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以后的求学问题。母亲早有个计划。外祖母给她的一千两（大约等于当时的银币一千五百元），自父亲逝世后存在本镇的钱庄上，至此时连本带息共约七千元之数。母亲把七千元分作两股，我和弟弟泽民各得其半，即三千五百元。因此，她认为我还可以再读书三年。中学毕业，当然要考大学。母亲本订阅上海《申报》，《申报》广告栏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也登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
大约我进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年阳历十二月底，我回家过春节，母亲郑重地同我：“你有女朋友么？”我答没有。母亲然后说：“女家又来催了，我打算明年春节前后给你办喜事。”以前母亲曾把为什么我在五岁时就与孔家定了亲的原因告诉过我。 原来沈家和孔家是世交。我的祖父和我妻的祖父孔繁林本就认识。孔家几代在乌镇开蜡烛坊和纸马店（这是专售香烛、锡箔、黄表等迷信用品的店），到孔繁林时，孔家正修了一座小巧...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在孙先生逝世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反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并夺取了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他们在上海的总部，公开宣布开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第一批被开除的共产党员有恽代英等人，第二批中有我及其他多人。党中央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指令恽代英与我筹备组织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以后简称上海特别市...
东方刚刚发白，那呜呜的小火轮的汽笛声就从村外的小河里送到村里来了。小火轮在这河里行驶，总也有五六年了；河道是很狭的，小火轮经过时卷起了两股巨浪，豁刺刺地冲击着那些沿河的“田横埂”，叫乡下人叫苦。像前年发大水的时候啊，这小火轮恶狠狠地开着快车走过，就像河里起了蛟，轰轰轰地，三五尺高的水头打过那些田横埂，直灌进稻田里去了。所以村里的农民一听了那汽笛声就发恨。发大水的时候，他们想过许多方法不许那小火轮行走这条河道，他们到十几里路外的轮船局里闹过，他们又听了什么人的指教到镇上那“区公所”里递过禀帖，然而都没有效果。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青年华的手在衣袋里反复数他的全部财产：四个铜子！他虽然饿得眼睛前迸出金花，然而这个，数铜子，却还没有弄错，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的确只有四个铜子。他托开他的乌黄的瘦手掌，很郑重地把这四枚铜子呈献给大饼摊上的山东大汉。“那不行啦！两个烧饼卖八个子儿！还差四子儿！嗨！”山东大汉把一只黑手在身上擦，怪生气似的说，一对圆眼睛凶猛地瞧着华的面孔。听着这山东口音，又看见那一脸横肉，两颗闪着红光的圆眼睛，青年华忍不住打一个冷噤！五年前在××路发传单被捕时用枪柄打他的那位“八太爷”的狞相，便又在他眼前浮出来了。
算来已经是整整的七天七夜了，这秋季的淋雨还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风。呼呼地吹得帐幕像要倒塌下来似的震摇。偶尔风势稍杀，呜呜地像远处的悲笳；那时候，被盖住了的猖獗的雨声便又突然抬头，腾腾地宛然是军鼓催人上战场。 中间还夹着一些异样的声浪：是尖锐的，凄厉的，有曲折抑扬，是几个音符组成的人们说话似的声浪。这也是两三天前和大风大雨一同来的，据说是狐狸的哀嗥。
大家都说环小姐近来愈加幽静了，简直有点儿近于怪僻。整天躲在她的小卧室内，除是吃饭时间，决不轻易出来。而即使是吃饭时间的偶一露脸，也只有嘴唇边常在的寂寞的笑影表示她并没生气，说话是照例很少的；甚至在一天中最热闹的晚饭席上，也并不见得稍稍活泼。她的温柔的眼波，常是注在自己的饭碗里，有时表哥的一句诙谐话会引起她抿着嘴唇的一笑，并且很天真的向他看了一眼，然而，话语还是没有的。有时她被逗引得不得不开口了，那也是和老财迷用钱一般，十分吝啬，只要一个字足够表示意思时，她决不肯多用到两个。
臂匠金大坚还没刻完半个字，忽地又是扑嗤一声的笑起来，抬头望他的秘密工作中的伙伴。“金二哥，又笑，怎的？”靠在太师椅上慢慢地摸胡子的圣手书生萧让轻声说。胡子，原来只有稀落落的几根，又很短，然而只要左手空闲着，萧让就总得去摸，这和他的喜欢轻声儿，慢慢儿，两字三字一顿的说话的方式，都是新近才有的习惯。 “萧大哥，你真是活像智多星吴用了！再过几天，我就管你叫智多星罢！”算是回答了萧让的询问，玉臂匠金大坚简直的放下了刻字刀，双手按在石碣上呵呵大笑起来。
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像《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菲式的苦闷阴鸷，到30年代已变成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飞行集会等革命行动。她不愿坐在家里写文章，也不满足于只是写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遇害后，她在沈从文的仗义护送下，将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三天后又转身返回上海。她向地下党组织要求去苏区，在实际斗争中释放心中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