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重庆郊外迁居城中，候船返沪。刚才迁到，接得夏丐尊老师逝世的消息。记得三年前，我从遵义迁重庆，临行时接得弘一法师往生的电报。我所敬爱的两位教师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 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与警惕。 我早已确信夏先生是要死的...
半年前我写过一篇创作回忆录《关于〈春天里的秋天〉》，谈了一些郭的事情。其实关于郭可谈的事不少，我虽然同他相知不深，可是我的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善良人的形象。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倘使他能够关起门来写作，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不少的好作品。我在这里用了“关起门来写作”这个词组，并没有特殊的意义，我只是想说不受到干扰。而在郭，这就是生活上的干扰，在抗日战争爆...
最近香港报上刊出了雪峰旧作诗八首在北京《诗刊》上重新发表的消息，从这里我看出香港读者对雪峰的怀念。我想起了一些关于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几天，住在北京的和平宾馆里，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儿来看我，谈起五月初为雪峰开追悼会的事，我说我没法赶回来参加，我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亡友。雪峰的女儿我过去似乎没有见过，她讲话不多，是个沉静、质朴的人。雪峰去世后不久，他的爱人也病故了，就剩下这...
时间好像在飞跑，靳以逝世一转眼就二十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 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在上海看见他，他还在复旦大学念书，在同一期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年底在北平文学季刊社我们开始在一起工作。（他在编辑《文学季刊》，我只是在旁边帮忙看稿，出点主意。）这以后我们或者在一个城市里，或者隔了千山万水，从来没有中断联系，而且我仍然有在一起工作的感觉。他写文章，编...
这次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见到从南京来的朋友，听他们谈起方之同志的事情，据说江苏省代表团因为参加方之同志的追悼会，比我们迟一天到北京。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前不久见过方之同志一面。他的面貌我现在怎样努力回忆也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他和陆文夫同志一起来找我，谈他们组织“探求者”的打算。当时我只读过方之的短篇小说《在泉边》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觉得还不错，认为他们是有希望...
《随想》第四十在《大公报》发表后，我就放下笔访问日本。我在日本朋友中间生活了十六天，日子过得愉快，也过得有意义；看得多，也学到不少；同朋友们谈得多，也谈得融洽。人们说“友情浓于酒”，我这次才明白它的意义，我缺乏海量，因此我经常陶醉，重要的感觉就是心里暖和，心情舒畅。我忘不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我到东京后不久，日本电视台安排小说家水上勉先生同我在新大谷饭店的花园里对谈。对谈从上午九点开始。那是一...
好久，好久，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替一位在清贫中默默死去的朋友揩掉溅在他身上的污泥，可是一直没有动笔，因为我一则害怕麻烦，二则无法摆脱我那种“拖”的习惯。时光水似的一年一年流去，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今天又在落雨，暮春天气这样冷我这一生也少见，夜已深，坐在书桌前，接连打两个冷噤，腿发麻，似乎应该去睡了。我坐着不动，仍然在“拖”着。忽然有什么东西烧着我的心，我推开面前摊开的书，埋着头在抽屉里找寻什么...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一九八○年十一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际真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际真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二十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十八世纪中国著名小说节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二十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三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