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者

六　“八·一三”的前夜

八月，正当上海虹桥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ＸＸ边境有三师左右的陆军沿着京沪线向上海方面开拔，——黄伯祥又加升了一级，他以一个排长的姿态在队伍中出现着。这之间，他们的部队虽然有了变动，但是他一样的不能消除自己的苦恼，他的逃走也成了一个幻梦。——火车迎着暴风雨直驶，玻璃窗外布列着飞行疾走的烟云，铁的声音在暴风雨的骚乱中沉淀了，隐匿了，火车整个地坠入了激发、紧张的梦境，在暴风雨的掩盖中潜行着。黄伯祥变得比前苍老了，他的额头可悲地折起了老年人一样的皱纹，目光迟钝而乏力，面孔焦黑，他坐在三等车的椅上，长而阔大的躯干像睡眠的蛇似的盘曲着。他有五年的时间未回上海。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五年后的今日他由一个人民的地位变成了祖国的正式的战士，向着上海进发，他很激动。但是“一·二八”的失败常常在他的面前投下了一个阴影，他觉得抗战是绝望的，因为由于“一·二八”所得的教训，他知道中国人并不想真正地在日本侵略疯狗的高压下奋起抗战，他们从未立下抗战的决心……

暴风雨更大了，黑色的云卷在低空中飞舞，时而紧紧地扭绞在一起，像一个巨大可怖的阴影似的投在地面上，使地面上立即起了浓深的黑暗。——火车在真如停止了，在暴风雨的袭击中，队伍像一条腐朽、寸断的链子，仿佛要跟随着暴风雨的呼吸而飘散。黄伯祥驼着背，重重的背囊和锹予像一个恶鬼似的抓住了他，叫他的上身可悲地、毫无自主地作着摆动，时而重重地撞在别的同伴的背上，快要倾跌下来似的，木棍一样的笨重的两脚在深达一尺的烂泥中互相地敲击着，交绊着。——他们默默地向真如东南靠近着群治大学旧址的一个村子前进，在暴风雨的鞭打中，默默地、毫无声息地构成了一个哑的队伍，旗子藏起来了，左胸上的符号也摘掉，南方的马是不足道的，它们是那样的低矮、瘦弱！暴风雨用狂暴的、突发的力猛击着他们，叫他们这个破烂、薄弱的队伍像中了鞭条的蛇似的痉挛地屈曲着，卷旋着。黑色的云卷像一个不能分开的密集的鸦群，低低地掠过了他们的上空，模糊了他的形象，仿佛踪迹不明似的模糊下去了，遥远下去了……

黄四九青了脸，他大大地惊异了。

黄四九敛束着身子，把声音弄得更尖更低，简直是切切私语的耗子。

黄伯祥用一种凄苦的，非常矜持的声音对他的弟弟这样说：

黄伯祥显得更加沉默。黄四九——那青年工人这时候的打算恰好和他哥哥相反。他有他哥哥一样的热情，却并不像他哥哥那样的由热情而陷于冷淡。他有极强盛的意志力，他告诉他哥哥，他和自己的许多朋友之间正有了一个崭新的战斗企图。

黄伯祥把黄四九介绍给他的朋友钟坤。——钟坤更加快活了，像一只百灵鸟似的，屋子里永无休止地只听见他发出的声响。黄四九像一只狼似的挂着凶狠的微笑，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很尖利，似乎有点金属的成分，很快，但是很简短。仿佛还未确定了射击目标的机关枪。黄伯祥用一种冷静，狞恶的目光望他，也不对他多说话，像碰见了仇敌一样。

黄伯祥开口了，他毫无理由地、狂暴地吼叫着，像雷响一样。

钟坤独自地在唱——

奴奴的在首旁，哎哎哟，

今朝，

起来，

失了呀奴的针！

哎哎哟哟哟，

哎哎哟哟哟，

失了呀奴的针！

伊呀——伊都哟……

这正是“八·一三”的前夜，天上的浓云毫不消减，雨停了，狂暴的风还在吹着。黄伯祥有点兴奋，他会到了他的弟弟黄四九。——黄四九是刚从虹口来的，他的面孔是短的，扁的，鼻子像鹰嘴一样的尖，两眼发射着惊人锐利的闪光，身材矮小，和黄伯祥完全两样。走路的时候，脚尖一点一点地，像利害的窃贼一样。

已经到了故乡——上海的近郊，为了厕身在行伍里面而不能踏入自己的家门，黄伯祥软弱了下来，为一种灰色的情感所制服。他的兴奋是一时的，五年来——不，一生的惨淡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这弛缓的、不容易紧张起来的惰性，那坚苦、沉郁的灵魂像一个茫无涯际，白雪一片的凛冽的严冬；在雪中多送一些冰，对于他一点也不在乎，而烈火却并不能使他立即得到温暖。

在闸北中兴路小菜场旁边的一间馆子里，他们三个人喝起酒来了。

在这里，他的情绪恰好降低到最低点，——因为他知道，他将要看到自己的久别的家，有许多反常的碎什的打算包围了他，他甚至打算乘机逃走，有时梦想带他的家眷回广东去。——朋友中有一个福建的华侨，瘦长，矫捷，曾经做过远东运动会的选手，在新加坡，他和他的兄弟开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农场，他每一次来上海定准带给黄伯祥许多特等的咖喱粉、咖啡，以及别的上好的食料。他常常写信给黄伯祥，劝黄伯祥不要那样傻，老是在军队中过那黑暗、无望的日子……这样的事，黄伯祥都把它放在脑子里，盘旋着，一点一滴的加以斟酌和考虑。

他兴致勃发地耸着那尖尖的脑袋像小孩子似的跳跃着。

“这一次是轮到我来了。”一个名叫钟坤的广东同伴快活地这样说，“‘一·二八’的时候，我在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的炮兵营里面当一个战斗兵。——炮兵，很短的炮，我们叫做‘手炮’，正如步枪中的‘手枪’……在吴淞，我们清楚地望见敌人的炮舰向着我们的阵地开炮，一！二！三！像报数一样。区寿年那契弟忽然生气了，他跳着说：‘把我们的炮都摆出去吧！尽所有的炮弹向敌舰放，不要留存半个！’我们的营长，一个势利、肤浅到极点的东北佬吴丹，漂亮的面孔搽着胭脂，扑着干粉，学着女人一样的声音，尖着喉咙叫。‘放！’我丢那妈，‘放！’‘放’个屁，五枝手炮赤虾似的跳起来了，卷曲着，发出凄惨的吼声，——越吼，天地越阔，我们的阵线从吴淞，江湾到闸北，真是一望无穷！日本飞机不怕落雨，低低地飞着，又黑又大，忽然打了几个转，向指挥部报告了我们在金家宅附近的炮位。好了，有三十个以上的炮弹，从张华浜，从黄浦江和宝山方面的炮舰同时飞来，落在我们的炮兵阵地上，半天开花，落地开花，子母弹，把我们五枝手炮炸碎了三枝，我们的连长断了头，一个四川人粉碎了尸身，两个贵州人一个断脚，……一个断手……只剩了我一个人活着。恐怖！我闭着眼，不敢看那两枝剩下来的直挺挺的手炮，——现在又来了，朋友，我真快活，这一次定准会轮到我……”

“我的哥哥喝醉了！”他偷偷地对钟坤这样说。

“快些回去吧！要立即叫我们全家的人都搬走，大战就要爆发了，——要搬到哪里去呢？由你们自己决定好了！……我了解一切，看穿一切，骗自己的东西不要拿来骗我！你要钱吗？唉，你还想在我的面前图赖些什么？”

他像一只耗子似的悄悄地溜走了，——为着成全他自己的崭新的战斗企图，他没有把哥哥的意思转告家人，他决不把哥哥的话放在耳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