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中，我被暴寇所逼，和你分手，离石门湾，经杭州，到桐庐小住。后来暴寇逼杭州，我又离桐庐经衢州、常山、上饶、南昌，到萍乡小住。其间两个多月，一直不得你的消息。我非常挂念。直到今天二月九日，上海裘梦痕写信来，说新闻报上登着：石门湾缘缘堂于一月初全部被毁。噩耗传来，全家为你悼惜。我已写了一篇《还我缘缘堂》为你伸冤，（登在《文艺阵地》上。）现在离开你的忌辰已有百日，相你死后，一定有知。故今晨...
自从我们搬到郊外以来，天气渐渐清凉了。那短篱边牵延着的毛豆叶子，已露出枯黄的颜色来，白色的小野菊，一丛丛由草堆里攒出头来，还有小朵的黄花在凉劲的秋风中抖颤，这一些景象，最容易勾起人们的秋思，况且身在异国呢！低声吟着“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句，这个小小的灵宫，是弥漫了怅惘的情绪。
春风轻轻地吹过南国大地，树儿长出绿叶，花儿竞相绽放，湖水泛起波纹，天空蓝蓝，白云飘飘，阳光明媚，洒向人间，整个世界和暖而明亮。冬日的南国，不时落下潇潇冷雨，冬风吹过，一阵寒冷迎面扑来。那些行色匆匆的女子，也不禁裹紧外套。冬日不是不好，景色也很美，冰条挂满枝头，全世界耀眼的白。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我觉得，春风是有生命的，一滴、两滴，轻轻地落在叶子上，让叶子散发出翠绿的光泽。
《随想》第四十在《大公报》发表后，我就放下笔访问日本。我在日本朋友中间生活了十六天，日子过得愉快，也过得有意义；看得多，也学到不少；同朋友们谈得多，也谈得融洽。人们说“友情浓于酒”，我这次才明白它的意义，我缺乏海量，因此我经常陶醉，重要的感觉就是心里暖和，心情舒畅。我忘不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我到东京后不久，日本电视台安排小说家水上勉先生同我在新大谷饭店的花园里对谈。对谈从上午九点开始。那是一...
三月的北方虽然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萧瑟，但江南已是大片的油菜花开的过份张扬浓烈了，以致面对那耀眼的金黄，我的眼睛竟有些不适应，有一种被覆盖后的迷朦。当柔风夹挟着一丝湿润的花香向我袭来的时候，我的目光所到之处是远山树影，翠竹碧水，还有那田野弯腰锄草带着斗笠的村妇。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就是曾显赫一时的徽商梦中的故园吗？这是曾诞生过多少历史文化名人的故里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是我梦中的美妙，无梦的真实。
前已说过，父亲在杭州乡试时得了疟疾，用奎宁治疗，回家后又生过小病；接着是长寿舅父的去世，父亲和母亲在外祖母家住了将近一个月，父亲先回家，就有低烧，盗汗，他自己开个方子服了几帖，也不见效。接着是母亲也回家了，她看见父亲脸上气色，觉得不妙，问是什么病，父亲自己说，也还在摸索。总之，不是什么伤风感冒之类。这就见得问题复杂了。父亲自己开方，用的是温补之药。母亲认为此番的病是考试时服了西药，把疟疾遏止...
1921年隆冬，湘西常德。17岁的丁玲见到了从上海回来的王剑虹，他们一见如故，畅谈人生、理想和未来，在母亲的支持和王剑虹的鼓励下，丁玲决定放弃即将获得的中学文凭，向广阔的天外世界飞翔。第二年春天，她随王剑虹一起来到上海进入由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现实和理想往往有一段距离，丁玲与王剑虹不久就离校漂泊到南京。这时，他们结识了共产党人瞿秋白，并在秋白劝说下，重返上海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
In 1989 an 8.2 earthquake almost flattened America, killing over 30,000 people in less than four minutes. In the midst of utter devastation and chaos, a father left his wife safely at home and rushed to the school where his son was supposed to be, only to discover that the building was as flat as a pancake. After the unforgettably initial shock, he remembered the promise he had made to his son: "No matter what, I’ll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And tears began to fill his eyes.
我们中华民族，现在虽受暴敌的残害，但内部因此而发生一种从来未有的好现象，就是同胞的愈加亲爱。这可使我们欣慰而且勉励。这好现象的制造者，大都是热情的少年。我现在就把我所亲见的两桩事告诉全国的少年们：我于故乡失守的前一天，带了家族老幼十人和亲戚三人（自三岁至七十岁），离开浙江石门湾。转徙流离，备尝艰苦。三个多月之后，三月十二日，幸而平安的到了湖南的湘潭。本地并没有我的朋友。长沙的朋友代我在湘潭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