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天环游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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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在萨维尔大街7号的伯灵顿花园里，住着一位菲莱亚斯·福格先生。1814年，他的前任房主谢里丹先生就在这里去世。这位福格先生似乎尽量低调行事，可他仍然成了伦敦改良俱乐部里最与众不同、最受瞩目的人物之一。
谢里丹先生曾经是闻名全英格兰的伟大演说家，而继他之后住在这所房子里的菲莱亚斯·福格先生却是个神秘人物。大家只知道他是位英国上流社会文雅有礼、相貌英俊的绅士，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那个被辞退的仆人詹姆士·福斯特走了进来。
这时，有人敲福格先生所在的这间小客厅的门。
这位菲莱亚斯·福格先生很富有吗？答案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是如何发财的呢？这恐怕连消息最灵通的人士都不得而知，只有福格先生本人才清楚。不过无论如何，他从不浪费，也绝不吝啬，一旦有地方缺少公益事业或者慈善事业经费，他总是悄悄地，甚至是匿名地向他们捐钱。
路路通听到临街的大门第一次关上的声音，这是他的新主人出门了；不久是第二次关门的声音，这是他的前任，詹姆士·福斯特离开了。
说完，菲莱亚斯·福格站了起来，习惯性地用左手拿起帽子戴在头上，一言不发地走了。
萨维尔大街的这幢房子算不得豪华，不过却舒适无比。另外，由于主人的作息习惯一成不变，仆人要做的工作也就不多。不过菲莱亚斯·福格先生要求他惟一的仆人必须做到高度的守时和生活绝对的有规律。就在这天，10月2日，菲莱亚斯·福格先生辞退了他的仆人詹姆士·福斯特，因为这个小伙子那次给他端上的剃须水不是华氏八十六度而是八十四度。现在福格先生正等候着接替福斯特的新仆人，那人应该在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到。
菲莱亚斯·福格端正地坐在扶手椅上，双脚并拢，像是接受检阅的士兵，双手放在膝盖上，上身挺得笔直，头昂得高高，两眼紧盯着挂钟的指针，这个复杂的挂钟不仅能够指示小时、分钟、秒钟，还能指示年月日。等到它敲响十一点半的时候，福格先生就会像往常一样，离家去改良俱乐部。
菲莱亚斯·福格先生不过是改良俱乐部的一名会员，仅此而已。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菲莱亚斯·福格先生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离开过伦敦了。那些有幸比一般人稍稍多了解他的人能够证实，除了每天在从他家到俱乐部两点一线的路上，没人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他。他仅有的消遣就是看报纸和打惠斯特牌。这种安静的纸牌游戏倒十分符合他的性格，他常常赢，不过每次赢的钱从不装入腰包，而是变成了慈善基金的一个重要部分。要知道，福格先生纯粹是为了消遣而玩牌，其目的决不是为了赚钱。这种游戏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场战役，一场与困难进行的斗争，只是并不需要身体运动，不用走路，也不会感到累，这点十分合他的胃口。
有人说他长得像拜伦——只是脑袋像，因为他的脚实在无可挑剔——只不过是一个长着小胡子和络腮胡子的拜伦，一个面无表情、活到一千岁也不显老的拜伦。
所有人都知道菲莱亚斯·福格先生没有妻子和儿女——这在最老实的人身上倒也可能发生；不过他也没有亲戚朋友——这种情况实际上却不多见。菲莱亚斯·福格先生一个人住在萨维尔大街的家里。从来没有人走进过这幢房子，更别说看其内部构造了。福格先生只需要一个仆人，因为中餐和晚餐他都在俱乐部吃，在同一时间、同一餐厅，坐同一张桌子。他从不请人吃饭，无论是同事还是陌生人。他每天都会在午夜十二点准时到家，不过也就是睡个觉，因为他从不睡改良俱乐部为会员准备的那些舒适的房间。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中，有十个小时他在家中度过，不是在睡觉，就是在梳洗。就算有时他会散会儿步，那也不过是习惯性地在俱乐部门厅细木镶嵌的地板上或者在回廊里踱踱步而已。这个回廊的顶部是一个蓝色玻璃的拱形顶，由二十根爱奥尼亚式的红斑岩立柱支撑。他的中餐和晚餐是由俱乐部的厨房、食品储藏室、配膳房、水产供应处和牛奶房送来的美味佳肴。那些穿着黑色礼服和软绒底鞋的俱乐部服务生，总是神情庄重地为他铺好萨克斯产的精美桌布，放上一套特制的瓷制餐具。他喝的雪莉酒、波尔图酒或者掺有香桂皮、香蕨和肉桂的粉红葡萄酒总是盛在漂亮的水晶酒杯里，这些杯子的模子已经失传。而他的饮料里也加了从美洲的湖泊里运来的新鲜冰块，爽口怡人。
或许有人会奇怪，一位如此神秘的绅士，是如何进入这个声名显赫的社团的呢？回答是：他是通过巴林兄弟的引荐加入俱乐部的，因为他在他们的银行里开有一个帐户。他开出的支票向来照单即付，帐户中总是留有存款，因此有着一定的“信用”。
总之，没有人比这位绅士更不喜欢交际了。他尽量少说话。他的沉默寡言使他显得更加神秘。不过他的生活却是有目共睹，他所做的总是同样的事，精准无误。一些好事者难免浮想联翩。
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的算个怪人，那么不得不承认，这种怪法其实也很不错。
可以确定，菲莱亚斯·福格先生是英国人，但他很可能不是伦敦人，因为从来没有人在伦敦的交易所、银行，或者任何一个商行见过他；伦敦的所有码头和港口也从未有过一艘菲莱亚斯·福格先生名下的船；这位绅士不是任何一个行政委员会的成员；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在律师协会、四法学院、林肯院、格雷院中出现过；他也从未在大法院、女王御前审判庭、财政审计庭或者教会法院中打过官司；他既不是工业家，也不是批发商，既不从商，也不务农；他没参加过大不列颠皇家学院，也没参加过伦敦学院；他既不是手工艺学院的成员，也不是罗素学院的成员；不管是西方文学协会还是法律协会，或者是女王陛下直接管理的艺术科学协会里，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这个姓名。总之，从阿莫尼卡协会到以消灭害虫为宗旨的昆虫协会，在遍布英国首都的众多协会中，从未见过他的身影。
他曾经旅行过吗？有这个可能，因为没人比他更加熟悉世界地理。即使是很偏僻的地方，他似乎都了如指掌。有时，俱乐部盛传某某旅行者失踪或者迷路的流言，他只需要简单明了的几句话，就可以澄清这些流言蜚语；他往往提出几种确实存在的可能性，而事情的结果总能证实他的猜测，就好像他有一双千里眼，亲眼目睹了才这样说的。这个人一定到各地游历过——至少是在脑子里。
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上前向福格先生行了个礼。
“那就好。现在几点？”
“路路通很合我的口味，”这位绅士说道，“有人向我推荐过您，我对您的情况十分了解。您知道当我仆人的条件吗？”
“请您原谅，但这不可能。”
“知道，先生。”
“新仆人到了。”他说。
“我叫让，”新来的仆人回答，“如果您愿意的话，就叫我让·路路通好了。这是我的绰号，说明我天生就有办事的能力。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先生，老实说，我曾经干过很多行当。我当过流浪歌手，还在马戏团呆过，我像莱奥塔尔一样表演空中杂技，像布隆丹一样在钢丝上跳舞，后来我又做过体操教练，因为我想更充分地发挥我的才能，最后我还在巴黎消防队里当过中士。在我的档案里还有我参加过的多次重大消防事件的记录呢。不过五年前我离开了法国，因为我想体验一下家庭的感觉，所以我在英国给人当起了仆人。可是我现在失业了，我听说菲莱亚斯·福格先生是全英国最守时并且最喜欢呆在家里的人，所以我才来到先生家，希望从此能安静地生活，忘掉一切，甚至忘掉路路通这个名字……”
“慢了四分钟。不过没关系。你只要记住这几分钟的时间差就可以了。好吧，从现在开始，也就是1872年10月2日星期三上午十一点二十九分，您就是我的仆人了。”
“您的表慢了。”福格先生纠正说。
“您是法国人，名叫约翰是吗？”福格先生问道。
“十一点二十二分。”路路通从背心口袋的底部掏出一块很大的银表，回答道。
萨维尔大街的这幢房子中只剩下路路通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