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意外地遇见一位江苏的青年作家。她插队到农村住了九年，后来考上了大学，家里要她学理工，她说：“我有九年的生活我要把它们写出来；我有许多话要说，我不能全吃在肚子里。”我找到她的两个短篇，读了一遍，写得不错。她刚刚参加了江苏省的青年创作会议。她说，“尽是老一套的话，我们受不了。我说：吃得好，住得好，开这个会不讲真话怎么行！”她和别的几个青年作家站出来，放了炮。 我在这里引用的...
昨夜我梦见我在长崎。 今年四月访问日本，我曾要求去广岛。长崎的日程则是主人安排的，我当然满意。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破坏的城市，我都到过了，在其中生活过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这两个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强了我对人类前途的信心。对我这是必要的，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背着弟弟找寻母亲的少年、银行门前石头上遗留的人影这一类的惨象，和数不清的惨痛的故事……我必须消除它们。不需要空话，在废墟上...
我记得四岁起我就做怪梦，从梦中哭醒。以后我每夜都做梦，有好梦，有噩梦，半夜醒来有时还记得清清楚楚，再睡一觉，就什么都忘记了。 人说做梦伤神，又说做梦精神得不到休息，等于不睡。但是我至少做了七十年的梦，头脑还相当清楚，精神似乎并未受到损伤。据我估计，我可能一直到死都不能不做梦。对我来说只有死才是真正的休息。我这一生中不曾有过无梦的睡眠。但是这事实并不妨碍我写作。 人...
不久前我看过北京电视台摄制的电视剧《他是谁》，接着又看到云南电视台的电视小品《似梦非梦》，两部作品写的都是骗子的事情。电视剧里的骗子冒充省委书记的儿子；在电视小品里，骗子就靠一张港澳同胞回乡证。小品的最后还有说明：这里表现的是真人真事，骗子是来自福建农村的社员，凭一张“回乡证”吃喝玩乐地混了好一阵子，欺负了三个女青年。我对着荧光屏，一边看“戏”一边思索。对在我四周发生的事情，我无法冷眼旁观。...
我在前一篇随想里提到我冒充别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问起，要我多讲一点，他说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发表的《传奇》中已经讲过。高行健是从曹禺那里打听来的，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还有一位朋友，但是他们也说不清详情。其实事情很简单，我收到一封读者从杭州寄来的要求援助的长信，我给两三个朋友看，他们拿不定主意，对信上的话将信将疑。我又把信送给一位朋友的太太，征求意见，她怂恿我去一趟。我听了朋友太太的话...
近两年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做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 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其实在一九七九年中期关于文学馆的想法才钻进我的脑子。我本来孤陋寡闻，十年浩劫中我给封闭在各种“牛棚”里几乎与世隔绝。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文学资料成了“四旧”，人们无情地毁掉它们仿佛打杀过街...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十年的磨炼，我才懂得...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八路军以一个团的主力在响堂铺截击敌人一百八十辆汽车，于短短三小时内解决战斗，整整毁了它九十三辆，得获全胜。当时报纸上曾小小的写过一笔，关心抗战史实的人们该还记得清楚吧。隔年的一月十一日我们凑巧经过那里，并在那里留宿一夜，亲眼看了那光荣的战绩，我对战斗虽无半点汗马功劳，但想来是觉得荣幸的。 从山西境的黎城去河南涉县境的响堂铺，必须穿过东阳关。东阳关虽比不上迤...
到长治了。在去年冬季第一个冷天里，我们到了这太行山晋东南的第一座大城。 一行五人，用了总部两匹日本俘虏马，驮着行李，走了大半天的工夫。在路上刺骨的冷风里并没耽误了我们想：这劫后的长治城到底是怎样的呢？探听着，热烈地希望着，有访问一位受伤的将军的那种提心吊胆的心情。 十里地外，远远地望见了。 “就在太行山的脚下啊。” “城墙也都爬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