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考坡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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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学校以后，学校里发生的一切，我在这儿都略过不提，到了三月里，我的生日又来了的时候，我再详谈。因为在这段时期里，除了我觉得史朵夫更令人艳羡敬重而外，我不记得什么别的情况。他至晚在这一学期的末尾，就要离开学校了；他在我眼里，比以先更骏逸超脱，更不受羁勒了，因此比以先更叫人爱慕。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不记得别的情况。在这个时期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它好像把所有其他一切琐细情况全都淹没了，而单独存留下来。
连叫我相信，说我回到撒伦学舍那一天，到我过生日那一天，中间隔了整整两个月，都很不容易。我现在所以了解当时中间有间隔，只是因为我知道，当时的情况不会是别的样子。不然的话，那我就要深深地相信，我回学校的时候，和我过生日的时候，中间并没有间隔了，那我就要深深地相信，我的生日，是紧紧地跟着我回到学校而来的了。
那三个年轻的女人，好像挺轻快、挺轻松地干着活儿。她们只抬起头来，瞧了我一眼，跟着就又低下头去，做起活儿来。只听见她们嗖儿嗖儿地，一针一针地缝。同时窗户外面，有个小院子，小院子那一面儿，有个作坊，从那个作坊里，发出一种锤子钉东西的声音来，老是奏着一个调子——梆—搭梆，梆—搭梆，梆—搭梆，毫无变化。
那一天的光景，我记得太清楚了！我现在还能嗅到那天四处弥漫的雾气；我现在还能看到皑皑的白霜，像憧憧的鬼影①一样，从雾气中出现。我现在还能觉到我那沾有霜凌的头发，湿漉漉地披散到颊上，我现在还能看到，那个狭长的教室，呈现一片暗昏的深远景象，只有零零落落的几支蜡烛，光焰跳抖，在雾气沉沉的早晨里照着；我现在还能看到那些学童，都又往手上呵气，又在地上跺脚，他们喘的气在潮湿的寒气中，像烟一样，缭绕蜿蜒。
①英国人的概念，认为人的鬼魂是白色的。
欧摩先生把他的宽边帽子摘下来，坐下直喘。他太胖了，所以喘了一会儿才能开口说：
我那阵儿早已完全明白了。
我要在第二天夜里起身回家，不是坐驿车，而是坐笨重的夜行车，车名叫“农人号”；这种车多半是乡下人在中途上下，作短程旅行坐的。那天晚上，我们没说故事，特莱得死气白赖地，非要把他的枕头借给我不可。我现在还不明白，他到底认为他把枕头借给我，会于我有什么好处，因为我自己有枕头；不过，他这个可怜的人能借给我的东西，只有那一件，另外就只有一张画满了骷髅的信纸。我们分别的时候，他就把那张纸送给了我，让它来作我悲哀中的慰藉，帮助我心神得到宁静。
我第二天下午离开了撒伦学舍。那时候，我再也没想到，我一离开它，就永远不再回来了。车走得很慢，整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或者十点钟的时候，才到了亚摩斯。我往车外看，想找巴奇斯先生，但是没找到他；却另有一个小老头儿，胖胖的身子，走起路来直喘，兴致很好的样子，身上穿着一套黑衣服，短裤的膝盖那儿系着一条发锈的带子，脚上穿着一双黑长统袜子，头上戴着一顶宽边礼帽。他喘着走到车的窗户那儿，说：
我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里，一面纳闷儿，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一面跟着他走，走到了坐落在一条很窄的街上的一个铺子。只见这个铺子的门脸儿上写着“欧摩，发买布匹、衣服零件，承作衣服、孝服”等字样。那个铺子很小，屋子里很闷，里面满是各种衣服，有的做好了，有的还没做好。还有一个窗户，里面满放着海狸帽和女帽。我们进了铺子后面一个小小的起坐间，那儿有三个年轻的女人，正用一堆黑色的料子做活儿，料子放在桌子上，地上就满是布尖儿，布角儿。起坐间里炉火很暖，同时满屋子闻着都是黑纱布发暖的气味。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气味，不过现在却知道了。
我当时正满怀悲哀，不顾得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即便不是那个时候，可能在任何别的时候，那个问题，也都不是我所能了解的。欧摩先生给我量完了尺码以后，又把我带回了起坐间；只见他从前柜走到起坐间，一路都喘做一团。
我听了欧摩先生的话，抢在他前面，来到了前柜。他先把一卷呢子指给我瞧，同时告诉我，说那是特等的，除了给父母穿孝，给别的人就可惜了儿的了；说完了，他给我量尺码，一边量，一边在一个本子上记。他一面记，一面告诉我他铺子里的各种存货，又告诉我：什么样式是“刚兴的”，什么样式是“刚过时的”。
我只把眼盯在她身上瞧。
我们吃完了早饭了，从游戏场上被轰回教室了，那时候，夏浦先生进了教室，对我们说：
我一想，一定是坡勾提给我捎了一篮子东西来了，所以听见了夏浦先生的吩咐，非常地高兴。我从座位上轻快匆忙地站起来，往外面走，那时候，离我近的那几个同学，还都嘱咐我，说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回头分的时候，可别忘了他们。
我一听这话，也不知道为什么，全身都哆嗦起来，只仍旧把眼盯在她身上瞧，却不懂得该回答她什么话。
如果有哪个小孩子曾真正感到丧亲之痛的，那就是我了。但是我却记得，那天下午，别的学生都上了课，而我自己在游戏场里散步，那时候我觉到，我现在变得这样显要，很有得意之感。他们去上课的时候，有的从窗户那儿瞧我，我瞧见他们这样，就觉得与众不同，作出更悲伤的样子来，走得更慢起来。他们上完了课，出了教室，和我搭话，那时候，我对他们任何人，全不骄傲，完全和从前一样地回答，还觉得自己挺不错的。
克里克太太并没有告诉我那句话的必要。因为我早已经感到茕独而痛哭起来了，早已经觉到，世界虽大，我却成了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的孤儿了。
克里克太太对我非常慈爱。她叫我在那儿待了一整天，有的时候，还把我一个人撂在那儿。我呢，先哭一阵，哭累了又睡一回，睡醒了又哭。我哭够了的时候，就琢磨起来。那时候我才感到，我的悲哀，压在我的心头，沉重到极点，我的伤悼，是一种使人木然、无法解脱的痛苦。
克里克先生（我当然要瞧他的）并没瞧我，只把脑袋摇晃，同时本来要叹气的，却叫一大块黄油烤面包给噎住了。
但是我的思路，却又杂乱无章，漫无边际，并不是贯注在这番重压心头的大故本身上面，却是围绕着这番大故的边儿徘徊。我想到我家里，一定是窗户都关着、遮着的，一定是到处都静悄悄的①。我想到小娃娃，据克里克太太说，他有好些天就已经瘦下去了；他们相信，他也活不了啦。我想到我父亲在我们家旁边的教堂墓地里的坟；我想到我母亲要躺到我很熟悉的那棵树的下面。只我一个人待在屋里的时候，我就站到椅子上，往镜子里瞧，瞧我的眼睛有多红，脸上有多凄惨。过了几个钟头以后，我就琢磨，我的眼泪，是不是真像我感觉的那样，不那么容易流了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我快到家的时候——因为我要回去送殡——我得想到什么有关这番丧亲之痛的情况，才能感到最悲痛呢？我现在还深深地意识到，我当时觉得，在所有的那些学童中，独我一个人，庄重威严，我在哀伤中，成了显要人物。
①英美习惯，家有丧事，要把窗户全都关上遮起，一直到出殡的时候为止。
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口气里那样一片怜惜，我当时如果注意到，那我一定非觉得惊讶不可。不过我当时对于这一点却并没注意到，而只是后来才想起来的。我急忙来到了起坐间；只见克里克先生面前放着手杖和报纸，在那儿吃早饭，他旁边是克里克太太，手里拿着一封拆开了的信。但是却并没有什么篮子。
一片迷雾，突然在我和克里克太太之间升起，她的形体，好像在这片迷雾中摇晃了一瞬的工夫。于是我觉到一颗烫人的热泪，流到了我的脸上，她的形体也跟着稳定了。
一个门后面，有几磴台阶，陡得要把人的腿都摔折了，他现在对着那几磴台阶喊道：“把茶和黄油面包拿来。”他喊了这一声以后，我还是坐在那儿，眼睛瞧着四外，心里琢磨着心事，耳朵听着屋里缝衣服嗖嗖的针线声和小院子那面儿梆搭梆的锤子声；这样过了一会儿，茶和黄油面包用一个盘子盛着端来了，原来是为我预备的。
“那都是因为你这个人得过且过，”敏妮说。“你什么事儿都模模糊糊的。”
“请你跟我来，少爷，”他说，同时把车门儿开开了，“我带你家去，好吗？”
“试样子的时候，一准能做好，”她并没抬头，只高高兴兴地回答道：“你放心吧，爸爸。”
“爸爸！”敏妮带着开玩笑的样子说。“你真成了肥猪了！”
“梆—搭梆，梆—搭梆，梆—搭梆”，从院子那面儿传来。
“样式有时兴，又有时不兴，我们因为那个，往往赔钱，赔不少的钱，”欧摩先生说。“不过样式也和人一样，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兴，为什么兴，怎么兴；也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又不兴了，为什么又不兴了怎么又不兴了。我总觉得，要是你对于事情，都这样看法，那你就可以看出来，什么事儿都和人生一样。”
“是吗，先生？”
“我说，”带我来的那个老头儿对那三个年轻的女人里面的一个说，“敏妮，你们的活儿做得怎么样啦？”
“我早就跟你认识了，”欧摩先生说，说的时候，先看了我一会儿，在那一会儿的工夫里，我对于早饭，并没怎么动，因为我看到那些黑色的东西，胃口早就没了。“我的小朋友，我很早就跟你认识了。”
“很好。”
“她的病很危险，”她又添了一句。
“她不在了。”
“大卫，考坡菲，”克里克太太把我领到一个沙发那儿，和我并排儿坐下，说，“我特意叫你来，想要和你谈几句话。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的孩子。”
“大卫·考坡菲到起坐间里去。”
“因为，”她说，“说起来很难过，我得告诉你，我今儿早晨听说你妈病得很厉害。”
“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弄的，我的亲爱的，”他回答说，一面琢磨他胖的道理。“我倒是不错，有点儿越来越胖了。”
“假期完了，你回来的时候，”克里克太太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你家里的人都好吗？”她说到这儿又停一会儿，才接着说，“那时候，你妈好吗？”
“倒也是，没有好处，”他女儿回答他说。“谢天谢地，咱们这儿没有人不是欢天喜地的！是不是，爸爸？”
“你还太年轻，不懂得什么是人事无常，”克里克太太说，“也不知道怎么叫人有旦夕祸福。不过这种事，是我们都得经历的，大卫，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就经历到这种事了，又有的人年老的时候才经历到，也有的人就一辈子里老经历这类事儿。”
“你是考坡菲少爷吧？”
“但愿如此，我的亲爱的，”欧摩先生说。“我这阵儿喘过来了，我想给这位大学生量一量尺码儿。考坡菲少爷，请到前柜吧。”
“不错，是，先生。”
“不错。你生下来以后，我一直地就跟你认识，”欧摩先生说，“我也可以说，你还没生下来，就跟你认识了哪。我没认识你以前，就认识你父亲了。他的个儿是五英尺九英寸半高。他葬的那块坟地是二十英尺长、五英尺宽。”
“不要忙，大卫，”夏浦先生说。“有的是工夫，我的孩子，不要忙。”
“不模糊又有什么好处哇，我的亲爱的？”欧摩先生说。
“他葬的那块地，是二十英尺长、五英尺宽，那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欧摩先生兴致很好的样子说。“那大概是你父亲的遗嘱，再不就是你母亲的安排，我忘了是哪一样了。”
“你知道我那个小弟弟现在怎么样了吗，先生？”我问他。
欧摩先生直摇头。
“梆—搭梆，梆—搭梆，梆—搭梆，梆—搭梆。”
“他这阵儿躺在你母亲怀里了，”他说。
“哎呀，可怜的小宝宝！他也死了吗？”
“没有办法的事，顶好不要瞎操心，”欧摩先生说。“不错，那个娃娃也死了。”
我一听这个消息，又悲从中来。我把几乎一点儿都没动的早饭撂在那儿，跑到屋子的角落那儿另一张桌子前面，把头趴在桌子上，敏妮一见，急忙把那个桌子上的东西统统拿开了，怕的是我的眼泪会把放在那上面的孝褂子弄脏了。敏妮是一个模样很好看、脾气很柔和的姑娘，她很疼我的样子，轻轻地用手把我的头发替我从眼睛那儿撩开了；但是，她因为她的活儿能在预定的时候就做完了，觉得非常高兴，所以她的心情和我的完全不一样。
一会儿，梆搭梆的声音停止了，一个长得很清秀的青年，穿过院子，进了起坐间。他手里拿着一个锤子，嘴里叼着好些小钉子。他得先把钉子从嘴里掏出来，才能说话。
“啊，周阑！”欧摩先生说，“你的活儿做得怎么样啦？”
“很顺手，”周阑说。“都完了，老板。”
敏妮脸上微微一红；另外那两个女孩子，就互相看着，微微一笑。
“怎么！那么，那是昨儿晚上，我上俱乐部的时候，你点着蜡烛打夜作来着了？是不是？”欧摩先生说，同时把一只眼睛一闭。
“不错，”周阑说。“因为，你不是说，做完了，我们一块儿走一趟吗，敏妮和我——还有你，一块儿走一趟吗？”
“哦！我还只当是你们要把我完全甩开了哪，”欧摩先生说，同时大笑，一直笑得都咳嗽起来了。
“你既是那样好，答应了我们那样办，”那个青年接着说，“所以我就拼命地干起来。你去瞧一下，瞧我做得怎么样，好不好？”
“好，”欧摩先生说，一面站起身来。他刚要走，又站住了，转身对我说，“我的亲爱的，你要不要跟我去看一看你——”
“别价，爸爸，”敏妮拦挡他说。
“我本来想，看一看好玩儿，我的亲爱的，”欧摩先生说。“不过我想也许还是你见的对。”
我现在说不上来，我当时怎么知道，他们去看的是我那亲爱的、亲爱的母亲的棺材。我从来没听见过做棺材的声音，也不记得看见过棺材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听到那个梆搭梆的声音，我却知道那是干什么的。那个青年进了起坐间的时候，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也知道他都干什么来着。
现在活儿做完了，那两个女孩子（她们叫什么，我还没听见）把她们的衣服上沾的线头儿、布尖儿都刷掉了，然后去到前柜，把前柜收拾整齐了，等着有主顾来。敏妮没和她们一块儿到前柜去。她留在后面，把她们做的活儿先叠起来，然后又把活儿装在两个篮子里。她装的时候是跪着的①，一面嘴里哼着轻快、生动的小曲儿。周阑（我当时就知道，他毫无疑问是敏妮的情人）又进了屋里，趁着敏妮正忙乱的时候，冷不防吻了她一下（他对我毫不在意），跟着说，她父亲套马车去了，他得快点儿去做准备，说完了就出去了。她跟着就把顶针儿和剪子放在口袋里，把穿着一根黑线的针仔细地绾在袍子的前襟上，照着门后面的一面小镜子，把外面穿的衣服很俏利地穿上。我从镜子里，看到她满面春风的样子。
①英、美人习惯于跪，为的免得弯腰。
我看这些光景的时候，都一直坐在角落上那张桌子旁边，用手扶着脑袋，心里想这个，想那个。马车一会儿开到铺子的门前了。他们先把篮子放到车上，跟着又把我扶到车上，然后他们三个也上了车。我记得，这辆车，一半像轻便的马车，一半像运钢琴的笨车，涂的是惨淡的黑色，用一匹尾巴挺长的黑马拉着。我们都坐在车上，地方还很宽绰。
我现在觉得，我和他们一块儿坐在车上的时候，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那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我现在对于人生也许更了解一些，不至于再觉得那样奇异了），因为，我记得他们刚刚做的是什么活儿，而他们那阵儿坐在车上，却会那样兴致勃勃。我当时并没生他们的气，我只是怕他们，好像他们这群人，在天性方面，和我绝无共同之处，而我却误落到他们中间。他们都很高兴。那个老头儿坐在前面赶车，那一对青年男女就坐在他后面；每逢他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往前探着身子，一个探到他那副面团团的大脸的左面，一个探到他那副大脸的右面，使劲儿地捧他。他们本来也想跟我谈话来着，不过我却不招揽他们，只愁眉苦脸地坐在一个角落那儿，看着他们两个那样打情骂俏，欢畅快乐（虽然不到吵吵闹闹的程度），暗暗吃惊，心里还几乎纳闷儿，不明白，他们的心那样狠，为什么却没遭到报应。
这样，他们停车喂马，吃他们的，喝他们的，乐他们的。我对于吃的喝的，却一点儿也没碰，而一直地持斋守戒。这样，车刚到了我们家，我就从车后面急忙溜下去了，为的是，在那几个肃静的窗户前面（这几个窗户，从前像亮晶晶的眸子，现在却像瞎了的眼睛，瞧着我），我不要和他们在一块儿。唉，看见了我母亲那个卧室的窗户，看见了她隔壁那个卧室的窗户（当年过得美好的时候，那就是我的卧室），哪里还用再想什么别的叫我难过的情况，才能掉下泪来呢？
我还没走到屋门，就倒在坡勾提怀里了。她把我领到了屋里。她刚一见我的时候，忍不住一下哭起来了，不过一会儿就止住了悲痛。她说话老是打着喳喳儿说，走路也老是轻轻地走，仿佛怕把死者搅扰了似的。我看出来，她好久没睡。她现在夜里仍旧不睡，守在死者的旁边。她说，只要她这个可怜的、亲爱的乖乖还没下葬，那她就永远也不能离开她。
枚得孙先生在起坐间里。我进了起坐间，他一点也没理我。他只坐在壁炉前面不出声儿地掉眼泪，在带扶手的椅子上想心事。枚得孙小姐就坐在写字台那儿，忙着写这个，写那个。写字台上满是信件和单据。她见了我，只把她那冰冷冷的手指甲伸给了我，同时，用铁石一般的坚定语音，打着喳喳儿问我，孝褂子量好了尺码没有。
我说，“量好啦。”
“还有你的衬衣什么的，”枚得孙小姐说，“你都带回来啦没有？”
“带回来啦，小姐。我把我的衣服都带回来啦。”
我从她的坚定里所得到的安慰，就尽于此。我现在毫不怀疑，有那样一个机会，能让她把她所谓的自制坚定，所谓的心性顽强、洞达情理，把她所有那一套讨人嫌憎、可恶可恨的品质，显露一番，她真觉得是她的赏心乐事呢。她对于自己办事的才干特别得意。她现在把一切都化为笔和墨的勾当，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来显露她的才干。在那天剩下的工夫里，以及以后的每一天，从早晨到晚上，她始终没离开那个写字台，心神泰然，用一支硬笔沙沙地写字，不动声色地对所有的人低声说话，脸上的筋肉从来没松过一下，说话的口气从来没柔和过一次，身上的衣服从来没乱过一丁点儿。
她的令弟有的时候，手里拿起一本书来，好像要看，但是我却没看见他真看过。他也把书打开，往书上看，好像在那儿读；但是却整整一点钟，都从不翻一页，于是又把书放下，在屋子里来回地走。我老把两只胳膊叉在一块儿，坐在那儿，一点钟一点钟地瞧着他，一点钟一点钟地数他走的脚步。他很少有和他令姐说话的时候，更没和我说过话。在那一所静悄悄、死沉沉的房子里，除了钟以外，他好像是唯一不得安静的东西了。
还没出殡的那几天里，我很少看到坡勾提，只有我上楼下楼的时候，老看到她不离我母亲和她的婴孩停放的那个屋子的周围；同时，她每天晚上，总要到我屋里，在我要睡的时候，坐在我的床头上陪着我。在出殡前的一两天——我现在想，可能是出殡前的一两天；不过我却感觉到，在那段沉痛的时日，我脑子里只是一片混乱，没有什么东西来标志事情的进展——她把我带到了我母亲停放的那个屋子。我现在只记得，在一个白布盖着的床上，我觉得好像就躺着这所房子里那种庄严肃静的化身，床外就是一片清白之色，一团新鲜之气，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围绕萦回。坡勾提本来要把床上的白殓单轻轻地揭开，但是我急忙说，“别价！别价，”同时拦住了她的手。
即便我母亲是昨天刚殡葬的，我也不能记得更清楚。我往我们家那个最好的起坐间里去的时候，刚一进门儿，就觉到那个屋子里的气氛，就看到炉子里熊熊的火，滤酒瓶里闪闪发光的葡萄酒和杯盘上面的花样，就闻到点心微微发出的香味和枚得孙小姐衣服上的气息，就看到我们穿的黑衣服。齐利浦先生也在屋里，他看见我，走过来和我搭话。
“你怎么样啊，大卫少爷？”他和蔼可亲地说。
我当然不能说我怎么好。我把手伸给他，他就攥住了我的手。
“哎呀！”齐利浦先生说，一面很老实的样子微笑着，同时，眼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闪闪发亮。“年轻的人都长大了。他们长得我们都不认得了，是不是，小姐？”
这是对枚得孙小姐说的，但是枚得孙小姐却并没回答。
“这儿比先前更好了，是不是，小姐？”齐利浦先生说。
枚得孙小姐只把眉头一皱，把头板板地一弯，算是回答。齐利浦先生碰了这两个钉子，就跑到了一个角落那儿，把我也领到那儿，不再开口了。
我提到这些情况，无非有见必录，有闻必记罢了，并非由于关心自己，而要提到自己，因为我回到家来，一直就没对自己关心过。现在铃儿响了，欧摩先生和另一个人进来了，叫我们作好准备。像坡勾提老告诉我的那样，多年以前，给我父亲送殡的那些人，也是在这同一个屋子里打扮起来的。
送殡的有枚得孙先生，有我们的邻居格雷浦先生，有齐利浦先生，还有我自己。我们到了门口的时候，抬棺材的已经抬着棺材走到庭园里了，他们在我们前面，走上了园径，经过榆树下面，出了栅栏门，进了教堂墓地，就在那儿，我在夏天早晨，时常听见鸟儿吱喳。
我们站在坟的四围。那一天，在我眼里，好像跟无论哪一天都不一样，那天的日色也和任何一天的日色不同，显得特别惨淡。现在大家都肃然静默起来，这种静默，是我们同安息在土丘下的死者一块儿从家里带来的。我们都光着头站在那儿，那时候，我听见牧师的声音，在露天之下，显得仿佛从远处传来，但是却琅琅清晰。只听他读道：“主耶稣说，复活是在我，生命也是在我。①”于是我听见有人呜咽起来。那时我和旁观的人，一块儿站在旁边，我看见呜咽的原来是那位善良而忠诚的仆人，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里面，她是我所最爱的，对于她，我那颗孩提的心完全相信，主有一天会说，“好！”②
①葬礼文里的一句话，见《公祷书》。
②《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21节及第23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在《圣经》里是“主人”，在这里借指耶稣。
在这一小簇人里面，有好些位的面目我很熟悉：其中有的是我在教堂里见过的，在我老觉得事事奇异的那个教堂里见过的；其中又有的看见过我母亲年纪轻轻，美艳焕发，头一次来到这个村庄，安家定居。我对于这些人都不在意，我所在意的只有我自己的悲伤——然而我却又对于他们，全都看见，全都了然。我连远在人群后面的敏妮都看见了，只见她老远在那儿瞧着，眼光却盯在她的情人身上，她的情人正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
葬仪结束了，土也往坟圹里填起来了，我们都转身往家里走去。那时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家的那所房子，仍旧那样美丽，毫无改变，使我那幼小的心灵，联想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因而引起我更大的悲哀，使我原来的悲哀，和它比起来，显得毫不足道。他们带着我往前走。齐利浦先生还跟我说话；我们到了家里，还把水送到我的唇边①。我跟他告辞，说我要上楼回我自己的屋里，那时候，他是带着和妇人一样的温柔，把我放走了的。
①因他刚哭过，喉干舌燥，喝点水可以润一下。比较《董贝父子》第12章：“约翰……晕去，邻人给他捶背，另一人就把水杯举到他的唇边。”
我刚说过，所有这种种情况，都和昨天发生的一样。后来发生的事，都离开我而漂到一切被人遗忘的事物都将重现的那个彼岸了；但是这一天的事，却像一个高大的礁石一样，屹然耸立在大洋里。①
①狄更斯以大海喻死后世界；参阅《董贝父子》第1章：“离开我而漂到……彼岸”，应为死亡之海的彼岸。“一切被人遗忘的事物都将重现”，应为末日大审判之时。
我知道坡勾提一定会到我屋子里来的。那时候，那种和安息日一样的肃静（那一天非常像礼拜天！我先把它忘了），对于我们两个都极适宜。她在我那张小床上，和我并排坐下。她握住了我的手，有时把它放到她的唇边，有时把它用自己的手抚摩，好像她正哄我的小弟弟那样。她就这样，用她自己独有的方式，把所有发生的情况，都对我说了。
“有好长的时候，”坡勾提说，“你妈一直地就没好过。她心里老恍惚不定，老闷闷不乐。小娃娃生了以后，我本来想，她能好一些，谁知道，她反倒更虚弱了，一天一天地更坏了。小娃娃还没生以前，她往往喜欢一个人坐在那儿，无缘无故地就哭起来。小娃娃生了以后，她就喜欢唱歌儿给他听——唱得那么轻柔，有一次，我听见她唱，我就觉得，她的声音好像在空气里飘的一样，越飘越远。
“到了最近，我觉得，她越发怕前怕后，越发一来就惊吓不定了；对她说一句严厉的话，就像打了她一下似的。但是她对我，可老前后一样。她对她这个又笨又傻的坡勾提，可老没改样儿。我那个甜美的女孩儿对我永远没改样儿。”
坡勾提说到这儿，把话头打住，温柔地用手拍我的手，拍了有一会儿的工夫。
“我最后看见她和从前一个样儿的时候，就是你从学校里回来的那一天晚上，我的亲爱的。你回学校去那一天，她对我说，‘我永远也不会再看见我的小乖乖了。我知道要看不见他了，因为不知怎么，我感觉到了是那样，还一点儿不错，一定是那样。’
“从那时以后，她尽力挣扎了一个时期。有好几次，他们又说，她这个人，不会用脑子，不知道思虑，那时候，她就假装着真不会用脑子，真不知道思虑，其实那时候，她早就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了。她告诉我的话，她从来没对她丈夫说过。她在别的人面前，不论是谁，都不敢说这一种话——只有一天晚上，那是她闭眼以前一个星期多一点儿的时候，她才对他丈夫说：‘我的亲爱的，我恐怕我要死了。’
“‘我现在把话说了，就去了一桩心事了，坡勾提，’那天晚上，我服侍她睡的时候，她对我说。‘没有几天了，他在这几天里，可怜的人，会越来越信我说的话是真的。这几天过了，也就到了完的时候了。我乏极了。如果这算得是睡眠，那你在我睡的时候坐在我旁边别走开。但愿上帝加福给我这两个孩子！但愿上帝保护我那个没有爸爸的孩子！’
“从那个时候以后，我就一直地没再离开她，”坡勾提说。“她也常和楼下那两个人说话儿——因为她爱他们；她这个人，对于在她跟前的人，就不能不爱——可是他们从她床前走开了的时候，她老是转到我这儿来，仿佛坡勾提在哪儿，哪儿就有安静似的，她要是没有我看着她，就老睡不着。
“她闭眼的那一天夜里，天黑了以后，她一面吻我，一面对我说：‘要是我的小娃娃也活不成的话，坡勾提，请你告诉他们，叫他们把我的小宝宝放在我怀里，把我们两个埋在一块儿。’（他们就这样办的，因为那个可怜的小娃娃只比我母亲多活了一天），‘让我那最招人疼的大宝宝送我们到我们安息的地方去，’她说，‘你告诉他，就说，他母亲躺在这儿的时候，给他祝福过，不是一次，而是一千次。’”
坡勾提说到这儿，又停了一下，同时又用她的手轻轻地拍我的手。
“一直到深夜的时候，”坡勾提说，“她跟我要水喝。她喝了以后，对我微微一笑，哎呀，笑得那样好看！
“后来天亮了，太阳也出来了，那时候，她对我说，考坡菲先生一直地待她怎样体贴，怎样温存，对她怎样容忍，她怎样一遇到信不起自己的时候，他就对她说，一颗仁爱的心，比智慧还好、还有力量，他怎样就是由于她有颗仁爱的心，觉得幸福快活。跟着她说，‘坡勾提，亲爱的，你再靠我紧一点儿。’因为她那时非常地弱。‘把你的胳膊放在我的脖子底下，’她说，‘把我转到你那一面儿，因为你的脸离我好像越来越远，我可要它离我近些。’我照着她的话，把我的胳膊放在她的脖子底下：那时候，哦，卫啊！我头一次和你分别的时候对你说的话，到底证实了——她把她的头放在她这个心眼儿又笨、脾气又坏的坡勾提的胳膊上的时候来到了——她就在我的胳膊上，像一个小孩儿睡着了一样，把眼闭了。”
这样，坡勾提的叙述完结了。从我知道了我母亲死的情况那个时候起，她一生最后的那一段生活，在我心里一下消灭了。从那时候起，我的记忆里的她，只是我最初记得的那个年轻的母亲，那个老把光泽的发卷在指头上绕了又绕的母亲，那个在起坐间的苍茫暮色里带着我跳舞的母亲。坡勾提对我说的这番话，并没有使我重新回到她后半生那段时期，绝对没有；它反倒把她前半生的形象，更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这种情况，也许得说是稀奇的，但是却又是真实的。她这一死，她就又回到了她平安宁静、无忧无虑的青年时期了，其余一切的时光，都完全消灭了。
现在我这个躺在坟里的母亲，就是我还在襁褓之中的那个母亲；在她怀里的那个小婴孩，就是我自己，像当年在她怀里睡着了那样，不过不是暂眠，而却是长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