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公路上，对于司机的称呼，最好是这样四个字：司机同志。如果称他为“开车的”，那你便是不懂得“争取技术人员”的冒失鬼。我看见过西北公路局的“司机管理规章”之类的文件，知道对于司机的教育工作，的确下了相当的注意。而我所遇到的一位，也的确很规矩，起知自爱自重，言谈行举都是受过点教育的派头，——虽然有人说，我所坐的那辆车是特别车，因而那司机也是特挑的司机，但无论如何，能有好的挑得出来，总是差堪满...
二十七年春，从长沙疏散到贵阳去的一位太太写信给在汉口的亲戚说：“贵阳是出人意外的小，只有一条街，货物缺乏，要一样，没有两样。来了个把月，老找不到菜场。后来本地人对我说：菜场就在你的大门外呀，怎么说没有。这可怪了，在哪里，怎么我看不到。我请人带我去。他指着大门外一些小担贩说，这不是么！哦，我这才明白了。沿街多了几副小担的地方，就是菜场！我从没见过一个称为省城的一省首善之区，竟会这样小的！那不是...
一 九龙道上 旅客们游玩九龙，好像有一个公式：九龙城，宋皇台，这是最先去的地方。倒不是因为这两处是古迹，而是因为最近中国已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游这两处，表示游玩之中不忘爱国。所谓九龙城，其实是小山顶上的一个寨，周围不过三四里，城内除了几排破房子便是一片荒地，除了住在破房子里的一两户穷人，根本无所谓居民，可是这一个荒凉的去处却是九龙租界地中间...
中学毕业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以后的求学问题。母亲早有个计划。外祖母给她的一千两（大约等于当时的银币一千五百元），自父亲逝世后存在本镇的钱庄上，至此时连本带息共约七千元之数。母亲把七千元分作两股，我和弟弟泽民各得其半，即三千五百元。因此，她认为我还可以再读书三年。中学毕业，当然要考大学。母亲本订阅上海《申报》，《申报》广告栏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也登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在孙先生逝世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反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并夺取了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他们在上海的总部，公开宣布开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第一批被开除的共产党员有恽代英等人，第二批中有我及其他多人。党中央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指令恽代英与我筹备组织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以后简称上海特别市...
虹口区有条东西走向、仅十几个门牌、现为服装市场的昆山花园路。七号是幢三楼带部分四楼联结式的红砖洋房，门口挂有一块“丁玲寓所”的铜牌。丁玲在此创作了短篇小说《奔》、散文《我的创作生活》，并和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九人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属募捐启事》，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杀害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每当我走过这幢古老的民宅时，一个阴森冷峻的镜头就会浮现在眼前脑际，虽然岁月已逝去了六十多年，但仍久久不能褪却。
是一个都市的夜，一个殖民地的夜，一个五月的夜。 恬静的微风，从海上吹来，踏过荡荡的水面；在江边的大厦上，飘拂着那些旗帜：那些三色旗，那些星条旗，那些太阳旗，还有那些大英帝国的旗帜。 这些风，这些淡淡的含着咸性的风，也飘拂在那些酒醉的异国水手的大裤脚上，他们正从酒吧间、舞厅里出来，在静的柏油路上蹒跚着大步，倘徉归去。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
那年日本军在广西南宁登陆，向北攻陷宾阳。浙江大学正在宾阳附近的宜山，学生、教师扶老携幼，仓皇向贵州逃命。道路崎岖，交通阻塞。大家吃尽千辛万苦，才到得安全地带。 我正是其中之一人，带了从一岁到七十二岁的眷属十人，和行李十余件，好容易来到遵义。看见比我早到的浙大同事某君，他幽默地说：“听说你这次逃难很是‘艺术的’？”我不禁失笑，因为我这次逃难，的确受艺术的帮忙。 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