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上海的秋的公园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是都市式高速度恋爱的旧战场！ 淡青色的天空。几抹白云，瓷砖似的发亮。洋梧桐凋叶了，草茵泛黄。夏季里恋爱速成科的都市摩登男女双双来此凭吊他们那恋爱的旧战场。秋光快老了，情人们的心田也染着这苍凉的秋光！他们仍然携手双双，然而已不过是凭吊旧战场罢了！ 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结实；然而也就是衰落！感情意识上颓废没落的都市摩登男女跳不出这甜...
抗战胜利后八个月零十天，我卖脱了三年前在重庆沙坪坝庙湾地方自建的小屋，迁居城中去等候归舟。 除了托庇三年的情感以外，我对这小屋实在毫无留恋。因为这屋太简陋了，这环境太荒凉了；我去屋如弃敝屣。倒是屋里养的一只白鹅，使我恋恋不忘。 这白鹅，是一位将要远行的朋友送给我的。这朋友住在北碚，特地从北碚把这鹅带到重庆来送给我，我亲自抱了这雪白的大鸟回家，放在院子内。它伸长了头...
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又到了这里来了。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在一个角落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
我能正确记忆到我小时的一切，大约在两岁左右。我从小到四岁左右，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四岁时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外祖母一面便给我糖吃，到认完六百生字时，腹中生了蛔虫，弄得黄瘦异常，只得每天用草药蒸鸡肝当饭。那时节我就已跟随了两个姐姐，到一个女先生处上学。那人既是我的亲戚，我年龄又那么小，过那边去念书，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
“孩子剧团”是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他们一共二十五个。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省区。他们原来在上海时，只有二十二位，但是从失陷后的上海偷走南通，又历尽千辛万苦，迂回陇海、平汉两线而到了汉口，非但原班一个不缺，反倒增加了三位！ 二十五个中，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九岁。大多数本来在学校里读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火毁灭了他们的学校，他们的“温暖的窝”——家庭，...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
今天是“五一”节，亲爱的读者同志呵，也许为了庆祝“五一”，昨晚上你和你们的同学们、同志们忙了半夜；在你们愉快而兴奋地忙着的当儿，也许你们有过这样的感想罢：和你们一样，在祖国的遥远的边疆上和海岛上，我们的最可爱的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一定也在忙着同样的事，——迎接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 可以想象：我们的可爱的战士，祖国的保卫者，怎样兴高采烈地打扫营房，怎样细致地、以艺术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