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青年华的手在衣袋里反复数他的全部财产：四个铜子！他虽然饿得眼睛前迸出金花，然而这个，数铜子，却还没有弄错，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的确只有四个铜子。他托开他的乌黄的瘦手掌，很郑重地把这四枚铜子呈献给大饼摊上的山东大汉。“那不行啦！两个烧饼卖八个子儿！还差四子儿！嗨！”山东大汉把一只黑手在身上擦，怪生气似的说，一对圆眼睛凶猛地瞧着华的面孔。听着这山东口音，又看见那一脸横肉，两颗闪着红光的圆眼睛，青年华忍不住打一个冷噤！五年前在××路发传单被捕时用枪柄打他的那位“八太爷”的狞相，便又在他眼前浮出来了。
算来已经是整整的七天七夜了，这秋季的淋雨还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风。呼呼地吹得帐幕像要倒塌下来似的震摇。偶尔风势稍杀，呜呜地像远处的悲笳；那时候，被盖住了的猖獗的雨声便又突然抬头，腾腾地宛然是军鼓催人上战场。 中间还夹着一些异样的声浪：是尖锐的，凄厉的，有曲折抑扬，是几个音符组成的人们说话似的声浪。这也是两三天前和大风大雨一同来的，据说是狐狸的哀嗥。
大家都说环小姐近来愈加幽静了，简直有点儿近于怪僻。整天躲在她的小卧室内，除是吃饭时间，决不轻易出来。而即使是吃饭时间的偶一露脸，也只有嘴唇边常在的寂寞的笑影表示她并没生气，说话是照例很少的；甚至在一天中最热闹的晚饭席上，也并不见得稍稍活泼。她的温柔的眼波，常是注在自己的饭碗里，有时表哥的一句诙谐话会引起她抿着嘴唇的一笑，并且很天真的向他看了一眼，然而，话语还是没有的。有时她被逗引得不得不开口了，那也是和老财迷用钱一般，十分吝啬，只要一个字足够表示意思时，她决不肯多用到两个。
臂匠金大坚还没刻完半个字，忽地又是扑嗤一声的笑起来，抬头望他的秘密工作中的伙伴。“金二哥，又笑，怎的？”靠在太师椅上慢慢地摸胡子的圣手书生萧让轻声说。胡子，原来只有稀落落的几根，又很短，然而只要左手空闲着，萧让就总得去摸，这和他的喜欢轻声儿，慢慢儿，两字三字一顿的说话的方式，都是新近才有的习惯。 “萧大哥，你真是活像智多星吴用了！再过几天，我就管你叫智多星罢！”算是回答了萧让的询问，玉臂匠金大坚简直的放下了刻字刀，双手按在石碣上呵呵大笑起来。
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像《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菲式的苦闷阴鸷，到30年代已变成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飞行集会等革命行动。她不愿坐在家里写文章，也不满足于只是写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遇害后，她在沈从文的仗义护送下，将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三天后又转身返回上海。她向地下党组织要求去苏区，在实际斗争中释放心中的苦痛。
1921年隆冬，湘西常德。17岁的丁玲见到了从上海回来的王剑虹，他们一见如故，畅谈人生、理想和未来，在母亲的支持和王剑虹的鼓励下，丁玲决定放弃即将获得的中学文凭，向广阔的天外世界飞翔。第二年春天，她随王剑虹一起来到上海进入由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现实和理想往往有一段距离，丁玲与王剑虹不久就离校漂泊到南京。这时，他们结识了共产党人瞿秋白，并在秋白劝说下，重返上海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
虹口区有条东西走向、仅十几个门牌、现为服装市场的昆山花园路。七号是幢三楼带部分四楼联结式的红砖洋房，门口挂有一块“丁玲寓所”的铜牌。丁玲在此创作了短篇小说《奔》、散文《我的创作生活》，并和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九人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属募捐启事》，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杀害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每当我走过这幢古老的民宅时，一个阴森冷峻的镜头就会浮现在眼前脑际，虽然岁月已逝去了六十多年，但仍久久不能褪却。
我出生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望族，这种家庭对于人一点好处没有。好容易我母亲冲到社会上来而且成为一个小学校长。我也完全由我母亲的教育而做一个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生。但我的母亲由于环境和时代的限制，她的思想也不过是使得我将来有谋取职业的本领，不至于在家里受气，和一个人应该为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我自己呢，完完全全是一个糊涂的小孩子，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思想，顶满意自己的环境，觉得自己很聪明，校长、教员、同学都喜欢我，可是这时忽然来了“五四”。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