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灭》等三部小说,写于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八年春。都是陆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的反共叛变而告挫折。《幻灭》和《动摇》的背景正是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武汉政府”蜕变的前夕,发生在湖北地区的矛盾和斗争;那时候,湖北地区虽然还维持着统一战线的局面,可是反革命势力已经向革命势力发动反攻,而且越来越猖獗,“马日”事变后,“武汉政府”终于抛却假面具,走上反革命的绝路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我从武汉回到上海,一时无以为生,朋友劝我写稿出售,遂试为之,在四个星期中写成了《幻灭》。那时候,只有《小说月报》还愿意发表,叶圣陶先生代理着这个刊物的编辑。可是,在那时候,我是被蒋介石政府通缉的一人,我的真名如果出现在《小说月报》将给叶先生招来了麻烦,而且,《小说月报》的老板商务印书馆也不会允许的;
我今天来回述这些琐屑的事情,并不想借此来辩解自己的小说没有写好乃不是自己之过。自知之明,向来还有一点(这应当感谢我的故世已久的母亲在我童年时对我的教育)。我回述这些琐事,用意只在说明:当我有了可能修改旧作的时候,我却又有另一种的矛盾心理。这就是当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重排这三本小说的时候,曾建议我修改其中的某些部分;那时候,我觉得不改呢,读者将说我还在把“谬种流传”,改呢,那就失去了本来面目,那就不是一九二七——二八年我的作品,而成为一九五四年我的“新作”了。这“矛盾”似乎颇不易解决。当时我主张干脆不再重印,但出版社又不以为然。如果我采取了执中方法,把这三本旧作,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则根本不动。至于字句上的修改,《幻灭》和《动摇》改的少,仅当全书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分之一,《追求》则较多,但亦不过当全书的百分之三。三本书原来的思想内容,都没有改变,这是可以和旧印本对证的。这样修改后,也印行了三年。现在,出版社有出作家们的“文集”的计划,把我也算一个,而且又向我提议:《幻灭》等三书的修改部分是否可以回复原状?这一次,我很快就决定了答复:不必再改回去了!用意不是掩饰少年时代作品的疵谬,因为一九五四年那次的修改本来没有变动原来的思想内容。用意乃在表示:我认为一九五四年出版社的建议(特别对于某些章段中的描写),基本上是对的;过去我这样认为,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
前面说过,《幻灭》的写作时间一共化了四个星期。那时候,我的妻子生病,我是在病榻旁边一张很小的桌子上断断续续写起来的。那时候,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这个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第一次写小说,没有经验,信笔所之,写完就算。那时正等着换钱来度日,连第二遍也没有看,就送出去了。等到印在纸上,自己一看,便后悔起来;悔什么呢?悔自己没有好好利用这份素材。
为什么我取“矛盾”二字为笔名?好像是随手拈来,然而也不尽然。“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且复杂,同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语的“矛盾”一词的实际;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为了能够发表,就不得不用个笔名,当时我随手写了“矛盾”二字。但在发表时却变为“茅盾”了,这是因为叶先生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代我在“矛”上加个草头,成为“茅”字,《百家姓》中大概有此一姓,可以蒙混过去。这当然有点近乎“掩耳盗铃”,不过我也没有一定要反对的理由。
《动摇》却是在“有意为之”而不是“信笔所之”的情况下,构思和写作的。大概化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但构思时间占了三分之二。《动摇》比《幻灭》长些,可是实在的写作时间(构思时间除外),也不过二十多天。后来,我知道,构思时间两倍或三倍于写作时间,倒是正常的。《追求》连构思带写作,共化了两个月。那时候,我是现写现卖,以此来解决每日的面包问题,实在不可能细细推敲,反复修改。印出来后,自己一看,当然有些不满意,有时是很不满意,可是这时候如果再来修改,谁也不肯再付钱,而我又家无余粮可以坐吃半月一月,因此,只好这样自慰:下次写新的作品时注意不要再蹈覆辙了罢。但不幸的是,依然屡蹈覆辙,直到二十多年后写《霜叶红似二月花》,也是预支了钱,限期届满,非交稿不可,匆匆赶出来,没有再看一遍就送出去了。主观意图和客观条件就是常常这样矛盾的。
我对于《幻灭》等三书有过自我批评,见于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茅盾选集》的自序。这篇自序现在收进这个文集的第二卷,作为附录。
茅盾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