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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了,外祖父又把我送到姨姥姥家。

“这对你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好,”外祖父对我说。

那些洗衣妇大多是从亚里洛原野上来的,个个泼辣、能干,伶牙俐齿;她们对城市里的生活十分了解,我常常饶有兴味地听她们讲述各自东家的事情,她们的东家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官吏,也有的是军官。冬天在冰冷的溪水里洗衣服是件苦差事。所有女人的手都冻得皮肤皲裂。小溪边有一个既不挡雪又不挡风的满是缝隙的旧棚子,棚子下方横着一条拦截溪水的木槽,洗衣妇们弯着腰就在这木槽里洗衣服。她们的脸冻得通红,刀割似的疼痛;严寒冻僵了她们湿淋淋的手指,手指都不能弯曲了,两眼直淌眼泪。这些洗衣妇聊起天来从不知道疲倦,七嘴八舌地说着各种各样的奇闻逸事。她们无论对什么人,无论对什么事都无所畏惧。

连东家也对我说:

这种莫名其妙的挖苦并没有使我生气,却使我觉得十分惊讶。

有时候我引用几句斯穆雷的书上的话,其中有一本无头无尾的书上有这样一段话:“据实而论,没有任何人发明过火药;和别的事物一样,火药的出现是漫长的一系列细微观察和发现的结果。”

有时候她们把我惹火了,我就用绞在一起的湿衣服甩打她们,她们也毫不客气地用同样的方法回敬我,但是我跟她们在一起觉得很开心,很有趣。

有一次,他们又要我说说轮船上的事,我说:

我觉得这年夏天我经历了许许多多事情,老成多了,也聪明多了。我现在住在东家,越发感到寂寞无聊。他们一家子还跟过去一样,暴饮暴食,常常吃坏肚子,滔滔不绝地互相述说自己的病情。老太婆仍旧恶言恶语地祈祷上帝。她的儿媳妇产后消瘦了,体形也瘦小了,但是走起路来还像孕妇那样大摇大摆,慢慢吞吞。她常常一面替孩子做衣服,一面轻轻哼着同一个小调:

斯皮利亚,斯皮利亚,斯皮利亚,

斯皮利亚,我亲爱的小弟兄,

我坐在小雪橇上,

斯皮利亚,你就站在后面的脚镫上……

我肯定,除了这个小调,她什么歌都不会唱。

我整天处在晕头转向、令人苦恼的迷雾里。为了排遣愁闷,我只得尽可能多干活。我从来不会感到没有活可干的,因为家里又添了两个婴孩,东家对保姆又不称心,经常更换。于是两个婴孩就只能由我来照看,每天洗尿布,每个星期到宪兵泉去洗衣服——那里,洗衣妇们总是嘲笑我。

我在厕所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讲了起来,在这个违背我的意愿硬把我塞进来的生活环境里回忆另一种生活,觉得非常高兴。我说得津津有味,竟然忘记了周围的听众。可是好景不长,这两个女人因为从来没有坐过轮船,她们不时地问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记得特别牢,我尤其喜欢其中的四个字的词组“据实而论”,我感觉到内中的分量。可是,这个词组却给我带来很多痛苦,荒谬可笑的痛苦。这种痛苦的的确确存在。

我不明白:坐轮船有什么可害怕的?

当我讲到斯穆雷和他有许多书的时候,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老太婆说,写书的人都是傻瓜和异教徒。

宪兵泉的水经过一条很深的山沟流入奥卡河。这条山沟把城市跟用古老传说中的神——亚里洛 ①命名的原野分割开来。每逢悼亡节 ②,市里的小市民们就在这片原野上举行游艺会。外祖母对我说过,她年轻的时候,老百姓还信奉亚里洛神,常常祭奠他:他们拿来一个轮子,裹上浸透树脂的麻絮,然后点上火,把它们抛下山去,大家又是喊叫,又是唱歌,看着这个火轮能不能一直滚到奥卡河。如果滚到河里,这就是说,亚里洛神接受了祭品:夏天将会阳光普照,家家幸福。

①斯拉夫及俄罗斯神话中与男性生殖能力有关的神。

②复活节后第七个礼拜四举行的民间纪念亡者的节日。

如果有人走进她的房间,她就马上不哼了,生气地叫道:

她的儿媳妇也害怕书。

她什么都知道,无论说什么事情都自以为是,而且总是说得离奇古怪。

在这些洗衣妇中最会说的要数娜塔莉娅·科兹洛夫斯卡娅。她三十开外,生气勃勃,身强力壮,眼睛里充满嘲笑的神气,说起话来又机巧又尖刻。她受到女伴们的关注。大家遇到什么事情都找她商量,同时也很钦佩她,因为她干活利索,穿着整齐,还送自己的女儿上中学念书。每当她弯着腰提着两筐湿衣服,沿着滑溜溜的小道从山上走下来的时候,都会遇到有人满脸笑容关心地问她:

傍晚,东家一家人把我叫进房间,吩咐我说:

他们大吃一惊,大声嚷嚷起来:

他们四个人一面重复我的话,一面齐声大笑起来:

从那时起,他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并且叫了很长时间:

东家纵声大笑起来,我虽然知道轮船不会在深水处沉没,但是我也无法使这两个女人信服。老太婆以为轮船不是在水面上行驶,而是像陆地上的火车一样,靠轮子在河底滚动才行走的。

“鞑靼人也有神灵吗?傻瓜! ”

“铁勺子不是不会沉入水里吗?”

“那么赞美诗呢?那么国王大卫呢?”

“还不错,谢谢,她在念书,谢天谢地! ”

“赞美诗是圣书,再说国王大卫为了赞美诗,请求过上帝宽恕。”

“读书是非常有害的,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她说。“在我们那儿格列别什卡街上有一个上等人家的姑娘,她一天到晚读书,结果爱上了一个助祭。那个助祭的老婆知道后,把姑娘狠狠辱骂了一顿,太可怕了!就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

“要是轮船突然拐到水深的地方,不小心沉下去了呢?”

“要是轮船是铁做的,怎么能够浮起来呢?也许,斧头就浮不起来……”

“灵魂就是神灵,”我说,她一听便轻蔑地叫起来:

“据实而论,我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据实而论,啊,天——哪! ”

“在我的手心上写着,我要狠狠打你的后脑勺,叫你知道写在什么地方! ”

“在佩乔尔卡一个鞑靼人死了,他的灵魂从嗓子眼里流出来,黑得像煤焦油! ”

“喂,‘据实而论’!快去,把地板擦干净,好让宝宝在地上爬, ‘据实而论’……”

“哪能这么比较!铁勺子,很小,当中又是剜空的……”

“哪本书上写过这件事?”

“哦,你说说你过去在轮船上的生活! ”

“你来干什么?”

“你想出来的这个词儿并不好啊,怪人! ”

“你怎么干女人的活呀?”

“你女儿好吗?”

“什么?你说什么?”

“不过,总有点害怕吧?”

“你瞧瞧,她以后会做太太吗?”

“我就是为了这才让她去上学的。那些娇生惯养的老爷太太打哪儿来的?他们过去跟我们一样,都是平民百姓,除此以外,他们还能从哪儿来呢?学问做得越大,手就伸得越长,拿的东西也就越多,而到手的东西越多,就越显得正当合法……上帝打发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我们都是些傻孩子,可是要求我们回去的时候,都得是聪明的老人,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念书! ”

她说得有条有理,很有说服力,大家都一声不吭,全神贯注地听着。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大家都称赞她,对她的吃苦耐劳和聪明才智都惊讶不已,可是没有一个人仿效她。她用棕红色的长统皮靴筒皮子缝制了一副袖套,这样,既不露出胳膊,又不会弄湿上衣的袖子。大家都说她这个主意挺好,可是谁也没有照着做。我做了一副以后,她们反而取笑我。

“嘿,瞧你,跟娘儿们学聪明了! ”

大家常常这样议论她的女儿的事:

“这真是件了不起的事啊!哦,将来我们又要多一位高贵的太太了,容易吗?是啊,兴许还没等她学成就死了……”

“不过,有学问的人也不一定生活得很幸福,就拿巴希洛夫家的女儿来说吧,她一门心思念书,后来她自己也当了教师;一旦当了教师,也就是说,要当一辈子老姑娘了……”

“那当然啰!其实,你不识字,只要人家看得上,也会娶你的……”

“女人的聪明不在于脑子……”

她们这样毫不羞耻地谈论自己,我听着好生奇怪,很不自在。我知道水手们、士兵们和挖土工们是怎样议论女人的。我看到过男人们经常彼此吹嘘自己欺骗女人的狡猾手段,与女人保持关系的忍受力。我感到他们对女人是怀有敌意的。男人们总是带着吹嘘的口吻谈论自己的胜利,可是他们的话常常促使我这样想:他们话里的吹嘘和谎言多于事实。

洗衣妇们彼此间从来不谈自己的恋爱经历,但是我从她们对男人的议论中听出她们怀着嘲弄和憎恨的心情;于是我想,女人是一种力量,这句话也许是对的。

“男人不管在外怎么转悠,也不管跟谁相好,到头来还得回到女人身边来,”娜塔莉娅有一次这么说,于是一个老太婆用患伤风的嗓子对她嚷道:

“除了这条路,还能上哪儿呢?即使修道士、苦行僧,都照样离开上帝来找我们……”

她们在哭泣般的汩汩泉水声中,在噼噼啪啪的捣衣声中,在山沟底下,在连洁白的冬雪也盖不住的肮脏的地缝边谈笑风生,她们不知羞耻地用粗鲁的语言谈论着一切种族和民族传宗接代的秘密,这一切使得我既害怕又厌恶,使我不敢对自己周围难以摆脱的“风流韵事”有任何想法和感情,因为我对“风流韵事”的理解是同想象中肮脏淫荡的丑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如此,在山沟里跟洗衣妇在一起,在厨房里跟勤务兵在一起,在地下室跟挖土工们在一起这跟待在家里无法相比,要有趣得多。在家里谈论的话题,对事物的理解,发生的事情都一成不变,只使我觉得是令人憎恨的、极端的无聊。东家的一家人整天生活在一个怪圈里:吃饭,生病,睡觉,忙忙碌碌地准备饭菜,接着又忙忙碌碌地铺床睡觉。他们谈论罪孽,谈论死亡,他们非常怕死。他们挤在一起,好像磨盘上的谷粒,随时等待着什么时候被碾碎。

闲着的时候,我就到板棚里去劈劈柴,想独自一人待一会儿,但是这种机会很少,到时候那些勤务兵常常闯进来,对我讲述院子里的生活。

到板棚里来得最频繁的是叶尔莫欣和西多罗夫。叶尔莫欣是卡卢加人,瘦长个子,背有点儿驼,浑身显露出又粗又硬的青筋;他的脑袋很小,眼睛没有光泽。他很懒,愚蠢透顶,笨手笨脚,可是一看到女人,就像牛似的叫起来,赶紧将身子凑过去,巴不得跪倒在她脚下。全院子的人对他在征服厨娘、女仆方面表现出来的速度都惊讶不置,大家忌妒他,也惧怕他熊一般的力气。西多罗夫是图拉人,骨瘦如柴,一天到晚愁眉苦脸,说起话来细声细气,连咳嗽也小心翼翼,双眼露出惶惶不安的神色。他很喜欢对着黑暗的角落里张望,压低了嗓门谈论某一件事情,或者一声不吭地呆坐着,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望着最暗的角落。

“你在看什么?”

“说不定那里会窜出一只老鼠……我喜欢老鼠,挺好玩的,窜来窜去,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常常代勤务兵写家信,写情书,我喜欢做这样的事。可是我最喜欢代西多罗夫写信。他每个星期六都准时寄信给住在图拉的妹妹。

他把我请到厨房里,然后在一张桌子旁挨着我坐下,他用手掌使劲地搓揉留着短发的脑袋,在我的耳边轻声说:

“来,开始写吧!开头,还是老样子:我最亲爱的妹妹,祝你长命百岁,反正是老一套!现在你写吧:钱我收到了,不过,你不必寄钱给我,谢谢你。我这儿什么都不缺,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的日子糟透了,跟狗一样。哦,这一句别写上,你还是写:生活得很好!她还小,只有十四岁,干吗让她知道呢?以下你就照别人教你的样子写吧……”

他紧靠在我的左肩膀上,在我的耳边呼出臭味很重的热气,一个劲儿地低声说道:

“叫她别让小伙子搂抱她,摸她的乳房,无论如何不可以!你再写:要是有人对你说些甜言蜜语,不要相信他,这是他想欺骗你,糟蹋你……”

他使劲地忍住咳嗽,灰白的脸涨得通红,他鼓起腮帮子,眼睛里流出了泪水。他难受得在椅子上坐不安稳,不时地碰撞我。

“你妨碍我写信了! ”

“没关系,你写吧!……最不能相信的是那些老爷,他们能一下子把姑娘骗到手。他们花言巧语,什么都说得出来,只要你一相信他们,那他们就会把你送进妓院。要是你积攒了钱,把它交给神父,只要他是好人,他就会替你保存起来。最好把钱埋在地里,免得让人看见,不过你自己要记住埋钱的地方。”

气窗上的铁皮页片的哗啦声盖住了他的低声细语。我听着这声音,觉得十分凄凉。我打量着熏黑的炉门和沾满苍蝇屎的碗橱。厨房里肮脏不堪,到处都是臭虫。满屋子都是呛人的油煎味、煤油味和烟味。炉灶上、劈柴堆里,许多蟑螂在爬来爬去。我的心里顿时感到十分沮丧,我十分可怜这个士兵和他的妹妹,情不自禁地要流眼泪。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难道这样的生活是美好的吗?

我只顾写下去,不再听西多罗夫的絮絮低语了。我在信中写道,生活是多么无聊,多么令人烦恼。他叹着气对我说:

“你写得很多了,谢谢!现在她会知道应该害怕什么了……”

“什么也不用怕,”我生气地说,虽然我自己也害怕很多事情。

那士兵一面咳嗽,一面笑着说:

“小怪人!怎么能不怕呢?你说,怕不怕老爷?怕不怕上帝?你还嫌怕得不够吗?”

每当收到妹妹的来信,他总是忐忑不安地求我:

“请你快点念给我听……”

他硬要我把这封字写得七扭八歪、内容简单空洞的来信连读三遍。

他为人善良随和,可是对待女人的态度跟所有的男人一样,像狗一样粗暴无礼。我有意无意地观察他和女人之间的关系,眼看着这种关系从开始到结束发展得十分神速,而且令人作呕;我看见西多罗夫常常用埋怨自己的士兵生活来博得女人的好感,用甜蜜的谎言弄得女人神魂颠倒。可是事后他对叶尔莫欣说起自己胜利的时候,却厌恶地皱起眉头,啐唾沫,好像自己刚服了一帖苦药。这刺痛了我的心,我气愤地问士兵,为什么他们都欺骗女人,对她们说谎,然后肆意玩弄她们,把她们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还常常打她们。

他听了只是淡淡地一笑,说:

“你不必对这种事情感兴趣。这一切都不好,这是罪过!你还小,现在还不应该知道……”

可是有一次我得到了比较肯定的回答,至今我还记在心里。

“你以为她不知道我在欺骗她吗?”他向我使了个眼色,咳嗽着说。“她知道!她自己希望别人欺骗她。干这种事情,人人都在撒谎,因为干这种事情见不得人。谁都不爱谁,不过是玩玩罢了!干这种事太丢人,你等着吧,到时候会明白的!干这种事要在晚上,如果在白天,就得找个暗处,在贮藏室里干,就是这样!所以,上帝才把我们逐出天堂,我们才成了不走运的人……”

他说得很好,充满了伤感和忏悔,这使我对他的风流韵事不再那么计较了。我对他的态度,比起对叶尔莫欣来要亲近得多。我憎恨叶尔莫欣,千方百计地嘲笑他,激怒他,这些我都做到了。于是他常常不怀好意地在院子里追我,只是由于动作迟钝,他难得能追上我。

“这种事是明令禁止的,”西多罗夫说。

说到明令禁止,我是知道的,可是说到人们干这种事会遭到不幸,我却不相信。我曾经见过人们不幸的遭遇,可是我不相信,因为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恋人们的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神情,感到相爱着的人们特别善良;看到这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我总是觉得很高兴。

可是在我看来,生活毕竟变得越来越无聊,越来越残酷,永远停留在我天天看见的那些形式和关系之中,这些我至今记忆犹新。除了现实生活,除了每天出现在我眼前的无法排除的生活,我想不出还会有比这更美好的生活。

但是有一次,士兵们对我讲了一个使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的故事。 院子里有一户住家,主人是个城里有名气的裁剪师,他安分守己,为人谦虚,是个非俄罗斯人。他有个长得娇小的妻子,她没有生过孩子,一天到晚看书。在嘈杂的院子里,在挤满了醉汉的住户当中,这两口子悄无声息地生活着。他们既不邀客上门,也从不外出,只有过节的时候才上剧院去看戏。

丈夫每天上班,早出晚归;妻子像个半大姑娘,每星期到图书馆去两次,是在白天。我常常看见她像个中学生,手提一捆用皮带捆扎的书,瘸子似的摇摇晃晃,踏着碎步沿堤坝走着。她穿着朴素,招人喜欢,打扮得又清新,又干净,纤小的手上戴着手套。她长着一张瓜子脸,一双机灵的眼睛;她全身上下楚楚动人,就像放在镜台上的一个瓷美人儿。士兵们说,她的右胸里少一根肋骨,所以她走路的时候令人奇怪地摇摇晃晃,可是我倒觉得看上去很舒服,一下子就能把她跟住在院子里的别的太太,也就是军官们的老婆区分开来。这些太太尽管嗓门大,打扮得花枝招展,撑着很高的腰垫 ①,但总显出有点年老色衰的样子,仿佛她们久久被遗忘在黑暗的贮藏室里,被扔在各种各样的废物中间。

①19世纪末女人用它来撑起裙子,使身姿更美。

院子里的人都认为娇小的裁剪师太太有点精神错乱。他们说她看书看得精神失常,已经到了不能料理家务的地步,所以她丈夫只能自己到集市上去买菜,自己向厨娘交代午饭和晚饭该做什么菜。那个厨娘也是个非俄罗斯人,长得又高又大,整天愁眉苦脸,只有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睛老是湿漉漉的,另一只眼睛呈一条粉红色的细缝。据说,这位太太连猪肉和牛肉都分不清楚。有一次真丢脸,居然把辣根当芹菜买了回来!您想想,有多可怕!

这三个人犹如陌生人一样住在一间屋子里,好像碰巧走进了大养鸡场里的一个笼子里,这不禁使我联想起那些山雀,它们为了躲避寒冷,往往钻进住家的气窗,飞入又闷又脏的屋子里。

突然有一天,那些勤务兵告诉我一件事,那些军官老爷打算跟裁剪师的娇妻开一个恶意的玩笑,羞辱她一番:他们几乎每天轮流给她写情书,说他们如何爱她,她如何漂亮,以及他们为了她备受折磨。她在回信中请求他们不要打扰她,并对她给他们造成的痛苦表示遗憾,祈求上帝帮助他们不再爱她。那些军官收到回信后,凑在一起读了起来,争相取笑那个女人,然后又以某一个人的名义写信给她。

那些勤务兵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也大笑不止,骂起裁剪师的老婆来。

“这个倒霉的蠢婆娘,瘸腿婆,”叶尔莫欣用浑厚的声音说道,西多罗夫轻声地应和他说:

“每个女人都希望人家骗她。她心里全明白……”

我不相信裁剪师的老婆知道那些人在背后取笑她,于是我立刻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她。我偷偷跟踪她,趁她家的厨娘到地窖去的那会儿,我登上后门楼梯,溜进娇小女人的套房,又钻进厨房。厨房里没有人,又闯入另一个房间,只见裁剪师的老婆坐在桌旁,一手拿着一只沉重的镀金茶杯,一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她听见有人进来,吓了一跳,赶紧把书捂在胸前,用不是很响亮的声音叫了起来:

“谁呀?阿夫古斯塔!你是什么人?”

我开始急匆匆地、前言不搭后语地对她说起来,一面等着她把书或茶杯朝我扔过来。她坐在一张深红色的大圈椅上,身穿一件下摆上缀有穗子、袖口和领子上镶着花边的天蓝色宽大连衣裙,淡褐色的波浪形长发披散在肩头。她这种模样就像是圣障中门上的一位小天使。她靠在椅背上,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我,起初很生气,后来惊奇地露出了笑容。

我把想说的话都对她说了,再也没有勇气待下去,于是掉转身打算离去,这时她叫住我:

“慢着! ”

她把茶杯放到托盘上,将书往桌上一扔,合起双掌,用成年人的那种浑厚声音说:

“你这孩子多令人奇怪……你走近一点! ”

我怯生生地走过去,她拉住我的手,用她冷冰冰的纤细手指抚摸着,一边问:

“是不是有人教你对我说这些话的?没有人教你?很好。我看得出来,我相信是你自己的主意……”

她放开我的手,闭上眼睛,轻轻地拖长声音说:

“原来那些下流的士兵背后是这样议论别人的! ”

“你们最好搬出去住,”我郑重其事地向她建议。

“为什么?”

“他们会找您麻烦的。”

她开怀地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又问:

“你上过学吗?喜欢读书吗?”

“我没有时间读书。”

“如果你真的喜欢,会找得到时间的。好吧,谢谢你! ”

她向我伸出一只手指攥得很紧的手,里面捏着一枚银币。我不好意思收下这冰凉的东西,可是我又不敢不收,临走,我偷偷地将这枚银币放在楼梯栏杆的小圆柱上。

我带走的是这个女人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全新的印象。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片彩霞。我一连好几天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回想着她宽敞的房间和待在房间里的身穿天蓝色衣裙的、天使般的裁剪师的太太。她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和漂亮。一块柔软的、金黄色的地毯铺在她的脚下,冬日的阳光透过银白色的窗玻璃照射进来,在她身旁发出暖意。

我真想再去瞧她一眼,如果我再去,向她借一本书,将会怎么样呢?

我去了,又看见她坐在老地方,手里仍旧捧着一本书,半边脸上扎着一块棕红色头巾,一只眼睛肿着。她给了我一本黑封面的书,含糊不清地对我说了句什么话。我拿了散发着木馏油和茴香油气味的书,闷闷不乐地走了。我用纸将书包起来,再把它裹在一件干净的衬衣里,藏到阁楼上,因为我生怕东家发现,把它拿去毁了。

他们也订《田地》杂志,只是为了得到附在里面的服装纸样和免费赠阅的画刊,并不是为了阅读。他们看完图片,就把杂志放入卧室的柜子里,到了年终,把它们装订成册,然后塞到已经放着三大卷《绘画评论》的床底下。我每次洗刷卧室里的地板的时候,污水流到这些书下面。东家还订了一份《俄罗斯邮报》,每天晚上他边看边骂:

“鬼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写这些东西!太无聊了……”

有一个星期六,我在阁楼上晾衣服,想起了那本书,便拿出来翻阅,读了开头的一行:“房屋和人一样,每座房屋都有自己的面貌。”这个正确的论断使我感到惊奇。于是我站在天窗窗口继续往下读,一直读到身子索索发抖,才把书收起来。等到傍晚,主人一家人去做彻夜祈祷后,我再把书拿到厨房里埋头读起来,这本书都黄得发脆了,就像秋天里的枯叶。书轻松地将我带入另一种生活,使我认识了许多新的人物和新的人际关系,向我展现了不同于我司空见惯了的好人和坏人。这就是格萨维埃·德·蒙特潘的小说,写得很长,它和作家的其他小说一样,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描写的都是我不熟悉的瞬息万变的生活。这部小说叙述得异常简洁明了,犹如隐现在字里行间的一缕阳光照亮着善与恶,帮助读者去爱、去恨,促使我们密切注视错综复杂的人的命运。顷刻间我产生了要帮助一些人和惩罚另一些人的强烈愿望,全然忘记了突然展现在我面前的这种生活完完全全是纸上空谈。我完全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斗争之中,随着一页一页读下去,我的内心一忽儿充满欢乐,一忽儿又陷入悲伤。

我读得入了迷,当我听见大门口响起铃声,我竟然一下子弄不明白是谁在拉门铃,为什么要拉门铃。

蜡烛快要燃尽,早晨我刚擦干净的烛台上又挂满了蜡泪。由我照管的长明灯的灯芯从灯夹上滑了下去,熄灭了。我急得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竭力掩盖我的罪痕。我把书塞到炉灶下面,然后把长明灯重新点亮。这时保姆突然从房间里跳了出来。

“你聋了吗?门铃在响! ”

我急忙跑去开门。

“你在睡大觉啊?”东家厉声问道。他的妻子一面吃力地登上楼来,一面抱怨我使她着了凉。老太婆也哇啦哇啦地骂起来。她走进厨房,一眼就看见燃尽的蜡烛,开始盘问我刚才在做什么。

我没有吭声,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从高处跌下来,跌得粉身碎骨,我非常害怕老太婆发现那本书。她一个劲儿地嚷嚷,说我会把屋子烧掉。东家和他的妻子走进来吃晚饭,老太婆又对他们抱怨说:

“你们瞧瞧,他把整支蜡烛都点光了,还打算把屋子烧掉呢……”

他们四个人吃饭时不断地责骂我,把我过去有意无意犯的错误都重又抖搂出来,还吓唬我,说我以后不得好死。可是我心里早已明白,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出于恶意,也不是出于好心,而是聊以解闷罢了。我看着他们,觉得很纳闷,他们这些人与书中的人物相比是多么空虚和可笑。

他们总算吃完了晚饭,肚子胀鼓鼓的,然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各自回房睡觉去了。老太婆又跑去惊动上帝,气冲冲地向他诉苦,然后爬到炉炕上便不作声了。这时候我站起身来,把藏在炉灶下面的书拿出来,走到窗口。夜色清朗,月光直射在窗口,可是书上的字体太小,还是看不清楚。但是读不了书实在难受。于是我从搁板上取下一口铜锅,用它将月光折射到书页上,不料,这样一来更糟,光线更暗了。于是我爬到放在墙角里靠近圣像的一条长凳上,在长明灯的亮光下站着读起书来,后来累了,躺在长凳上睡着了,直到老太婆叫着把我推醒。她两手抓着书,使劲打我的肩膀。她光着脚板,只穿了一件衬衣,气得脸红脖子粗,恶狠狠地仰起长着火红色头发的脑袋。维克托躺在高板床上号叫:

“妈妈,你别再嚷嚷了!我没法活了……”

“这书可要完蛋了,要被她撕碎了,”我心里想。

喝早茶的时候,他们审讯我。东家厉声问我:

“你是从哪儿弄到这本书的?”

女人们也七嘴八舌地叫嚷起来。维克托心存疑虑地闻闻书页,说:

“有香水味,一点不假……”

我对他们说,这本书是一个神父的,于是他们还是把书翻看了一遍,又是惊讶,又是愤慨:神父竟然也读小说。但是这或多或少使他们的心放宽了些,尽管东家仍旧一个劲儿地训导我说,读书是有害的、很危险的。

“就是有那么一些读书人,他们尽破坏铁路,尽想谋害人……”

他的妻子又生气又惊惶地对丈夫嚷道:

“你疯啦!你对他说些什么呀?”

我把这本书带给西多罗夫,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他接过书,然后默默地打开一只小箱子,从里面拿出一条干净的毛巾,用毛巾把书包好,放进箱子里,然后对我说:

“你别信他们的话,上我这儿来读书,我对谁也不会说!要是你来的时候我不在,钥匙就挂在圣像背后,你自己打开箱子,拿出书来读吧……”

东家他们对书的态度在我心目中一下子把书提到了具有重要而又可怕的秘密的意义的高度。对于某些“读书人”破坏铁路,想谋害人,我倒并不感兴趣,不过我却想起神父在我忏悔时提的问题,想起那个中学生在地下室里读书的情景和斯穆雷所说“正经的书”时的一番话,也想起外祖父关于离经叛道的共济会分子的一段话。他说:

“当初亚历山大·巴夫雷奇沙皇陛下在位时,有些贵族走上了离经叛道和自由思想的歧途,打算把全体俄罗斯人民出卖给罗马教皇,这些耶稣会教徒!阿拉克切耶夫将军立刻将这些人捉拿归案,无论他们的官衔有多高,一律流放西伯利亚去做苦役;后来,这些人就像蚜虫一样死掉了……”

我还想起“缀满星星的恩勃拉库伦”,“盖尔瓦西”和那些华丽却又可笑的字句:“门外汉一心想知道我们的活儿,可是你们弱视的眼睛永远也看不清楚! ”

我感到自己正站在某些伟大秘密的门口,整个身心都像着了魔。我想赶快把书读完,因为我担心西多罗夫会把书弄丢,或者一不小心把书撕破。如果这样,我怎样向裁剪师的太太交代呢?

老太婆盯得我很紧,不让我到勤务兵那儿去,她咬牙切齿地骂我:

“书呆子!那些书只会教你生活淫乱放荡,你瞧那女人,一天到晚钻在书本里,连到集市上去买东西都不会,只会跟军官们勾勾搭搭,大白天勾引他们到家里去,这些事我都知道! ”

我真想对她大喝一声:

“这不是真的!她没有跟男人勾勾搭搭……”

可是我不敢替裁剪师的太太辩护,万一老太婆猜到那本书是她的,那该怎么办?

一连几天我的心情坏透了。我整天精神恍惚,心烦意乱,郁郁不乐。我睡不着觉,一直担心蒙特潘那部小说的命运。有一天,裁剪师家的厨娘在院子里拦住我,说:

“你快把书送回来! ”

我趁东家一家人睡觉的时候,怀着羞愧和沮丧的心情去见裁剪师的太太。

她像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那样接待我,只是穿的衣服不同:她穿一条灰裙子和一件黑丝绒短上衣,裸露的脖子上挂着一条绿松石十字架,仿佛是一只雌红腹灰雀。

我告诉她我还没有来得及读完这本书,因为主人家不准我读。但是当我面对这个女人的时候,我的心里既难受又高兴,高兴得泪水盈眶。

“哼,这些人多么愚蠢啊!”她扬起两道秀眉,说。“顺便说一下,你东家的脸长得挺好玩的。你先别发愁,让我考虑一下。这样吧,我来写一封信给他! ”

这话把我吓了一跳,我只好向她坦白,我在东家面前撒了谎,说这本书不是向她而是向一个神父借的。

“不必了,请别写信!”我请求她。“他们会取笑你、骂你的。要知道,院子里的人都不喜欢你,都嘲笑你,说你是傻瓜,还少了一根肋骨……”

我一口气把话说完,忽然明白这些话都是多余的,而且会伤她的心。她咬紧上嘴唇,拍了一下大腿,好像她骑在一匹马上。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恨不得一头钻进地里,可是裁剪师的太太却仰倒在椅子上,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并且反反复复地说:

“哎,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凝视着我,一面自己问自己,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又说:“你是个很特别的孩子,很特别……”

我照了一下挂在她身边的镜子,看见一张颧骨高耸、有条大鼻子的脸膛,额头上有一大块乌青,很久没有剪过的头发向四面八方竖着。这就是她所谓的“很特别的孩子”吗?……这个很特别的孩子当然不同于瓷美人儿啰……

“那一天我给了你一枚小硬币,你没有拿。为什么?”

“我不需要钱。”

她叹了口气。

“哦,那就毫无办法了!如果他们允许你读书,你就来找我,我会把书借给你的……”

镜台上放着三本书。我送回的那本是最厚的。我忧伤地看着它。裁剪师的太太向我伸出一只红润的小手。

“好,再见! ”

我怯生生地触了一下她的手,赶紧离去了。

也许,大家对她的议论是对的,她什么也不懂,比方说,她把二十戈比的硬币叫做小硬币,像小孩子一样。

然而,我却喜欢她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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