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虽然医生叮嘱我晚上不宜看书，可是那一夜的十二点左右，我尚在阅读寇丁氏英译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杀人放火》（WithfireandSword）。突然，轰轰地两声，冲破了午夜的寂静。全神都贯注在书上的“杀人放火”的我，略旋瞥眼睛看一下那紧闭的玻璃窗，便又再看书。早几天，我就听说闸北形势紧张，中日两方面的士兵隔沙袋铁丝网布防，并且当天傍晚我也看见了租界当局临时戒严的布告；但听得了不很分明的...
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又到了这里来了。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在一个角落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
我能正确记忆到我小时的一切，大约在两岁左右。我从小到四岁左右，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四岁时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外祖母一面便给我糖吃，到认完六百生字时，腹中生了蛔虫，弄得黄瘦异常，只得每天用草药蒸鸡肝当饭。那时节我就已跟随了两个姐姐，到一个女先生处上学。那人既是我的亲戚，我年龄又那么小，过那边去念书，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
四○年五月下旬，华侨慰劳团三十余人刚到了那赫赫有名的西京。就在他们到达的前一晚，这一座“现代化”的古①城，受过一次空袭，繁盛的街市中，落弹数枚。炸飞了瓦面，震倒了墙壁和门窗的房屋，还没有着手清除，瓦砾堆中杂着衣服和用具；有一堵巍然独峙的断垣，还挑着一枝晾衣的竹竿，一件粉红色的女内衫尚在临风招展，但主人的存亡，已不可知。 街上时常抬过新丧的棺材，麻衣的家属跟着走；也还有用了三四个...
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战士颂》的作者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
今天是“五一”节，亲爱的读者同志呵，也许为了庆祝“五一”，昨晚上你和你们的同学们、同志们忙了半夜；在你们愉快而兴奋地忙着的当儿，也许你们有过这样的感想罢：和你们一样，在祖国的遥远的边疆上和海岛上，我们的最可爱的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一定也在忙着同样的事，——迎接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 可以想象：我们的可爱的战士，祖国的保卫者，怎样兴高采烈地打扫营房，怎样细致地、以艺术家的...
/01/ 读中学时，读到过吴伯箫《歌声》：“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哪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 环境，天气，人物，色彩，甚至连听歌时的感触，都会烙印在记忆的深处，象在记忆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 至今还记得，已达四十多年光景，当时背得滚瓜烂熟，朗朗上口，那种铿锵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