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十二

有一天，我在傍晚时睡着了，醒来后觉得两条腿好像也醒了。我把腿伸下床，它们还是不听使唤，但我已经有了信心，腿是好的，以后我还能走路。这真是太棒了，我高兴得大叫，把全身重量放到腿上站起来，脚一落地就摔倒了，可是我马上向门口爬去，爬到楼梯上，心里生动地想象着，楼下的人看见我一定会惊奇万分。

我不记得怎样到了母亲房里，躺在外婆的膝上。外婆面前站着些陌生人，有个穿绿衣服的瘦老太婆嗓门比谁都大，她严厉地说：

花园地上已经露出嫩绿的草尖，苹果树吐芽、绽蕾了，彼得罗夫娜家屋顶上的青苔泛出悦目的绿色，有许多小鸟四处飞鸣，欢快的声响、新鲜芳香的空气，使我感到晕眩但很舒服。只是彼得大叔自杀的那个土坑里，乱糟糟地堆着被雪压断的枯黄蒿草，难看得很，没有一点春天的迹象，几根火烧木乌黑发亮，样子凄凉，整个土坑让人触目心烦，这是个谁也不要的地方。我一气之下想拔掉、挖去这些杂草，把砖瓦块、焦木头通通弄走，清除掉一切肮脏的废物，在坑里给自己造一个干净的小窝，到夏天可以单独住在这儿，不跟大人们在一起。说干就干，这件工作马上吸引了我，使我很长一段时间乐得甩开家里发生的一切，虽说那些事情还在让我非常恼火，但日复一日也就逐渐淡漠了。

空虚无聊的几天像一股细流单调地流过，母亲订婚后出门去了，家里安静得叫人难受。

短短的几句话现在有着特别的含义，这些话里包藏着一桩对大家不言而喻和令人伤感的大事情。

母亲笑着把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推到我跟前。

母亲把我从饭桌上拉下来，我丢了脸，被赶上了阁楼。外婆来了，她捂着嘴哈哈大笑：

房间里很明亮，前角落的桌子上放着一座银制的枝形烛台，上面点着五根蜡烛。烛台后面供着外公心爱的圣像“勿哭我圣母”，法衣上的珍珠被烛火照耀得流光溢彩，镶金的灵光圈上红宝石光芒四射。几张烙饼似的模糊的圆脸和一些扁平的鼻子，从外面不声不响粘贴在昏暗的玻璃窗上。 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漂移。那个绿色老太婆用冰凉的手指摸着我的耳根，说：

我没有晕，只是闭上了眼睛。她拖我上楼梯时，我问她：

我把嘴里那块东西掏出来，又戳在叉子上，递给她：

我恨这个老太婆，还有她的儿子，我的恨集中在他俩身上，这种仇恨心使我挨了好多顿打。有一天吃中饭时，她把眼睛瞪得吓人，说：

我不想哭。阁楼上又暗又冷，我直发抖，床在吱吱地摇晃着，绿色老太婆就站在我眼前，我假装睡着了，外婆也走了。

我不想听她的话，甚至看到大人我就不高兴。

我不喜欢她捂着嘴，就跑开了，爬到屋顶上，在烟囱旁边坐了很久。是的，我很想恶作剧，想对所有的人恶言恶语，这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愿望，然而我不得不把它按捺下去。有一次我在未来继父和新祖母的座椅上抹了些樱桃树胶，把他俩都粘住了，当时的样子非常好笑。外公把我狠揍了一顿，母亲上楼来找我，把我叫到跟前，用膝盖紧紧夹住我，说：

她眼睛里充满了晶亮的泪花，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脸上，这比打我一顿还要让我难过！我说我再也不捉弄马克西莫夫家的人了，永远不会了，只要她别哭。

她整个人都是绿色的，包括衣服、帽子和脸，她眼睛下面长着个瘊子，那瘊子上的毛毛也像一撮绿草。她翘着上嘴唇，耷拉着下嘴唇，对我露出绿色的牙齿，用一只戴着黑花边无指手套的手遮住眼睛。

她把我放在床上，自己一头扎进枕头里，浑身哆嗦，哭了起来。她泣不成声，肩膀在剧烈地颤抖，喃喃地说：

她很快讲了几句什么话，我没有听懂。马克西莫夫眯起眼睛，弯腰对我说：

她常对她的儿子说：

她就像在楼梯上对我那样回答他：

外公小心地取下窗框拿走了，外婆打开了窗户。花园里八哥儿在啼唤，麻雀啾啾地叫着，解冻后的土地向屋里飘来一股醉人的气息，炉炕上的青色瓷砖似乎羞白了脸，看上去冷飕飕的。我爬下床来。

他顺从地垂下头，皱着眉不说话。大家都在这个绿色老太婆面前皱眉头。

一天早晨，外公拿着凿子上楼来，他走到窗口，开始挖冬天泥在窗框上的油灰。外婆端着水盆带着抹布也来了。外公轻声问她：

“那儿还没干呢，再等几天吧！ ”

“这就是你的父亲……”

“这又是你的一位奶奶……”

“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

“这个孩子需要好好教育，你明白吗，叶尼亚 ①？”

①叶夫根尼的小名。

“给他喝马林果汁，用被子连头裹起来……”

“我送你一盒图画颜料。”

“我到花园里去。”

“您舍不得就拿去吧……”

“怎么样，老太婆？”

“对了，对了，”她轻声说，“不要淘气了！我和他不久就要举行婚礼，然后我们到莫斯科去，然后再回来，你就跟我住在一起。叶夫根尼 ·瓦西里耶维奇人很善良，又聪明，你会跟他合得来的。你要上中学，然后成为大学生，就像他现在这样，然后你当一名医生。随便你想干哪一行，只要有学问都能行。好了，去玩吧……”

“她是谁？”我胆怯地问。外公用刺耳的声音答道：

“天哪！你这个淘气包，基督保佑你……”

“哎呀，阿廖申卡，你干吗吃得这么快，一口咬这么多啊！你会噎着的，亲爱的！”

“听我说，你干吗要使性子？你可知道，这让我多么伤心啊！”

“别光着脚走，”外婆说。

“你高兴了，是不是？”

“你说什么？”

“你得了吧，闭嘴！ ……”

“你得了吧，闭嘴！ ”

“你干吗老噘着嘴？”有时是外婆，有时是母亲这样问我。她们问得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并不生她们的气，只是对家里的一切都感到隔膜罢了。吃中饭、晚茶和晚饭时，绿色老太婆经常在座，她就像旧篱笆上的一根烂木桩。她的眼睛仿佛是用看不见的细线缝在脸上，从皮包骨头的眼窝里灵活地翻进翻出。这双眼睛滴溜儿乱转，无所不见，明察秋毫。当她谈到上帝时，它们就翻向天花板，要是说起家常事，它们就向脸颊垂下来。她的眉毛像是用麦麸子粘贴上去的。吃东西时，她可笑地弯曲着手掌，揸开小指头，把食物塞进嘴里，光光的大牙咀嚼起来没有一点声音，她耳朵边的小骨球上下滚动，耳朵在动，瘊子上的绿毛毛也在动，活像在那张又黄又皱、干净得讨厌的皮肤上爬行似的。她和她儿子一样全身上下干干净净，让人觉得碰她一下都怪不舒服的。开头几天，她把死人般的手伸到我嘴边让我亲吻，那只手上有一股喀山黄肥皂和神香的气味，我一扭头跑掉了。

“你们都是骗子……”

“你也哭吧……哭吧……”

“他晕过去了，”外婆说，抱起我向门口走去。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她说了一连串的“然后”，我觉得它们像是一道梯子，通往下面很深的地方，通往黑暗和孤独，离她越来越遥远。这道梯子并不使我高兴。我很想对母亲说：

“请你不要出嫁，我自己能养活你！ ”

这句话没有说出来。母亲总是唤起我对她许许多多温情的想法，但我从来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花园里的工作进展顺利：我手拔刀砍清除了野蒿，用碎砖砌好土坑周边塌陷的地方，铺成一个宽敞的坐位，简直能在上面睡觉。我收集了许多彩色玻璃片和碎碗破碟，把它们泥在砖块的缝隙里，太阳照到坑里的时候，这些东西就闪出耀眼的彩虹，像教堂里那样。

“你这个主意很好！”有一天外公察看了我干的活，说。

“不过蒿子还会长起来盖住你的，你留下了草根！我帮你把土再挖一下，去拿把铁锹来！ ”

我拿来了铁锹，外公朝手上吐了口唾沫，咳了几声，用一只脚把铁锹深深踩进肥沃的泥土里。

“你把草根都扔出去！然后我给你在这儿种上向日葵和锦葵，那才好呢！好……”

他忽然俯在铁锹上面不说话了，身子一动也不动。我注意看了看他，只见他那狗一样的聪明的小眼睛里扑簌簌落下了小滴的泪珠。

“你怎么啦？”

他身子一抖，伸手抹了把脸，泪眼模糊地望望我。

“我出汗了！你瞧，蚯蚓真多！ ”

他又开始挖土，突然对我说：

“你砌的这些都算白干了！白干了，小弟。这座屋子我不久就要卖掉。大概到秋天就卖。要一笔钱给你娘做嫁妆。就是这样。愿她过上好日子，上帝保佑她……”

他扔下铁锹，挥了挥手，到澡堂后面花园的角落去了，他的温室就在那边。我开始挖地，但马上被铁锹弄伤了脚指头。

这使我不能伴随母亲去教堂举行婚礼，我只能走到大门口，看她挽着马克西莫夫的胳膊，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踩着人行道上的砖块和砖缝里长出来的青草，好像在钉子尖上走路似的。

婚礼并不热闹。从教堂回来后，大家闷闷不乐地喝着茶，母亲马上换了妆，到自己卧室里去收拾箱子。继父坐到我旁边，说：

“我答应过送给你颜料，可是城里买不到好的，我又不能把自己的送给你，我从莫斯科寄过来吧……”

“我要颜料做什么用？”

“你不喜欢画画吗？”

“我不会。”

“那我给你寄别的东西吧。”

母亲走了过来。

“我们很快就回来，等你父亲考完试，毕了业，我们就回家……”

他们跟我像跟大人一样谈话，这让我高兴，不过听说一个长胡子的人还要去上学，我又感到奇怪。我问道：

“你学什么？”

“土地测量……”

我懒得问他这是干什么的。屋子里静得无聊，好像有一种擦在毛毯上的沙沙声，真盼望夜晚快些到来。外公背靠炉炕站在那儿，眯起眼睛望着窗外。绿色老太婆帮助母亲收拾行李，嘴里哼哼唧唧地絮叨着。外婆中午就喝醉了，大家怕她出丑，把她送上阁楼锁在房间里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走了。临走时她把我轻轻抱起来，搂着我，用一种陌生的眼光看着我的眼睛，一边吻我，一边说：

“好了，再见吧……”

“告诉他，要听我的话，”外公望着才露出淡淡红光的天空，愁眉苦脸地说。

“要听外公的话，”母亲给我画了个十字，说。本来我想听她说点别的话，被外公打了岔，所以很生他的气。

他们坐上了四轮敞篷马车，母亲的衣下摆被什么东西钩住了，她生气地拉了好久。

“去帮一下，你没看见吗？”外公对我说。我没有去帮忙，只觉得浑身被一阵忧愁紧紧地箍住了。

马克西莫夫在车上耐心地摆放他那两条穿着蓝色瘦裤子的细长腿，外婆往他手里塞了些包袱，他把它们放在膝盖上，用下颏抵住，惊慌地皱起苍白的脸，拖长声音：

“够——够了……”

绿色老太婆和她当军官的大儿子上了另一辆车，她坐在那儿就像画上去似的，军官用马刀柄搔着大胡子，不时打着哈欠。

“这么说，您得去打仗了？”外公问他。

“非去不可！”

“这是件好事。土耳其人该揍……”

他们走了。母亲好几次回过头来，挥动手帕。外婆一手扶着墙，也在挥手，她泪流满面。外公用手指头从眼里勉强挤出几滴泪水，断断续续地唠叨着：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这……不会……”

我坐在石礅子上，望着两辆马车颠簸远去，它们转过街角就不见了，我感到胸中仿佛有个东西砰的一声紧紧关上了。

时间还早，家家窗户上还遮着护窗板，街上空荡荡的，我从来没见过街道像这样死寂空旷。远远有个牧人在一个劲儿地吹着牧笛。

“我们去喝茶吧，”外公扶着我的肩膀，说。“看来，你命中注定要跟我住在一起，你还得像火柴那样，划我这块老砖头呢！ ”

从早到晚，我和外公在花园里不声不响地忙活着。他挖了几条畦，给马林果扎枝，清除苹果树上的苔藓，踩死毛毛虫；我一直忙着安顿和装点自己的小窝。外公砍掉了火烧木的梢头，在地里插了几根棍子，我把鸟笼挂在那上面，又用枯蒿编了一道密密实实的障子，在座位上面架了个遮阳篷，也可以挡露水，这样才算大功告成。

外公说：

“你学着尽量把自己安排得好些，这对你很有益处。”

我非常重视他这句话。有时他躺在我那草皮宝座上，不慌不忙地教导我，他说话很费劲，就像一个字一个字掏出来似的。

“现在你像一片面包，从你娘身上切下来了，她还会生别的孩子，她对他们要比对你更亲。你外婆又开始喝酒了。”

他沉默了好久，仿佛在倾听什么，然后又像不情愿似的吐出一句句沉重的话。

“这是她第二次酗酒了，第一次是在米哈伊尔被征兵的时候，她也喝过。这个老糊涂，她劝我替他买了张免役证。也许他当了兵，倒会成为另一个人……唉，你们呀……我快要死了。就是说，只剩下你一个人，全得靠自己做主，自谋生路，明白吗？就是这样。要学会独立工作，别让人牵着鼻子走！安安静静过太平日子，但是要倔强地生活！谁的话都可以听，但是只干对自己有好处的……”

整个夏天，当然，除非天气不好，我都是在花园里度过的。夜里暖和，我就在那儿睡在外婆送给我的一块羊毛毡上。她自己也常到花园来过夜，抱些干草铺在我的床位边，躺下来久久地给我说东道西，有时突然打断自己的话：

“你瞧，一颗星星掉下去了！这是一个纯洁的灵魂思念凡尘，它想起了大地母亲！就是说，现在什么地方有一位好人出世了。”

或者指给我看：

“又有一颗星升起来了，瞧！它多亮！可爱的天空啊，你是上帝光辉的法衣……”

外公埋怨道：

“傻瓜，你们会着凉生病的，当心中风啊。小偷钻进来，掐死你们……”

有时候，太阳下山了，天上流过一道道火焰的长河，火焰烧完了，金红色的灰烬纷纷散落在花园丝绒般的绿荫里，接着，周围的一切开始明显地发黑、延展、膨胀，裹进一片温暖的幽暗中，吸饱了阳光的树叶低垂下来，小草伏向地面，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更加松软，悄悄散发出各种不同的、犹如音乐般温柔的气息，此时恰好有一阵乐声从远方野外飘来，那是军营里在吹点名号。夜来了，随之有一种强劲而清新的东西，就像慈母的爱抚一样注入你的胸怀，寂静用它暖茸茸的手轻轻抚摩着你的心，这时，一切需要忘却的东西，一切白昼间渺小龌龊的尘垢，统统都从记忆中抹去了。仰面朝天躺着真是让人陶醉，你可以注视星星怎样亮起来而使天空显得深不可测。天越来越深、越高，你又能发现另一些星星，这深邃的天空仿佛把你从地上轻轻吸了起来，你会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不知是大地在你的脚下缩小，还是你自己在神奇地长高、变大、溶化，和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了。越来越黑暗、安静。好像到处都紧绷着无形的灵敏的琴弦，任何一点声音，无论是小鸟梦啼，刺猬跑过，还是偶然传来的窃窃人语，在一片温馨、敏感的宁静中都显得比白天格外响亮。

有人拉了一阵手风琴，传来了女人的笑声，听见军刀磕碰人行道上砖块的声音，还有一声尖厉的狗吠，这一切都不再需要了，这不过是白日凋谢的最后几片落叶。

有时在深夜，街上或野地里突然响起醉汉的喊叫声，有人咚咚地跑过去，这是习以为常的事，并不会引起你的注意。

外婆久久睡不着，她躺在那儿，把手枕在脑后，暗自兴奋地讲着什么事情，显然一点儿也不在乎我是不是在听。她总能找出一个合适的童话故事，使夜晚显得更加隽永和美丽。

听着她均匀有节奏的话语，我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我和鸟雀一道醒来，太阳直接照到我脸上。清晨的空气渐渐变暖，轻轻地流动，露水从苹果树叶上抖落下来。湿润的青草晶莹透亮，亮得越来越耀眼，草地上升起了薄纱似的雾气。淡紫的天空中，阳光的辐射不断扩大，天色渐渐发蓝。云雀在看不到的高空呖呖鸣啭，所有声音和颜色都像清露沁入你的胸中，使你感受到一种安乐，使你愿意快些起来做点事情，愿意跟周围一切生物友好地相处下去。

这是我一生中最宁静和充满内省的一段时光。正是在这个夏天，我对自身的力量树立了坚定的信心。我变得孤僻了，不愿和人交往。我听见奥夫相尼科夫家孩子的叫喊声，但不想去找他们。表哥们来玩也一点不使我高兴，我倒惟恐他们弄坏了我的花园建筑，那可是我的第一件独立创作。

外公的话我也不再爱听了，他的话越来越枯燥乏味，而且总是唉声叹气发牢骚。他开始经常和外婆吵嘴，把她赶出家门，她有时去雅科夫舅舅家，有时到米哈伊尔舅舅那儿。有时她一连几天不回来，外公只好自己做饭，烫伤了手就吼叫，骂人，砸盘子，他变得越来越吝啬了。

有时他到我的窝棚里来，在草皮座位上舒舒服服坐好，久久盯着我不说话，然后冷不丁问一句：

“你干吗不吭声？”

“不干吗。怎么啦？”

他又开始教导我：

“我们不是贵族老爷，没有人教我们。什么事我们都得自己去弄明白。别人有书念，有学上，我们可什么也没有。一切要靠自己……”

他想起心事来，呆呆坐着，一动不动，哑巴似的，样子简直有些瘆人。

秋天他把房子卖掉了。卖房前不久，有一天喝早茶时，他突然愁眉苦脸、语气坚决地对外婆说：

“哎，孩子他娘，我养活你也养活够了！你得自己去挣饭吃了。”

外婆听了这话，全然不动声色，好像早知道他会这样说，就等着他这句话似的。她不慌不忙掏出鼻烟壶，用海绵样的鼻子吸了一撮鼻烟，说：

“那好吧！既然如此，就这么办……”

外公在小山下的死胡同里租了两间房子，是一座老屋的地下室，光线很暗。搬家那天，外婆拿来一只拴着长带子的旧树皮鞋，把它扔到炉炕底下，然后蹲下来呼唤家神：

“家神家神，一家之神！给你一架爬犁，坐上去吧，跟我们一道搬新家，享新福……”

外公从外面朝窗户里望望，叫起来：

“我不准你搬它，你这异教徒！你敢！真是给我丢人……”

“咳，当心，孩子他爹，会倒霉的，”外婆认真其事地警告他，可是外公暴跳如雷，禁止把家神搬过去。

一连三四天，外公把家具什物卖给一些鞑靼旧货商人，怒火冲天地跟他们讨价还价，赌爹骂娘，外婆望着窗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低声喊着：

“拖走吧！拆光吧……”

我也想哭，我舍不得我的花园和窝棚。

搬家用了两辆大车，我乘的那一辆颠簸得特别厉害，我坐在一堆杂物中间，那车子仿佛想把我抛下去似的。

大约有两年时间，直到母亲去世，我就生活在这种老是被抛向什么地方的颠簸感之中。

外公迁居地下室不久，母亲就回来了。她脸色苍白，人消瘦了，大眼睛里闪出一种带着惊奇神色的热光。她老是左看右看，就像头一次见到她的父母和我，她端详着，沉默着。继父不停地在房里来回走动，轻轻吹着口哨，咳嗽几声，把手抄在背后，摆弄着手指头。

“天哪，你长得太快了！”母亲说。用发烫的手掌按按我的脸。她穿得不好看，肥大的棕色衣服在肚子那儿鼓了出来。

继父向我伸出一只手。

“你好，小弟！你怎么样啊？”

他嗅了嗅空气，说：

“哎，你们这儿很潮湿！ ”

他俩像是奔跑了很久的人，都累坏了，身上的衣服又皱又破，他们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只想躺下来休息。

大家闷闷地喝着茶，外公望着雨水在冲刷窗户上的玻璃，问道：

“这么说，一把火全烧光了？”

“全烧光了，”继父的口气非常肯定。“我们差一点没能逃出来……”

“是啊，水火无情。”

母亲趴在外婆肩上，凑到她耳朵边说话。外婆眯缝着眼睛，好像怕光似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沉闷。

外公突然用挖苦的口吻，心平气和，但声音很响地说：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先生，据我听到的消息，没有发生过什么火灾，不过是你打牌输了个精光……”

屋里像地窖一般寂静，只听见茶炊哧哧冒气和雨水抽打玻璃窗的声音。后来母亲开了口：

“爹……”

“什么爹不爹！”外公震耳欲聋地大叫起来。“还会弄出什么事情来？我没对你说过吗，三十岁的别嫁个二十岁的？自作自受，你瞧他，细皮嫩肉的！你成了贵族太太不是，啊？怎么样啊，好女儿？”

四个人一齐喊叫起来，数继父的嗓门最大。我跑进过道里，坐在木柴堆上，简直惊呆了：母亲就像换了一个人，她完全变了，不是原来那样的了。这个变化在房间里不很明显，但在这昏暗的过道里，我清楚地想起了她原先的样子。

后来，我不大记得了，不知怎么我又住到了索尔莫夫镇。屋子里一切都不同了，墙上没有糊墙纸，木头缝里嵌着麻屑，里面蟑螂成堆。母亲和继父占用两间窗户朝街的房子，我跟外婆住在只有一扇天窗的厨房里。工厂的黑烟囱从屋顶伸向天空，就像一根根从食指和中指间伸出来嘲弄人的大拇指，它们冒出的卷曲浓烟，被冬天的风吹得弥漫全镇，我们屋里很冷，永远有一股焦糊的油烟气味。一大清早，汽笛就像狼嚎似的叫起来：

“噢呜——呜……”

爬上长凳，从玻璃窗上半部，越过屋顶，可以看到那边的工厂大门，它在灯光下敞开着，就像老叫花子张着没牙的黑嘴，密密麻麻的一群小人正在挤进这张嘴巴里去。中午，汽笛又叫起来，大门的黑嘴唇又张开了，露出一个深洞，工厂把嚼碎的人渣呕吐出来，他们像一股黑水流到街上，风夹着绒毛似的白霜沿街劲吹，追赶着人们，把他们驱散回家。镇子上面的天空难得一见，日复一日所能看到的，只是所有屋顶和落满烟子的雪堆上面悬吊着的另一个灰色大顶盖，这个平平的盖子扼制着你的想象力，以它沉闷单调的颜色使你感到目眩。

晚上，工厂上面晃动着一片昏红的火光，烟囱顶端被火光照亮，仿佛它们不是从地上竖向天空，而是从一片烟云中落向地面，一边下落，一边喷吐红光，发出呜呜的吼声。看着这一切，你会感到无法忍受的恶心。苦闷在凶恶地啃啮你的心。外婆干的是厨娘的活，她除了做饭还要擦地板、劈柴、担水，从早忙到晚，躺下睡觉时直累得唉声叹气。有时她做完了饭，穿上短棉袄，把裙子高高掖起，动身进城去。

“去看看老头子过得怎么样……”

“带我去！ ”

“冻死你，瞧这大风大雪的！ ”

在看不清道的茫茫雪野上，她要走七俄里路。母亲怀着孕，脸色蜡黄，怕冷地裹着一条带穗子的灰色破披巾。我恨这条披巾，它使母亲高大匀称的身体变丑了，所以我老是去扯掉那些穗子。我恨这座屋子，还有工厂和这个镇子。母亲穿一双破旧的毡靴，挺着很难看的大肚子，咳嗽的时候肚子不住地颤抖。她那灰蓝色的眼睛闪出冷淡和愤怒的光，时常一动不动盯住空荡荡的墙壁，仿佛粘在上面似的。有时她整整一个钟头望着窗外的街道。那条街就像人的颌骨，一部分牙齿老得发黑，歪歪斜斜，有些牙已经掉了，装上的新牙又显得太大，显得很不相称。

“我们干吗要住在这儿？”我问。她回答：

“唉，你闭嘴……”

她很少跟我说话，总是命令我：

“去一趟，递给我，去拿来……”

家里人很少让我上街，每次出去我总被别的孩子打得遍体鳞伤而回。打架是我惟一的乐趣，我便热衷此道。母亲为此用皮带抽我，惩罚愈加激怒了我，下次打架我变得更为凶暴，母亲的惩罚也加倍严厉。有一天我警告她，她要是再打我，我就咬她的手，然后跑到野外去冻死。她吃惊地把我推开，在房里走了一圈，累得气喘吁吁地说：

“你这头小野兽！ ”

那些充满生气、令人激动、称之为爱的烂漫多彩的情愫，已从我心中消退殆尽。我开始仇视一切，这种仇恨就像蓝色的火花越来越频繁、猛烈地迸发出来。心中隐隐感到痛苦和不满，在这死气沉沉、乱七八糟的无聊生活中我意识到自己的孤独。

继父对我态度严厉，和母亲也很少说话，他老是吹吹口哨，咳嗽几声，午饭后总要站在镜子前面，用细木片小心地、长时间地剔他那一嘴高低不齐的牙齿。他越来越经常跟母亲吵架，生气地称呼她“您”。这个称呼使我怒不可遏。吵架时他总是紧紧关上厨房的门，显然不想让我听见他说话，但我尖起耳朵仍然能听到他那瓮声瓮气的低嗓音。

有一天听见他跺脚大叫：

“都怪您这混账大肚子，我不能请人到家里来作客，您这头母牛！ ”

我很吃惊，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在高架铺上一下子跳起来，头撞到天花板上，把舌头都咬出了血。

每逢星期六，总有几十名工人来找继父卖给他粮票。这种粮票是厂主当作工资发给工人的，工人只能拿它在工厂的小店里购买食品，继父就用半价收购它。他坐在厨房桌子边接待工人，板着脸孔，架子十足，接过粮票说：

“一个半卢布。”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你就不怕上帝……”

“一个半卢布。”

这种荒唐黑暗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母亲临产前我被送到了外公那里。他已经搬到了库纳维诺，在砂石街一幢两层楼房里租了一间小屋，带有俄式火炉和两个朝院子的窗户，这条街一直通到山下纳波利教堂墓地的围栏边。

“怎么啦？”外公迎着我说，然后尖声笑起来。“常言道：朋友可爱不如亲娘。看样子现在要说，不是亲娘，而是老鬼外公了！唉，你们呀……”

我对新地方还没有熟悉，外婆就和母亲带着小孩来了。继父因为敲诈工人被赶出了工厂，可是他上什么地方跑了一趟，马上就被安排到火车站当上了售票员。

过了好长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我又搬到母亲住的一个石屋地下室里，她立即送我去上学。入学头一天，学校就让我倒了胃口。

我上学穿的是母亲的皮鞋、外婆棉袄改成的大衣、黄色衬衫和散腿裤子，这身打扮马上招来同学的嘲笑，因为穿黄衬衫，我得到了“方块爱司” ①的绰号。我和男孩子们很快就要好了，但是教师和牧师不喜欢我。

①旧时俄国犯人的代称，因其背上缝一块黄色方布作标记。

教师是个黄脸秃顶的人，他老淌鼻血，鼻孔里塞着棉花走进教室，坐在讲台边鼻音很重地问功课，话说到一半忽然不作声了，把棉花从鼻孔里拉出来，仔细瞧一下，摇摇头。他的脸扁平，紫铜色，仿佛经过氧化，皱纹里有一种铜绿样的东西，最难看的是他那双完全多余的死鱼眼，呆滞的眼光讨厌地盯在我脸上，使我老想伸手擦一把脸。

头几天我分在第一班，坐头排位子，几乎顶到了教师的讲台，这真叫人受不了，因为他好像除了我谁也看不见，他老是用鼻音说：

“佩斯科夫，换件衬衫！佩斯科夫，脚别乱动！佩斯科夫，你鞋子下面又流了一摊泥水！ ”

为此我用恶作剧狠狠报复了他一下：有一天我弄到半个冻坏的西瓜，掏去瓜瓤后，把它用线吊在过道门的滑轮上，过道里很暗，门推开时，西瓜升了上去，教师关门时，瓜皮就像一顶帽子正好扣在他的秃头上。看门人拿着教师的字条把我送回家。不用说我为这场淘气付出了皮肉之苦的代价。

另一次，我把鼻烟撒在教师的桌屉里，使他喷嚏不止，不得不离开教室，派他当军官的女婿来代课。军官命令全班高唱《上帝保佑沙皇》和《自由啊我的自由》这两首歌，谁唱得不对，他就用小尺敲谁的脑袋，敲得特别响而可笑，但不疼。

宗教课教师是个年轻漂亮、头发蓬松的牧师，他不喜欢我，因为我没有《旧约·创世记》，还因为我学他讲话的口头禅。

他一进教室首先就要问我：

“佩什科夫，书带来了吗？是的。书？”

我回答：

“没有。没带来。是的。”

“什么‘是的’？”

“没有。”

“那你就回家去吧！是的。回家。因为我不想教你了。是的。不想。”

这并不使我十分苦恼，我出了教室，在镇子里肮脏的街道上东游西逛看热闹，直到放学回家。

牧师有一张文雅端庄的基督式的脸，一对温柔的女人眼睛和一双无论拿什么东西也同样温柔的小手。每件东西，不管是书、尺还是笔杆儿，他拿起来都非常灵巧，就像它们都是活的、脆的，他爱惜备至，生怕不小心碰坏了似的。他对学生可不像这样温柔，不过大家还是喜欢他。

虽然我的学习成绩还过得去，但不久我被告知，由于不体面的行为学校要开除我。我一听就蔫了，感到要倒大霉，因为母亲脾气越来越坏，打我的次数更多了。

幸亏来了一位救星。有一天赫里桑夫 ①主教大人突然驾临我们学校。他的样子像巫师，我记得还是个驼背。

①赫里桑夫主教是三卷本名著《古代世界宗教》、论文《埃及人的灵魂转生》及政论文《论婚姻和妇女》的作者。后者我在年轻时读过，印象很深。所引标题也许不确。该文曾刊于七十年代某神学杂志。——原注

主教个子矮小，身穿宽大的黑衣服，头戴可笑的小桶帽，坐到讲台边，把手从袖筒里露出来，说：“喂，我的孩子们，让我们来谈谈吧！”教室里顿时变得又温暖又快乐，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愉快气氛。

他叫了许多孩子之后，也把我叫到讲台前，认真地问道：

“你几岁了？才这么大？可是你，小弟弟，怎么长得这样高啊？你常常站在雨水里，对吧？”

他把一只胳膊搁在讲台上，用留着尖尖长指甲的瘦手握住稀疏的胡须，慈祥的眼睛注视着我的脸，提议道：

“好，你给我讲一讲，《创世记》里面你喜欢什么？”

我说我没有书，没学过《创世记》，他正了正高筒帽，问道：

“怎么会这样？这是应该学的！也许你知道一点，听人说过？知道《诗篇》吗？很好！祈祷词呢？嗬，你瞧！还有《圣徒传》？诗歌也知道吧？你蛮有学问嘛。”

我们的牧师来了，他满脸通红，气喘吁吁。主教为他祝福之后，他开始介绍我的情况，主教扬起手，说：

“请等一下……好，你讲讲敬神的人阿列克谢……”

“这是最好的诗歌，对吧，小弟弟？”当我忘记了哪一句诗，停顿下来时，他这样说。“还会什么？……大卫王的故事会讲吗？我非常想听！ ”

我看见他确实在听，他喜欢诗歌。他考了我很久，忽然叫我停下来，问道：

“你学过《诗篇》吧？是谁教的？是慈祥的爷爷？他挺凶？真的吗？想必你太淘气了，是不是？”

我踌躇起来，但还是承认了。教师和牧师插了好些话证明我的承认属实，主教垂下眼睛听他们说，然后叹了口气道：

“听见他们怎么说你吗？喂，你过来！ ”

他把一只手放在我头上，手上有一股柏树的气味，问我：

“你干吗要淘气？”

“念书真没劲。”

“没劲？小弟弟，这有点不对头。要是你觉得念书没劲，你就一定念不好，可是老师说你念得挺好的。看样子，还有别的原因。”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小书，在里面边写边说：

“佩什科夫·阿列克谢。对。小弟弟，你还是稍微忍耐一点，不要太淘气了！淘一点气是可以的，太淘气别人就不高兴了！我说得对吗，孩 子们！ ”

许多声音欢快地回答：

“对！ ”

“你们都不是非常淘气，对吧？”

男孩子们得意地笑着说：

“不对。我们也非常淘气！非常！ ”

主教往椅背上一靠，把我搂到跟前，说了一句令人惊奇的话，所有的人连同教师和牧师都笑了起来：

“真是怪事，小弟弟们，我在你们这个年龄也是一个大大的淘气包！怎么会这样呢，小弟弟们？”

孩子们笑着，他提出许多问题，巧妙地难住大家，迫使他们互相争论，教室里越来越活跃。最后，他站起来，说：

“淘气包们，跟你们在一起真好，不过我该走了！ ”

他举起手，袖口一甩甩到肩膀上，向大家画了个很大的十字，祝福道：

“为了圣父圣子圣灵，祝福你们多多行善！再见！ ”

大家高呼：

“大主教再见！请您再来！”

他点点高筒帽，说：

“我一定来，一定来！我要给你们送书来！ ”

他飘然走出教室，对教师说：

“放他们回家吧！ ”

他拉着我的手走进过道里，俯下身来轻声对我说：

“你忍耐一点，好吗？我明白你为什么淘气！好，再见了，小弟弟！ ”

我非常激动，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我胸中沸腾。教师把全班放了学，单独留我下来，对我说，今后我必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才行，甚至像这种话我都乐于洗耳恭听。

牧师一边穿皮袄，一边和气地对我说：

“从今往后你应该上我的课！是的。应该。不过你要老实坐着！是的。老实坐着。”

我在学校的事情总算凑合过去，没想到又在家里闹出了一场祸事：我偷了母亲的一个卢布。这是一次没有预谋的犯罪。

一天傍晚母亲出门去，留下我在家看小孩，我无所事事，翻开了继父的一本书——大仲马的《医生笔记》，看见里面夹着两张钞票，一张十卢布的和一张一卢布的。我看不懂那本书，把它合上了，但忽然想到，一个卢布不仅可以买《创世记》，大约还能买到一本讲鲁滨孙的书。不久前我在学校听人说过有这本书，那天很冷，课间休息时我给男孩子们讲童话故事，突然有个男孩瞧不起地说：

“童话故事净胡说八道，鲁滨孙才是真正的故事呢！”

还有几个孩子也读过鲁滨孙，他们都夸这本书好，外婆的童话不受欢迎我不服气，于是我就下决心要读一下鲁滨孙，然后也对他们说：这本书胡说八道！

第二天上学，我带去一本《创世记》、两本破破烂烂的安徒生童话、三俄磅 ①面包和一俄磅香肠。在弗拉基米尔教堂围墙旁一个黑暗的小店里有鲁滨孙卖，薄薄的一小本，封面是黄的，第一页上画着个大胡子男人，头戴尖顶毛皮帽，肩上披着兽皮，这副样子我不喜欢，而安徒生童话虽说有些破，表面看上去就觉得挺可爱。

①旧时俄国重量单位， 1俄磅等于 409.5克。

课间大休息时，我跟孩子们分吃面包和香肠，然后开始读奇妙的童话故事《夜莺》，大家的心一下子就被抓住了。

“在中国，所有的居民都是中国人，连皇帝自己也是中国人，”我记得，这句话使我感到愉快又惊奇，它具有一种朴素的乐呵呵、笑嘻嘻的音乐感和某种非常美好的东西。

因为时间不够，我在学校里没能读完《夜莺》。我回到家时，母亲正攥着煎锅把儿在煎鸡蛋，她奇怪地压低了嗓子问我：

“你拿了一个卢布？”

“拿了，这是买的书……”

她用煎锅的活把儿狠狠揍了我一顿，没收了安徒生的书，就此把它永远藏了起来，这比打我还要令我伤心。

我好几天没有去上学，在这段时间里，大概是继父把我的伟绩告诉了他的同事，同事们又转告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把这件事传到学校里，后来我上学时，迎接我的是一个新绰号——小偷。这个绰号简短明了，但是不对，因为我并没有隐瞒卢布是我拿的。我试图说明真相，但别人不相信，我回家就对母亲说，以后再也不去学校了。

母亲坐在窗口给小弟弟萨沙喂奶，她又怀孕了，脸色灰白，眼神痛苦失常，她望着我，像鱼一样张着嘴巴。

“你胡说，”她低声道。“不会有人知道你拿了卢布。”

“不信你去问问。”

“是你自己说漏了嘴。你说，是不是你自己？你小心着，明天我会弄清楚，是谁把这事传到学校里去的！ ”

我说出了那个学生的名字。她的脸可怜巴巴地皱了起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我来到厨房里，我自己的床在炉子后面的箱子上，我躺到床上，听见母亲在房里低声痛哭：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热烘烘的油抹布发出难闻的气味，我实在躺不住了，就爬起来到院子里去，母亲喝住了我：

“你要上哪儿？上哪儿？到我这边来！ ……”

我和母亲坐在地板上，萨沙躺在她膝上，抓她衣服上的纽扣玩，一边点头，一边说：

“透透，”意思是说“扣扣”。

我偎在母亲身旁，她搂住我说：

“我们是穷人，我们的每一戈比，每一戈比……”

她始终没把话说完，用热乎乎的胳膊抱紧我。

“这个坏蛋……坏蛋！”她突然说，这句话我以前听见她说过一次。

萨沙跟着说：

“蛋，蛋！ ”

这个小孩有些古怪，样子笨拙，脑袋很大，他用美丽的蓝眼睛望着周围的一切，安静地微笑着，仿佛在期待什么。他很早就开始说话，从来不哭，老是处在一种怡然自得的状态。他身体虚弱，勉强能爬，一见到我就特别高兴，要我抱他，喜欢用软软的小手揉我的耳朵，手指上不知为什么有一股紫罗兰的香味。他没有生病就突然死了。那天上午他还像平时一样自得其乐，到了傍晚，敲彻夜祈祷钟的时候，他已经给安放在桌子上了。这是第二个小孩尼古拉出世后不久的事。

母亲做了她答应过的事，把我在学校里重新安排好了，可是我又被送到了外公那里。

有一天喝晚茶时，我从院子里走进厨房，听见母亲在声嘶力竭地喊叫：

“叶夫根尼，我求你了，求你……”

“胡说！”继父说。

“我知道，你是去找她！ ”

“那又怎么样？”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母亲咳嗽起来，说：

“你这黑心肠的坏蛋……”

我听见继父打了她一下，就冲进房里，看见母亲跪在地上，背和胳肘撑在椅子上，挺着胸，仰着头，呼呼直喘气，眼睛里闪着可怕的光，继父一身干净打扮，穿着新制服，用他的长腿在踢母亲的胸口。我从桌上抓起那把骨柄镶银的刀子——这把面包刀是母亲所剩我父亲惟一的遗物——我抓起它用足力气对准继父的腰间猛刺过去。

幸亏母亲及时推了马克西莫夫一把，刀子从他腰间擦过，把制服刺开个大口子，划伤了一点皮。继父哎哟一声，捂着腰窜出房去，母亲抓住我，吼叫着把我拎起来摔倒在地。继父从院子里回来后，把我拉开了。

天色已经很晚，他还是出门去了。母亲到炉子后面来找我，她小心地抱住我，吻我，哭着说：

“原谅我，是我不好！唉，亲爱的，你怎么能那样？怎么能动刀子啊？”

我对她说，我杀死继父，然后自杀。这是我的真心话，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我想我会这样干的，至少要试一试。直到现在我眼前还浮现出那个下流坯的细长腿，穿着镶有鲜亮牙线的裤子，在空中摆动着，用鞋尖猛踢女人的胸口。

回想起野蛮的俄国生活中这些令人沉痛的恶行，我不禁反复诘问自己：这种事情值得一提吗？最后我满怀信心地回答：值得，因为这是活生生的丑恶的真实，直到今天它还没有绝迹。必须彻底了解这种真实，才能把它从记忆中，从人的心灵中和我们痛苦而耻辱的整个生活中彻底铲除干净。

还有一个更好的理由促使我描写这些恶行。虽然它们令人作呕，使我们窒息，它们把许多美好的心灵都压抑致死，但俄罗斯人的心灵仍然健康，年轻，足以战胜也一定能够战胜这些恶行。

我们的生活是令人惊奇的，这不仅因为它拥有一层滋生各种畜生败类的丰饶沃土，而且也因为，在这层土壤中毕竟能成功地长出鲜明、健康和创造的幼芽，能够生长人性中的善良，这会激励我们矢志不渝地憧憬人类光明的生活而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