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以后的求学问题。母亲早有个计划。外祖母给她的一千两（大约等于当时的银币一千五百元），自父亲逝世后存在本镇的钱庄上，至此时连本带息共约七千元之数。母亲把七千元分作两股，我和弟弟泽民各得其半，即三千五百元。因此，她认为我还可以再读书三年。中学毕业，当然要考大学。母亲本订阅上海《申报》，《申报》广告栏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也登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在孙先生逝世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反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并夺取了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他们在上海的总部，公开宣布开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第一批被开除的共产党员有恽代英等人，第二批中有我及其他多人。党中央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指令恽代英与我筹备组织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以后简称上海特别市...
虹口区有条东西走向、仅十几个门牌、现为服装市场的昆山花园路。七号是幢三楼带部分四楼联结式的红砖洋房，门口挂有一块“丁玲寓所”的铜牌。丁玲在此创作了短篇小说《奔》、散文《我的创作生活》，并和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九人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属募捐启事》，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杀害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每当我走过这幢古老的民宅时，一个阴森冷峻的镜头就会浮现在眼前脑际，虽然岁月已逝去了六十多年，但仍久久不能褪却。
是一个都市的夜，一个殖民地的夜，一个五月的夜。 恬静的微风，从海上吹来，踏过荡荡的水面；在江边的大厦上，飘拂着那些旗帜：那些三色旗，那些星条旗，那些太阳旗，还有那些大英帝国的旗帜。 这些风，这些淡淡的含着咸性的风，也飘拂在那些酒醉的异国水手的大裤脚上，他们正从酒吧间、舞厅里出来，在静的柏油路上蹒跚着大步，倘徉归去。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
那年日本军在广西南宁登陆，向北攻陷宾阳。浙江大学正在宾阳附近的宜山，学生、教师扶老携幼，仓皇向贵州逃命。道路崎岖，交通阻塞。大家吃尽千辛万苦，才到得安全地带。 我正是其中之一人，带了从一岁到七十二岁的眷属十人，和行李十余件，好容易来到遵义。看见比我早到的浙大同事某君，他幽默地说：“听说你这次逃难很是‘艺术的’？”我不禁失笑，因为我这次逃难，的确受艺术的帮忙。 那时...
前天晚上，我九点钟就寝后，好像有什么求之不得似的只管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到了十二点钟模样，我假定已经睡过一夜，现在天亮了，正式地披衣下床，到案头来续写一篇将了未了的文稿。写到二点半钟，文稿居然写完了，但觉非常疲劳。 就再假定已经度过一天，现在天夜了，再卸衣就寝。躺下身子就酣睡。 次日早晨还在酣睡的时候，听得耳边有人对我说话：“ Z先生来了！ Z先生来了！”是我...
立达五周年纪念了。在五周年纪念的时节，我便想起五年前立达诞生的光景。 现在全学园中，眼见立达诞生的人，已经很少。据我算来，只有匡先生，陶先生，练先生，我，和校工郭志邦五个人。下面的旧话，可在我们五个人的心中唤起同样的感兴。 1924年的严冬，我们几个飘泊者在上海老靶子路租了两幢房子，挂起“立达中学”的招牌来。那才我日里在西门的另一个学校中做教师，吃过夜饭，就搭上五...
一 花台里生出三枝扁豆秧来。我把它们移种到一块空地上，并且用竹竿搭一个棚，以扶植它们。每天清晨为它们整理枝叶，看它们欣欣向荣，自然发生一种兴味。 那蔓好像一个触手，具有可惊的攀缘力。但究竟因为不生眼睛，只管盲目地向上发展，有时会钻进竹竿的裂缝里，回不出来，看了令人发笑。有时一根长条独自脱离了棚，颤袅地向空中伸展，好像一个摸不着壁的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