗歌富于感召力和感染力，“残损的手掌”这一意象与破败的国土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呼应。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姚新勇《经典诗文三百篇》：戴望舒拥有“雨巷诗人”之雅号，即便是他那一系列向西方现代派学习的诗歌，也大都沿袭了中国诗词的主流传统，细腻柔弱，而且基本是纯美诗歌意境的营造，多多少少给人以阴柔之感。但是这首在抗战期间写于狱中的爱国诗章，却一洗诗人先前之阴柔，代之以深沉、阔大、浑厚。这只无限沧桑、满含深情的残损手掌的象征魅力，绝非那带着淡淡丁香芬芳的雨巷所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