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艺术家，我只能说是文艺的爱好者。其实严格地说，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说我是写家倒更恰当些。“写家”这两个字是老舍同志在重庆时经常使用的字眼，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作家”这个词组。我们曾被称为“小说家”。记得一九三三年上海《东方杂志》征文栏发表了老舍同志和我的书面意见，两个人的名字上都加了“小说家”的头衔。老舍同志不用“小说家”的称呼而自称“写家”，只能说是他很谦虚。我称自己为写家，也有我的想...
胡也频，这个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知道其名者很多很多，但在脑海中尚能保留其生动形象者，恐怕就很少很少了。 我有幸是其中的一个。 我初次见到胡先生是六十年前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的讲台上。我当时只有十八岁，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个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此时日军刚刚退出了占领一年的济南。国民党的军队开了...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
有一出绍兴戏名叫“借红灯”。因为听不懂唱词，内容我始终没弄清楚，可是我酷爱这风韵天然的题目，这里就擅自引用了一下。《借银灯》，无非是借了水银灯来照一照我们四周的风俗人情罢了。水银灯底下的事，固然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发人深省的也未尝没有。
不成问题的病，将一个精神躯壳两不感痛苦的我，闭置在寂然的空谷里。没有呻吟和忧虑，使我稍顾到我自己，整天的光阴，只有消磨在隐几和看山中了。 一百五十天的看山，直看到不成图画。一春的听鸟语，直听到不成音乐。明月清风，都成了家常便饭。淡了世情的人，要逃出世外；而谈到了“世外的情”的人，便当如何？ 此时的我，恰如站在洞口，望着黏天的海波，胸怀与这浩荡深阔的海天俱化，迷茫中...
几个月前在上海出现了一个小骗子。他的真面目还不曾被人认出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人围着他转，因为据说他是一位高级军事干部的儿子。等到他给抓了起来，人们又互相抱怨，大惊小怪，看笑话，传小道，越传越广，终于到了本市两家日报都刊登长篇报道的地步。香港的刊物也发表了记事之类的东西。（当然报道、记事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有人出丑，有人庆幸，有人愤慨。总之，人们私下议论纷纷。后来剧团也编演了有关小骗子的话剧，...
六点钟时天已大亮，由青岛过济南的火车，带了一身湿雾骨碌骨碌跑去。从开车起始到这时节已整八点钟，我始终光着两只眼睛。三等车车厢中的一切全被我看到了，多少脸上刻着关外风雪记号的农民！我只不曾见到我自己，却知道我自己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我默默地注意一切乘客，想估计是不是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认识徐志摩，知道徐志摩。我想把一个新闻告给他，徐志摩死了，就是那个给年青人以蓬蓬勃勃生气的徐志摩死了。我要找...
阴郁模样的从文，目送二掌柜出房以后，用两只瘦而小的手撑住了下巴，把两个手拐子搁到桌子上去，“唉！无意义的人生！——可诅咒的人生！”伤心极了，两个陷了进去的眼孔内，热的泪只是朝外滚。 “再无办法，火食可开不成了！”二掌柜的话很使他十分难堪，但他并不以为二掌柜对他是侮辱与无理。他知道，一个开公寓的人，如果住上了三个以上像他这样的客人，公寓中受的影响，是能够陷于关门的地位的。他只伤心...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先生向我们说：“做文章，开头一定要好，起头起得好，方才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味。”我们大家点头领会。她继续说道：“中间一定也要好——”还未说出所以然来，我们早已哄堂大笑。然而今天，当我将一篇小说写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撕毁了的时候，我想到那位教师的话，不由得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