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
上次谈看书，提到《叛舰喋血记》，稿子寄出不久就见新出的一部画册式的大书《布莱船长与克利斯青先生》，李察浩（Hough）著，刊有其他著作名单，看来似乎对英国海军史特别有研究。自序里面说写这本书，得到当今皇夫爱丁堡公爵的帮助。叛舰逃往辟坎岛，这小岛现代也还是在轮船航线外，无法去，他是坐女皇的游艇去的。
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吱呀，吱呀，吱……”这一个月，因为生病，省掉了许多饭菜、车钱，因此突然觉得富裕起来。虽然生的是毫无风致的病，肚子疼得哼哼唧唧在席子上滚来滚去，但在夏天，闲在家里，万事不能做，单只写篇文章关于Cezanne的画，关于看过的书，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风雅的。我决定这是我的“风雅之月”，所以索性高尚一下，谈起诗来了。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先生向我们说：“做文章，开头一定要好，起头起得好，方才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味。”我们大家点头领会。她继续说道：“中间一定也要好——”还未说出所以然来，我们早已哄堂大笑。然而今天，当我将一篇小说写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撕毁了的时候，我想到那位教师的话，不由得悲从中来。
我写文章很慢而吃力，所以有时候编辑先生向我要稿子，我拿不出来，他就说：“你有存稿，拿一篇出来好了。”久而久之，我自己也疑心我的确有许多存稿囤在那里，终于下决心去搜罗一下。果然，有是有的。我现在每篇摘录一些，另作简短的介绍。有谁愿意刊载的话，尽可以指名索取——就恐怕是请教乏人。
我编了一出戏，里面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他愤然跳起来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他的妻哀恳道：“走到哪儿去呢？”他把妻儿聚在一起，道：“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报上这一类的寻人广告是多得惊人：“自汝于十二日晚九时不别而行，祖母卧床不起，母旧疾复发，合家终日以泪洗面。见报速回。”
不久以前看了两张富有教育意味的电彩，《新生》与《渔家女》（后者或许不能归入教育片一栏，可是从某一观点看来，它对于中国人的教育心理方面是有相当贡献的。）受训之余，不免将我的一点心得写下来，供大家参考。《新生》描写农村的纯洁怎样为都市的罪恶所沾污——一个没有时间性的现象。
有些图画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其中只有一张是名画，高更的《永远不再》。一个夏威夷女人裸体躺在沙发上，静静听着门外的一男一女一路说着话走过去。门外的玫瑰红的夕照里的春天，雾一般地往上喷，有升华的感觉，而对于这健壮的，至多不过三十来岁的女人，一切都完了。女人的脸大而粗俗，单眼皮，她一手托腮，把眼睛推上去，成了吊梢眼，也有一种横泼的风情，在上海的小家妇女中时常可以看到的，于我们颇为熟悉。身子是木头的金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