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婚姻

大约我进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年阳历十二月底，我回家过春节，母亲郑重地同我：“你有女朋友么？”我答没有。母亲然后说：“女家又来催了，我打算明年春节前后给你办喜事。”以前母亲曾把为什么我在五岁时就与孔家定了亲的原因告诉过我。

原来沈家和孔家是世交。我的祖父和我妻的祖父孔繁林本就认识。孔家几代在乌镇开蜡烛坊和纸马店（这是专售香烛、锡箔、黄表等迷信用品的店），到孔繁林时，孔家正修了一座小巧精致的花园——孔家花园（但孔繁林的儿子，即我妻的父亲却是个败家子，这在后面还要讲到）。我的祖父常到钱隆盛南货店买东西，和店主隔着柜台闲谈。钱家是我的四叔祖的亲戚；四叔祖的续弦是钱店主（好象名为春江）的妹子，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凯崧），不久就因病逝世。我们大家庭未分家以前，我的母亲和这钱氏婶娘很要好，彼时我只四岁，凯崧（我该叫他叔叔）五岁。钱隆盛南货店是镇上唯一的货色齐全的南货店，卖香蕈、木耳、虾米、海参、燕窝、鱼翅，以及各种干果、花生米、瓜子等等。此店在东栅，离我家（观前街）不远。孔繁林也常到钱隆盛买东西，碰巧我的祖父也在那里时，两人就交谈多时。当我五岁的时候，初夏的一天，祖父抱了我出去，又到钱隆盛，隔着柜台正和钱春江闲谈，孔繁林也抱了他的孙女来了。祖父和孔繁林谈话之时，钱春江看着一对小儿女，说长说短，忽然说：你们两家定了亲罢，本是世交，亦且门当户对。祖父和孔繁林都笑了，两人都同意。祖父回家将此事对父亲说了，父亲也同意；但当父亲把此事对母亲说时，母亲却不同意。母亲说：两边都小，长大时是好是歹，谁能预料。父亲却以为正因女方年纪小，定了亲，我们可以作主，要女方不缠足、要读书。父亲又说，他自己在和陈家定亲以前，媒人曾持孔繁林的女儿的庚帖来说亲，不料请镇上有名的星相家排八字，竟说女的克夫，因此不成。那时，父亲已中了秀才，对方也十六七岁了。不料那女儿听说自己命中克夫，觉得永远嫁不出去了，心头悒结，不久成病，终于逝世。父亲为此，觉得欠了一笔债似的，所以不愿拒绝这次的婚姻。母亲说，如果这次排八字又是相克，那怎么办？父亲说，此事由我作主，排八字不对头，也要定亲。母亲不再争了。祖父请钱春江为媒，把亲事定下。女家送来庚帖，祖父仍请那个有名的星相家排八字，竟是大吉。后来（我结婚后）才知道孔家因上次的经验教训，把各房的女儿的八字都改过了。当时孔家也是个大家庭，共有六房之多。

既已定亲，父亲就请媒人告知孔家，不要缠足，要教女孩识字。不料孔家（即我的岳父、岳母）很守旧，不听我们的话，已经缠足半年的女孩儿还是继续缠。幸而寄居在他家帮助料理家务的大姨（即我的岳母的姊姊，已寡，岳母多病，全靠着这姊姊照料家务）看见小女孩缠足后哭哭啼啼，就背着我的岳母，给她解掉缠足的布条，这都在晚间；但第二天我的岳母看见布条都解掉，还以为是女儿自己解的，又给缠上。如此几次，大姨只好承认是自己给解开布条的，又说：男家早就说过不要缠足，为什么我们还要缠。姊妹二人吵了一阵，我的岳母赌气说不管了，却又说，不要缠足是男家长辈的意思，女婿五、六岁，谁知道将来长大时要不要缠足的老婆。但从此竟不管女儿缠足的事。不过，虽然从此不缠，但究已缠过半年，脚背骨虽未折断，却已微弯，与天足有别。以上这些事，都是结婚以后，新娘子自己说，我和母亲才知道的。

至于读书识字，我的岳母（也姓沈）是识字的（不及母亲那样认真念过多年书），但她因为识字，熟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成语，不肯教，而且多病，也没心情教。那时镇上并无女子小学。直到父亲卧病在床，镇上方有个私立敦本女塾，是富绅徐冠南办的，校址即在徐家祠堂，在南栅市区以外。父亲知道后，又请媒人告诉孔家，女孩子八、九岁了，该上学，可以进敦本女塾，并且还对女家说，将来妆品可以随便些，此时一定得花点钱让女孩上学。女家仍然不理。父亲死后，母亲也托媒人去说，自然更加不被重视了。

这次，母亲把过去的事又说了一遍，接着说：“从前我料想你出了学校后，不过当个小学教员至多中学教员，一个不识字的老婆也还相配；现在你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过半年，就受重视，今后大概一帆风顺，还要做许多事，这样，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就不相称了。所以要问你，你如果一定不要，我只好托媒人去退亲，不过对方未必允许，说不定要打官司，那我就为难了。”

我那时全神贯注在我的“事业”上，老婆识字问题，觉得无所谓，而且，嫁过来以后，孔家就不能再管她了，母亲可以自己教她识字读书，也可以进学校。我把我的想法对母亲说了，母亲于是决定第二年春节办我的喜事。

此时我们早已（我在北大预科的最后一年）搬出观前街的老屋，租住四叔祖的余屋，此屋在北巷。邻居有王会悟家。四叔祖此时第三次续弦，是新市镇大商人黄家的老处女，他的儿子（凯叔）在南昌中国银行，未娶亲。人少屋多，极为清静。母亲租住四叔祖的余屋，本为办我的喜事打算。因为四叔祖当初分得的三开间两进房子，本不是厅房，但四叔祖略加修改，居然象个厅房。而且四叔祖此时闲居在家，办喜事时可以照料。

婚事按预定计划，于一九一八年春节后进行。新婚之夕，闹新房的都是三家女客。一家是我的表嫂（即陈蕴玉之妻）带着她的五、六岁的女儿智英。一家是二婶的侄儿谭谷生的妻。又一家是新市镇黄家的表嫂，她是我的二姑母的儿媳。二姑母三十多岁出嫁，男家是新市镇黄家，开设纸行，与四叔祖现在的续弦黄夫人是同族。这三家女客中，陈家表嫂最美丽，当时闹新房的三家女客和新娘子说说笑笑，新娘子并不拘束。黄家表嫂问智英，这房中谁最美丽，智英指新娘子，说她最美。新娘子笑道：“智英聪明，她见我穿红挂绿，就说我美丽，其实是她的妈妈最美。”大家都笑了。此时我母亲进新房去，看见新娘子不拘束，很高兴。母亲下楼来对我说：孔家长辈守旧，这个新娘子人倒灵活，教她识字读书，大概她会高兴受教的。

第二天，母亲考问新娘子，才知道她只认得孔字，还有一到十的数目字；而且她知道我曾在北京读书，因问北京离乌镇远呢，还是上海离乌镇远。母亲真料不到孔家如此闭塞，连北京都不知道。但到底是新娘子，母亲不便同她多说，只对她说起从前多次要她读书，却原来她的父母都没有理睬。

三朝回门（新婚后第三日，夫婿伴同新娘因娘家，我乡谓之回门，通常，岳家只以茶点招待女婿，旋即双双同回夫家），照例是我正式会见岳父家里的近亲，但只有岳父打个照面，还有两个小舅子都不曾见。我同新娘子上楼去见岳母，坐下刚谈了两句话，忽见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跑上楼来，后面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追着，那男孩直扑到岳母身边，只说了哥哥两字，那少年已经赶到，就在岳母身边，揪住那男孩打起来。岳母有气无力地说，“怎么又打架了？”但那少年还在打那男孩。岳母叹气，无可奈何。新娘子却忍不住了，猛喝道：“阿六，你又欺侮弟弟，也不看看有客人——这是你姐夫！”少年朝我看了一眼，就下楼去了。我这才知道这两个是我的小舅子，大的叫令俊，小的叫令杰，小名阿福。我想：令俊不怕母亲，却怕姊姊，看来这姊姊会管教。我又想，他们母女之间一定有私房话，我还是下楼去用茶点罢。我向岳母告辞，就下楼去，却不见岳父，也不见令俊，只有大姨陪我用茶点。听见楼上窗口有人切切笑。大姨就朝楼上窗口唤道，“阿二，也来见见姐夫。”下来了，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我心里想，这是谁呢？没听说新娘子还有个妹子。大姨却对我说：“这是我的女儿。”那位姑娘倒大方，叫我“姐夫”，也坐下来吃茶点。一会儿，那姑娘上楼去了。我想：回门不过是礼节性的事，何必多坐，就向大姨告辞。大姨向楼上大声叫道：“三小姐，新官人要回去了。”一会儿，新娘子下来了，就此同回家中。母亲却发现新娘子眼泡有些红，似乎哭过，就问她，同谁拌嘴？新娘子不肯说。母亲再三问。新娘子说了。原来她同她母亲吵架了。说是我下楼后，她就哭。岳母问：是女婿待你不好么？她摇头。又问：是婆婆待你不好么？还说我母亲是有名的能干人，待小辈极严，动辄呵责。她说：婆婆待我跟自己的女儿一样。岳母又问她到底为什么要哭。她说，她恨自己的父母，“沈家早就多次要我读书，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读书，女婿和婆婆都是读过许多书的，我在沈家象个乡下人，你们耽误了我一生一世了。”说着，新娘子又掉下眼泪来。母亲笑道：“这么一点事，也值得哭。你知道《三字经》上说'苏老泉，二十七'么？这个苏老泉，二十七岁以前已经有名，但是二十七岁以后，他才认真研究学问，要自成一派，后来果然自成一派。何况你只要识字读书，能写信，能看书，看报，那还不容易？只要肯下工夫，不怕年龄大了学不成。我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教你还不费力。”新娘子又破涕为笑了。母亲又问：“你有小名么？不能老叫你新娘子。”新娘子摇头，说：父母叫她阿三。母亲对我说：你给她取个名罢。我答道：“据说天下姓孔的，都出自孔子一脉，他们家谱上有规定，例如繁字下边是祥字，祥字下边是令字；我的岳父名祥生，两个小舅子名令俊、令杰，新娘子该取令姊、令婉，都可以。”

母亲听后想了想说：“刚才新娘子不是说我待她跟女儿一样么？我正少个女儿，我就把她作为女儿，你照沈家办法给取个名罢。”我说：“按沈家，我这一辈，都是德字，下边一字定要水旁，那就取名为德沚罢。可是，照孔家排行，令字下边是德字，当今衍圣公就名德成。新娘子如果取名德沚，那就比她的弟兄小了一辈。”母亲道：“我们不管他们孔门这一套，就叫她德沚罢。”

这个新娘子就名德沚，母亲一直叫她德沚。此后，我就教德沚识字，我回上海后，母亲教她。

日月匆匆，不觉已过半月，我要回上海了。当时习惯，新婚后一个月不空房，空房则不吉，但母亲和我都不信这一套。临走前，我到孔家辞行，仍没看见岳父，只见岳母，她卧在床上，说是：阿三出嫁，她辛苦了，所以又病了，而且不以为然说，该过满月才走，你们新派太新了。在楼下用茶点招待我的，仍是大姨，她听说我给三小姐取了名，也要我给她的女儿阿二取个名。我给她取名黄芬。我回到家里，对德沚说，岳父又没见到，岳母病了。德沚说，她的母亲一年有十个月卧病，家务全仗大姨；又说她父亲是做生意人，同我见了，觉得无话可说，不如不见。此时我的岳父开设小小的纸马店，已有多年，据说也还赚钱，但岳父结交一些酒肉朋友，挥霍无度，已欠了债。他这番嫁女，起了个会，共十人（连他自己在内），每人一百元，他做头会，实收九百元，可是以后每年他付相当重的利息，直到第九年完毕。这样，他的债台越筑越高。母亲说何必借债嫁女，她自己花了一千元为我结婚，是早已存储的。德沚说，她的父亲极要面子，而且喜欢热闹排场，将来如何还债，他是只有到时再借新债还旧欠之一法。

我回上海不到两个月，母亲来信说，德沚到石门湾（镇名，简称石门或石湾，离乌镇二十来里，当时属崇德县，来往坐船）进小学去了。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母亲教德沚识字，也教她写字，仍用描红。此时家中只有母亲和德沚二人，又雇了个女仆，家务事很少，只镇上亲戚故旧红白喜事以及逢节送礼等事，要母亲操心。母亲每天教德沚识字写字两小时，上下午各一。德沚本应专心学习，但不知为什么，她心神不定。母亲也觉察到了，问她为什么，她说，不知为什么不能专心，对着书，总是眼看着书，心里却想别的。但尽管如此，倒也认识了五、六百字，能默写，也能解释。有一天，二婶来了，知道这情况，便说，一个人，况且又大了，读书识字，难免心神不定。如果进学校，有同学，大家学，就不同了。又说，她娘家的亲戚姓丰，办一个小学，她去试问一下，也许肯收这样大的学生。二婶姓谭，名片生，也识字，不过比母亲差远了，她是石门湾的人。开办小学的是丰家的大小姐，三十多岁了，尚未出嫁，这小学名为振华女校，校址即在丰家（按：这位大小姐就是丰子恺的长姊）。二婶为此特地到石门湾去一次，果然一说就成。于是，母亲就派了一个女佣人划船送德沚去石门湾，插二年级。德沚从此在振华女校，她的同班生都比她小，多数只有十一、二岁，所以她和她们合不来，倒是和几个老师交了朋友。同学中只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和她要好，这就是张梧（琴秋）和谭琴仙（勤先）。张琴秋后来与泽民结婚，谭琴仙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昌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的成员。这是后话，现在不多说了。

那年暑假，德沚回家，我也回去，知道她在振华女校读书，果然专心，大有进步，能看浅近文言（那时，振华女校教的仍是文言），能写勉强可以达意的短信。母亲说她聪明，连读三年，那时，就可以自修，再求深造了。但是，事情常常出人意外，德沚在振华女校读了一年半，她的母亲病了，非要她去伺候汤药不可。母亲没法推辞，只好照办。三个月后，母亲写信给我，说我的岳母死了，我应奔丧。我为此又到乌镇。丧事既毕，德沚却不肯再回振华女校了，说是荒废了四个月，跟不上课，不去了。她在振华女校时的好朋友，女教员褚明秀（褚辅成的侄女，褚辅成是民国元年的国会议员，嘉兴人），也来信劝她再去，也无效。褚明秀年纪和德沚差不多，未嫁，但她喜欢看上海出的新书刊，知道我那时的文字活动，因此同德沚特别好。褚明秀见德沚不肯去，亲自到乌镇来劝。母亲招待她住下，就住在母亲房内。褚明秀住了五、六天，这几天内，她常和德沚密谈。后来她要走了，对母亲说，她也不回振华教书了。母亲不便问她为什么不去振华教书。她走后问德沚，才知道褚明秀对于校长的作风不满意，而德沚之所以不愿回去，也是为此；什么赶不上课，只是托辞而已。后来我们迁居上海，褚明秀又来我家，那时她已嫁人，夫妇二人都在嘉兴的秀水中学（教会办的）教书。此是后话，趁此一提。

现在再说德沚在家，此次倒安心自修，还订了自修计划，上午请母亲教文言文一篇，下午她作文，请母亲改。我和母亲觉得这也好，不一定进学校，而且母亲一人在家，总有点寂寞，有德沚陪伴，自然更好。

此时已将开春，我回上海。这一次，我在乌镇住了将近三个星期。

谁料又有意外。我回上海不久，母亲来信说德沚又要出去读书，这回是受了王会悟的影响。王会悟原是邻居，她是我的表姑母，年龄却比我小。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到湖州的湖郡女塾去读书了，据母亲来信说，好象刚去了半年。王会悟劝德沚也到湖郡女塾读书，把这个学校说得很好。德沚因此也想去。

母亲不知道湖郡女塾是怎样一个学校，但我在湖州念过书，知道这是一个教会办的学校，以学英文为主，和上海的中西女校是姊妹校，毕业后校方可以保送留学美国，当然是自费，校章说成绩特别好的，校方可以担负留美费用，这不过是门面话，以广招徕而已。大概王会悟当时也因这句门面话，所以进了湖郡女塾。而且在湖郡女塾读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女儿，学费贵，膳宿费也贵。我们负担就觉得吃力，王家当更甚。我写了详细的信，把这些情形告诉母亲，请母亲阻止德沚到湖郡女塾。

母亲回信说，德沚人虽聪明，但年轻心活，又固执，打定主意要做什么事，不听人劝。母亲说她自己不便拿出婆婆的架子来压她，不如让她去试一下，让她自己知难而退。这样，我也不再阻止。

又到了各学校快放暑假的时候，我得母亲的信，说德沚不等放暑假就回来了。我料想这是知难而退了。我也回家看看。到家后我和母亲都不问她为何早归，在学校如何？她却自己诉苦：进学校后只读英文，她连字母都不认识，如何上课呢？有附属小学，是从字母教起的，但校方说她年纪大了，不能进附小，硬排在正科一年级。同学们都已读过四、五年英文的，而且洋气极重，彼此说话都用英语，德沚此时成了十足的乡下人了；同学们都不理她，她只能同王会悟谈谈，可又不同班。德沚自己说，上了当了，再也不去了，白费了半年时间和六七十元的学、膳、宿费。但是我觉得德沚还是有点“收获”，这是她从王会悟那里学了一些新名词。

母亲私下对我说，看来德沚一人在家，总觉得寂寞，不如早搬家到上海罢。

我也这样想，但我回上海，却碰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要我主编并改革《小说月报》。一时极忙，没有时间找房子，直到母亲再三催促，这才由宿舍的“经理”福生找到了鸿兴坊带过街楼的房子。那已是一九二一年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