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来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讳疾忌医究竟好不好？我的回答是：不好。但也有人不同意我的想法，他们认为：你有病不讲就没有人知道，你的体格本来很好，可以不医自愈，大病化为小病，小病化为无病。 这种人自己生了病怎么办？难道他们不找医生？不吃药？从前我很老实，现在我的脑子比较灵活些了，尽管有人说我倒退，写的文章“文法上不通顺”，可是我看人、看事却深了些，透了些，不大容易受骗了。...
昨天傍晚在家看电视节目，听见广播员报告新闻：本日凌晨赵丹逝世…… 一个多月来不少的朋友对我谈起赵丹的事情。大家都关心他的病，眼看着一位大艺术家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却不能把他拉住，也不能帮助他多给人民留下一点东西。一位朋友说，赵丹问医生，可以不可以让他拍好一部片子后死去。这些年他多么想拍一两部片子！但是癌症不留给他时间了。我想得到，快要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多痛苦。 然而...
这几天，我经常听见人谈起赵丹，当然也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对他在文章最后写的那句话，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赵丹同志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的话像一根小小的火棍搅动我的心。我反复地想了几天。我觉得现在我更了解他了。 “文革”期间，我在“牛棚”里听人谈起赵丹，据说他在什么会上讲过，他想要求毛主席发给他一面“免斗牌”。这是人们揭发出来的他的一件“罪行”。我口里不说，...
读了赵丹同志的“遗言”，我想起自己的一件事情。大概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季吧，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发言不赞成领导同志随意批评一部作品，主张听取多数读者的意见，我最后说：“应当把文艺交给人民。”讲完坐下了，不放心，我又站起来说，我的原意是“应当把文艺交还给人民。”即使这样，我仍然感到紧张。报纸发表了我的讲话摘要。我从此背上一个包袱。运动一来，我就要自我检讨这个“反党”言论。可以看出我的精神状态很不正...
前两天我意外地遇见一位江苏的青年作家。她插队到农村住了九年，后来考上了大学，家里要她学理工，她说：“我有九年的生活我要把它们写出来；我有许多话要说，我不能全吃在肚子里。”我找到她的两个短篇，读了一遍，写得不错。她刚刚参加了江苏省的青年创作会议。她说，“尽是老一套的话，我们受不了。我说：吃得好，住得好，开这个会不讲真话怎么行！”她和别的几个青年作家站出来，放了炮。 我在这里引用的...
昨夜我梦见我在长崎。 今年四月访问日本，我曾要求去广岛。长崎的日程则是主人安排的，我当然满意。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破坏的城市，我都到过了，在其中生活过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这两个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强了我对人类前途的信心。对我这是必要的，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背着弟弟找寻母亲的少年、银行门前石头上遗留的人影这一类的惨象，和数不清的惨痛的故事……我必须消除它们。不需要空话，在废墟上...
我记得四岁起我就做怪梦，从梦中哭醒。以后我每夜都做梦，有好梦，有噩梦，半夜醒来有时还记得清清楚楚，再睡一觉，就什么都忘记了。 人说做梦伤神，又说做梦精神得不到休息，等于不睡。但是我至少做了七十年的梦，头脑还相当清楚，精神似乎并未受到损伤。据我估计，我可能一直到死都不能不做梦。对我来说只有死才是真正的休息。我这一生中不曾有过无梦的睡眠。但是这事实并不妨碍我写作。 人...
不久前我看过北京电视台摄制的电视剧《他是谁》，接着又看到云南电视台的电视小品《似梦非梦》，两部作品写的都是骗子的事情。电视剧里的骗子冒充省委书记的儿子；在电视小品里，骗子就靠一张港澳同胞回乡证。小品的最后还有说明：这里表现的是真人真事，骗子是来自福建农村的社员，凭一张“回乡证”吃喝玩乐地混了好一阵子，欺负了三个女青年。我对着荧光屏，一边看“戏”一边思索。对在我四周发生的事情，我无法冷眼旁观。...
我在前一篇随想里提到我冒充别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问起，要我多讲一点，他说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发表的《传奇》中已经讲过。高行健是从曹禺那里打听来的，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还有一位朋友，但是他们也说不清详情。其实事情很简单，我收到一封读者从杭州寄来的要求援助的长信，我给两三个朋友看，他们拿不定主意，对信上的话将信将疑。我又把信送给一位朋友的太太，征求意见，她怂恿我去一趟。我听了朋友太太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