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生活是艰苦的，政治是肮脏的，商业是卑鄙的，因而，通过一个人...
写游记象是件不太费力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小学生，总有机会在作文本子上留下点成绩。至于一个作家呢，只要他肯旅行，就自然有许多可写的事事物物搁在眼前。情形尽管是这样，好游记可不怎么多。编选高级语文教本的人，将更容易深一层体会到，古今游记虽浩如烟海，入选时实费斟酌。
Be Whole in Life（追求人生的完整） 立即阅读
Once a circle missed a wedge. The circle wanted to be whole, so it went around looking for its missing piece. But because it was incomplete and therefore could roll only very slowly, it admired the flowers along the way. It chatted with worms. It enjoyed the sunshine. It found lots of different pieces, but none of them fit. So it left them all by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kept on searching.
春天。枯黄的原野变绿了。新绿的叶子在枯枝上长出来。阳光温柔地对着每个人微笑，鸟儿在歌唱飞翔。花开放着，红的花，白的花，紫的花。星闪耀着，红的星，绿的星，白的星。蔚蓝的天，自由的风，梦一般美丽的爱情。每个人都有春天。无论是你，或者是我，每个人在春天里都可以有欢笑，有爱情，有陶醉。然而秋天在春天里哭泣了。这一个春天，在迷人的南国的古城里，我送走了我的一段光阴。
就说是A村罢。这是个二三十人家的小村。南方江浙的“天堂”区域照例很少（简直可以说没有）百来份人家以上的大村。可是A村的人出门半里远，——这就是说，绕过一条小“浜”，或者穿过五六亩大的一爿田，或是经过一两个坟地，他就到了另一个同样的小村。假如你同意的话，我们就叫它B村，假如B村的地位在A村东边，那么西边，南边，北边，还有C村，D村，E村等等，都是十来分钟就可以走到的，用一句文言，就是“鸡犬之声...
现在当着我们面前的是人生的盛宴，惟一成为问题的是我们的胃口如何，胃口比筵席更为实在。讲到人，最最难于了解的是他对工作所抱的观念，以及他自己要做的工作或社会需要他做的工作。世间万物尽在过悠闲的日子，只有人类为着生活而工作。他因为不能不去工作，于是在文明日益进步中的生活变为愈加复杂，随时随地是义务、责任、恐惧、障碍和野心，这些并不是生而有之，而是由人类社会所产生。譬如当我坐在书桌边时，我看见一只...
自从我们搬到郊外以来，天气渐渐清凉了。那短篱边牵延着的毛豆叶子，已露出枯黄的颜色来，白色的小野菊，一丛丛由草堆里攒出头来，还有小朵的黄花在凉劲的秋风中抖颤，这一些景象，最容易勾起人们的秋思，况且身在异国呢！低声吟着“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句，这个小小的灵宫，是弥漫了怅惘的情绪。
中国人都憎恶“逻辑的必要”那个名词，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世事之中无所谓逻辑的必要。中国人对于逻辑的不信任，起点于不信任字眼，再进而惧怕界说，最后则对一切系说、一切假说表示天性的憎恨。因为使哲学派成为可能者，都是字眼、界说和系说的罪恶。哲学的腐化起于对字眼的偏见。中国作家龚定庵说，圣人不说话，有能为的人才说话，愚人才会做辩论——其实龚氏本人就是一个最好做辩论的人，但他仍说这句话。
在病床上读了唐瓊先生六月三十日的《京华小记》（《爱之……与恶之……》）①，我看出来他对我那句“思想复杂”的话有所误解。有人说我“思想复杂”，并非读了我的《随想录》后所下的结论。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位比我年轻的朋友忽然想起替我树碑立传，得到他的单位负责人的同意，起初业余写作，后来请假写作，他翻了不少材料，找我谈话几次，辛辛苦苦，写成二十几万字的著作。我读了他寄来的两大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