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直解

神宗

神宗皇帝，名顼，是英宗长子。昔仁宗无子，养濮王允让之子于宫中，后即位为英宗皇帝，在位四年崩。顼即位，在位十八年，庙号神宗。

原文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赦。时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曰：“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也。”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遂不复辞。

直解

堂馔，唐时宰相有日赐御馔，可食十人，叫做堂馔。秦始皇时赋税繁苛，计人头出谷以箕敛之，故谓之头会箕敛。宋时天子每一行郊礼，即覃恩大赉。大臣皆荫子，费以百余万计。故人主虽在位久者，其亲郊亦不过一二次而已。熙宁元年冬十一月，神宗初即位，乃亲祀天于南郊，赦天下。是时宰相以河北旱伤，方议蠲赈，而国用不足，乃辞免南郊所赐金帛，以佐国用。诏下学士议。司马光奏说：“救灾是国家急务，节用为理财良法。若欲节用，宜从贵近大臣始。宰相既辞，即宜允从。”王安石奏说：“昔唐时宰相常衮辞免堂馔，当时人讥之，以为衮若自知不堪相位，便当辞职。既居其职，则常禄乃朝廷之所以养廉也，何必辞乎？今南郊恩赐，乃国家常典，宰相亦不必辞。若国用所以不足，非是无财，以无善理财之法故耳。”司马光驳之说：“你所言善理财之法，不过是秦始皇时头会箕敛，加赋小民而已。”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必加派于常赋之外，而国用自足。”司马光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是散之而在民，即是敛之而在官。彼设为巧法以夺民财，其害无穷，乃甚于加赋。所谓不加赋而自足，乃汉时奸臣桑弘羊欺罔武帝之言。司马迁作《史记》，特书以讥武帝之昏愚，所以垂戒后世也。”于是两人争议不止。神宗谕说：“朕意亦与光同。宰相辞赏，委可允从。然且以不允答之，见朕优礼大臣之意。”于是命安石草诏。安石遂引常衮辞堂馔故事，以责中书枢密两府，令其必受。两府官遂不敢复辞。《大学》说：“生财有大道，只是务本节用，此外更无别法。”人主若能节用，则四方所入，自然有余，何用巧取于民乎？司马光之言诚万世不易之论也。

原文

时帝以灾变避正殿，减膳彻乐。王安石言于帝曰：“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闻之叹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及入对，又言：“君子小人之进退，系王道之消长，愿深加辨察，勿以同异为喜怒，喜怒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俭得志。又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觊者。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愿深烛其然，无使后悔。”

直解

这一段是记宰相富弼的事。是时神宗因各处灾荒，天变屡见，乃避正殿而不御，减省常膳，彻去音乐，以示修省之意。王安石面奏神宗说：“凡灾异都是天时流行，气数使然，非关人事得失所致。人主但当尽其所当为者，不必拘泥灾祥之说，穿凿傅会以求合也。”此时富弼方自汝州召还，途中闻王安石之言，乃叹说：“人君处崇高之位，他无可畏，只有天鉴于上，一举一动，祸福随之，为可畏耳。若谓天不足畏，则骄奢淫虐，何事不可为？此必是奸人欲进其邪说以乱天下，恐廷臣排斥其非，故倡为此言以摇惑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救正之力耳。是治乱之机，关系不小，不可以不速救。”即于途中上书数千言，极论天人相应之理，且杂引《春秋》灾异之事，《洪范》五行五事，休征咎征之说，与夫古今传记，人情物理，凿凿不爽者为证，见其说之必不然也。及进京入对，又言：“为治不难，难于用人。君子进而小人退，则王道日长；小人进而君子退，则王道日消。愿陛下深加辨察。听言必虚其心，勿以同于我者为喜，异于我者为怒；用人必稽于众，勿以我所喜者用之，我所怒者舍之。且陛下好使人探察外事，意欲自广其聪明，而不知奸险之人，得因是而行其毁誉，适为蒙蔽之地耳。又今中外政务，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其邪说，而陛下不及深思故也。大抵小人之情状，惟喜朝廷动作生事，则其间可以徼功希宠，有所图望。若朝廷守静无为，则事事都有成法，无功可见，无宠可希，小人何所望哉！故凡为更张之说者，必是小人欲逞其私意，尤愿陛下深烛其奸而早黜之，无使后日有败事之悔也。”富弼此言，盖恶安石之纷更多事，故于天人感应之理，王道消长之机，辩之不遗余力，至谓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又深烛其微，而预防其变法之渐也。老成之忠于谋国如此。

原文

以王安石参知政事。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荐之。唐介言：“安石难大任。”帝问之，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更变。”介退谓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帝问孙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帝不以为然，竟用安石。谓之曰：“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帝曰：“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对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直解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以翰林学士王安石参知政事，预机务。是时神宗欲用安石为相，平章事。曾公亮以安石素有才名，因力荐之。参知政事唐介奏安石不可大用。神宗问其故。介对说：“安石虽好学，多读古书，而执泥不通。凡有议论，率多迂阔难行。若使为政，必且取祖宗成法多所变更，非国家之福也。”介退朝，与曾公亮说：“安石若果大用，天下必从此困扰多事矣，诸公当自知之，恐他日悔之无及也。”神宗见人情不协，又问于侍读孙固。固对说：“安石文章行谊，卓尔不群，使之居侍从献纳之职则可。若夫宰相，当有休休容人之度。安石狷狭少容，多所抵牾，天下贤才岂乐为之用乎？必欲求贤相而用之，如翰林学士吕公著、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韩维此三人皆时望所归，真宰相也。何必安石哉？”神宗不以诸臣之言为然，竟用安石。拜相之后，神宗谕之说：“他人都不知卿，说卿只会读古书，知经术，不晓得经世之务。”安石对说：“经术世务原非二途，古先圣王之道，句句皆可施行，是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也。”神宗又说：“朕今用卿，卿所设施，当以何者为先？”安石对说：“方今风俗颓靡，法度纵弛，上下务为姑息，不可以兴治。必须变风俗以去玩习之弊，直法度以定经久之规，此方今之急务也。”神宗深纳其言。大抵天下之事，久则不能无弊，固宜通变，然须合乎人情，宜乎土俗，从容改图，而后天下蒙其福。宋至神宗，国势颇不振矣。安石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未为不是。但其不达事理，不识时宜，直任己见而专务更张，遂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而君子为之一空，有才而无识，可胜惜哉！明主当以此为鉴，审察治体，因革得宜，则大业可永保矣。

原文

以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颢，河南人，初举进士，调晋城令。民以事至县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意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贱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乡必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其善恶，使有劝有耻。在县三年，民爱之如父母。至是吕公著荐为御史。帝素知其名，数召见。每退，必曰：“频求见，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言，务以诚意感悟人主。尝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直解

监察御史里行是官名，即今之试御史。晋城即今山西泽州地方。神宗以晋城令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史臣叙说，颢，河南人，初举进士，除晋城县令，其为政专以化民善俗为务。民有事到县的，必告以孝亲弟长，忠信不败的道理。量度乡村远近，立为保甲之法，使之力役则彼此相恤，而不至偏累，奸伪则昼夜相诘，而不得容留。凡地方有孤寡茕独，及残疾废弃之人，责令亲戚乡党，助其不给，使不至于失所。行旅出于其途，或有疾病，皆为之药食以养之。每乡必设有小学，教其子弟。暇时亲到学中，召父老与之言语，访问民间利病。儿童所读的书，亲为正其句读。教者或不善则更易之。又于其中择子弟之秀敏者，聚而教之，以责其成。乡民有作社会者，替他立下条约，为善的众共称之，为恶的众共斥之，使善者有所劝，而恶者有所耻。在县三年，民爱之如父母焉。至是御史中丞吕公著荐颢为御史。神宗素知其名，时常召见，问以朝政得失。每于颢将退之时，必分付说：“卿可频来求对，朕欲常常见卿耳。”一日神宗与颢从容咨访，自早入对，不觉到正午时候。颢闻报午时，方才趍出。庭中人问颢说：“御史奏对许久，岂不知上犹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欲神宗正心遏欲，以端化原，求贤育才，以资治理。每进对，务积诚意，以感悟人主。尝谓人主处富贵之极，欲心一萌，难于禁制，骄心一生，易轻贤士大夫，故每劝神宗以道御情，防简未萌之欲，及勿轻慢天下贤士，使乐为我用。神宗感其言，乃俯身致敬而答之说：“卿言甚切，朕躬当为卿戒之。”夫邑有贤令，则民行修而一方治；朝有弼士，则君德修而天下治。观程颢所以为令为御史者，皆可为治民事君之法，神宗有是大儒而不能用，岂亦悦而不绎故欤？

原文

冬十月，富弼罢。时王安石用事，雅不与弼合，弼度不能救，多称疾求退，章数十上。帝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直解

熙宁二年冬十月，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罢解相职。是时参知政事王安石方受知神宗，柄权用事，议论偏执，素不与弼合。弼自度难以救正，告病求去。疏至数十次进上。神宗将许之，因问说：“卿若去，谁可以代卿者？”弼荐侍中文彦博，久历将相，老成持重，堪以托用。神宗方喜于有为，轻彦博以为无能，默然不答，良久方说：“王安石才识甚高，卿以为何如？”弼知上意难回，也默然不对，微示不足之意。弼遂罢相，出判亳州。弼常说：“国之盛衰系于君子小人之进退。君子若与小人同朝而处，则君子必不胜矣。何也？盖君子以正自处，如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乐天知命，遁世无闷而已。小人心怀邪媚，若有不胜，则交结朋党，构扇凶恶，千岐万辙，变幻不测，必至于胜君子而后已。及其一旦得志，遂为罗织，以肆毒害于善良。故正人云亡，邦国殄瘁，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君子小人之进退岂可忽哉！”按富弼此言，可谓深知人情矣。盖知人则哲，自古难之，岂独小人难辨，虽君子亦有不易知者。若王安石其初不可谓非君子也，特因性执而少容，好学而泥古，遂至引用小人，基宋室之祸。可见人之才不能无偏，用其所偏，亦足以召乱，而与小人同归矣。惟人主以至公至明，用天下之才，则无此弊也。

原文

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许之。时帝御迩英阁听讲，光读曹参代萧何。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对曰：“宁独汉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繇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对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也，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直解

象魏，是宫阙之名，古者悬法象于阙门，其状巍然高大，所以叫做象魏。神宗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上疏力辞，神宗许之。史臣叙说，时神宗御迩英阁听讲经史。光读汉臣曹参代萧何为相，凡事一遵萧何所行的，无所变更。神宗因问光说：“使汉常守萧何所定之法，世世不变，亦可以为治乎？”光对说：“岂独汉守祖法可以常治，假使三代继体之君常能守其祖禹汤文武之法，则政教岂得废坠，国本岂得动摇，虽至今犹存可也。只因他后世子孙自作聪明，轻改成法，以至于亡。如汉武帝骋其雄才，把高帝裁定的约束纷纷更乱，致民穷财尽，盗贼半于天下。汉元帝任用儒生，把宣帝整理的政事渐次改革，致吏民无所信守，汉业自此而衰。繇此言之，祖宗之法皆从创业时熟思审处，至当不易，不可得而变也。”司马光盖因王安石创立新法，故为此言以感悟神宗。时崇政殿说书吕惠卿正阿附安石者，乃进说：“夫法，亦何常之有。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如周官正月之吉，天气始和，县法象于魏阙，使万民观刑象，是一年一变其刑象也。有五年一变者，如天子五年一巡狩侯国，考较其制度，是五年一变其制度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如《周书·吕刑》，谓刑罚世轻世重。夫三十年为一世，而刑罚之轻重随之，是三十年一变其刑罚也。今如光言，则祖宗之法虽百世不可易，其究将使天下坐守其弊而不为之所矣，岂是确论！光之意盖借汉事以讥讽朝廷耳。”神宗以惠卿之言诘问光，光对说：“如惠卿所称，妄引经义，尤为无当。夫所谓布法象魏者，谓张布旧法，使民知所守也，非新立一法也。所谓巡狩考制度者，谓诸侯有不守制度变礼易业者，为不从王者巡狩则诛之，是诛其变法者也，不自变也。所谓刑罚世轻世重者，谓新立之国，民未习于教，则用轻法以治之，叛乱之国，民化于恶，则用重法以治之。是为世轻世重也，非变而为轻重也。且人君承藉祖宗之业，其智虑未必有加于前人，法有不便处，只宜补其偏而救其弊，不可轻有更张。譬如住房子一般，有弊坏处则修理之，非至于大坏，不可更造。盖更造则费多而力倍，未必胜前，而家业自此废矣。今惠卿之言，所谓不务修理而务更造者也。岂国家之利哉！”司马光前后论辩可谓切直，然神宗不用其言，而徒置之要地，所以固辞不拜也。其后宋业竟以新法而敝，守成业者，可为永鉴矣。

原文

文彦博罢。彦博久居枢府，以王安石多变旧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而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及市易司立，至果实亦官监卖，有伤国体。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缙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议所非者乎？”不报。因求去益力，遂以司空制河阳府。身虽在外，而帝眷有加。

直解

熙宁六年三月枢密使文彦博罢职，不预朝政。是时彦博久管枢密府事，以宰相王安石多变祖宗旧典，天下不便，乃上疏于神宗说：“朝廷四方之极，凡有行事，务须合于人心，广询博采，使众论佥同，以静重为先，勿蹈轻举妄动之弊。今陛下励精求治，宜致太平，而反令人心兀兀不安者，盖更张太过，轻变祖宗之法故也。祖宗之法皆至精至密，其在于今，岂皆不可行？但时异势殊，不无偏而不举之弊耳。只宜救偏补弊以求可行，岂宜一扫而更之乎？及其最可鄙者，如市井上买卖生理，宜从民便，乃亦设市易司，官为之监督，下至果品微物，也都经官监卖，岂不伤损国体。盖市易乃商贾之事，凡缙绅士大夫之家，若有经商贩卖，罔利于市者，尚不为清议所容。岂有堂堂大国，遑遑求利不已，而不为四方非笑、公论鄙薄者乎？陛下何为而不务大体，而屑屑于小事也。”疏上，留中不报。于是求去益力，遂以原官司空出判河阳府。然彦博以宿德众望，身虽在外，而神宗之眷念特有加焉，此可见神宗之于彦博，知之未尝不深，尊之未尝不至，然不能用其言，安其身者，正以求治太急，偏听安石之深故耳。夫治天下者，当以天下之贤，共成天下之治。今神宗之所贤者，独安石一人，而老成耆德纷纷引去，尚可以为治乎？虽加之眷礼，亦虚文而已，宜乎宋事之日非也。

原文

初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监安上门，及久旱岁饥，征敛苛急，东北流民每风沙霾噎，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籸、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乃绘所见为图，奏疏诣阁门，不纳。遂假称密急，发马递上之银台司，言：“陛下南征北伐，皆以胜捷之势作图来上，料无一人以天下忧苦，父母妻子不相保，迁移困顿，遑遑不给之状为图而献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眼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斩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观图，长吁数回，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翌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并，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闻之，欢呼相贺。

直解

光州，即今河南光州。司法参军，是断理刑狱的官。麻籸，是麻查。麦麸，是麦皮。糜，是粥。熙、河，是二州名，即今陕西临洮府，河州卫。在京商贾，输钱于官，而免其当行，叫做免行钱。朝廷自出钱帛货物与民交易，叫做市易。当青苗在田之时，把官钱借与人户，待收成加利还官，叫做青苗钱。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免其差役，叫做免役钱。立为方限，丈量出土，而分等定税，叫做方田。京畿及河北诸路，各立保甲，令自置弓箭，叫做保甲。皆王安石所行之新法也。初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监守安上门。是时久旱岁饥，民不聊生，而有司奉行新法，征敛愈急。百姓每四散逃移。东北一带的流民，每遇风沙霾蔽之时，扶老携幼，塞满道路，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其傍城居民买麻籸、麦麸和米为粥而食之。或有采木实，掘草根以充饥者。又被官府比较钱粮，只得拆卸房屋，甚至身被枷锁而负瓦揭木，卖以还官。如此者累累不绝。郑侠在安上门见了许多情状，心甚不忍，思量小民这等穷苦，朝廷如何知道。乃将每日所见，画成图本，叫做流民图，连本奏上。阁门不肯收纳。遂假称有机密紧急事情，发驿马走递，进上银台司，径达御前。本中说道：“陛下近来南征交阯，北伐熙河，人都以战胜克捷之势画图来献。至于天下忧苦，父母妻子不相保，迁移困顿，遑遑不给之状，料无一人为图以献者。臣谨将安上门一带逐日所见，画成一图，中间困苦流离之状，百分中画不尽一分。然只此一经圣眼亦可伤心流涕矣。夫安上门一处，近在辇毂，尚且如此，况于千万里之外哉！所以然者，只因新法不善，贻百姓之害，伤天地之和，所以久旱不雨。今欲挽回天意，须是急罢新法。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若十日之内不雨，乞斩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将此图反覆省览，才晓得新法之害如此。长叹数声，袖了入宫，一夜不能安寝。到明日传旨着开封府官量除免行钱。三司官审察市易禁革奸弊。司农发常平仓，赈济饥民。殿前马步三卫开具熙河所用兵食若干，以听裁省。诏天下诸路各上言民物所以流散之故。青苗钱、免役钱暂停追并。方田、保甲并罢不行。一时革去新法共有一十八件。百姓欢呼相庆，有再生之望焉。夫小民穷苦之状，无处无之。但人君深居九重，无繇得见，而所司又不以时闻。此下情所以不通，德泽所以不究耳。神宗有感于郑侠之图，而不能不惑于安石之说，以致民心离叛，国本摇动，岂非壅蔽之习已成，而忧危之言难入哉！此古之帝王所以贵清问下民，而先知小人之依也。明主宜深监于斯。

原文

先是帝语翰林学士承旨韩维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劳，奈何？”维对曰：“陛下忧闵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当痛自责己，广求直言。”因上疏极言青苗及开边之害。帝感悟，即命维草诏。诏出，人情大悦。会侠疏至，帝慨然行之。是日果大雨，远近沾洽，辅臣入贺，帝示以侠所进图状，且责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间始知所行之繇。群奸切齿，遂以侠付御史，治其擅发马递罪。吕惠卿、邓绾言于帝曰：“陛下数年以来，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日闻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相与环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暂罢矣。

直解

史臣叙神宗未罢新法之先，曾谕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说：“方今久旱不雨，朕闵念小民，日夜焦劳，当如何处之？”韩维对说，陛下忧旱灾，损膳避殿，意非不诚，但此只是沿袭旧规，举行故事而已，恐不足以上应天变，格天心也。当痛自责己，广求直言，庶民隐不壅于上闻，而朝廷得改其缺失，乃有益耳。”维因上疏极言青苗与开边之害，于是神宗感悟，即日命维草诏罪己。诏书一出，人情无不欢悦。适郑侠流民图疏亦至，故神宗慨然独断于心，罢新法十八事。是日天果大雨，远近沾洽，可见天人感应之机不爽如此。于是辅臣入贺，神宗将郑侠所进图状出以示之，且责其变法扰民。辅臣皆再拜谢罪。王安石因不自安，上疏求去。起初诏从中出罢新法，外边人莫知其故，至是知其繇于郑侠。安石党中群奸切齿痛恨，遂锻炼其罪，拿侠付御史狱。因疏中难以指摘，说他不合擅发马递，以此治罪。翰林学士吕惠卿、御史中丞邓绾这两个小人共奏说：“陛下数年以来忘寝与食，讲求经书，以成美政。天下方才得被恩赐，一旦闻狂夫之言，便轻信之，罢废几尽，岂不惜哉！”因相与环泣于上前，以蛊惑竦动之。于是神宗又失了主张，将一切新法仍都照旧施行。只方田一法，暂且停止。天下复被其害矣。夫新法之行，举朝以为不可，神宗不听也。及民害已深，天变示异，方始知惧，而韩维之言，郑侠之图得以感动之。观于新法罢雨泽降，而天之告戒明矣。使能繇此省悟，尽复祖制以与民更始，宋祚未可量也。乃惑于群奸，甘蹈欺天之罪，竟为有宋基祸之主，岂非万世之永鉴哉！

原文

以吕公著、薛向同知枢密院事。公著在翰林，读《后汉书》毕，帝语以释老之事。公著曰：“尧舜知此道乎？”帝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为难，所以为尧舜也。”帝默然。又论前世帝王曰：“汉高祖、武帝有雄才大略。高祖称吾不如萧何，吾不如韩信，至张良独曰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诚如圣谕。”帝又曰：“武帝虽以汲黯为戆，然不冠则不见。后虽得罪，犹以二千石终其身。”公著曰：“武帝之于汲黯，仅能不杀耳。”帝又论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业者，以其能屈己从谏耳。”帝临御日久，群臣畏上威严，莫敢进规。至是闻公著言，竦然敬纳之，故有是命。

直解

释，是佛家。老，是道家。神宗以端明殿学士吕公著、工部侍郎薛向同知枢密院事。公著平生以忠直事主，不肯阿旨取容。在翰林尝至御前读《后汉书》，读毕，神宗偶言及释老之事。公著即问神宗说：“陛下取法尧舜，而谈及释老，不知尧舜当时亦知此道否？”神宗答说：“尧舜是圣人，岂不知此道。”公著对说：“尧舜虽知此道，然其心之所汲汲者，惟曰知人则哲，安民则惠，以此为难，而不敢暇逸，未尝为释老遗世绝俗之事。此所以为尧舜也。”神宗默然不答。神宗又尝与公著评论前代帝王，谓：“汉高祖及武帝俱有雄才大略，非庸君世主可及。高祖尝叙取天下之功，谓镇抚百姓，馈饷不绝，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胜攻取，吾不如韩信。二人皆称名，至论张良，独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而尊之，故称其字而不名也。”公著对说：“诚如圣谕。”神宗又说：“汉武帝时，汲黯屡好直谏。武帝虽怪他愚戆，然心敬重之，不戴冠则不相见。后虽坐小法免官，未几，复召用为淮阳太守，竟以二千石终其身，恩礼亦不薄矣。”公著对说：“所贵乎敬礼贤臣者，为其能用之耳。武帝之于汲黯，每以切谏不令出入禁闼，是但能不杀之而已，岂真能用之乎！”神宗又论及唐太宗。公著说：“太宗所以能成其业者无他，只是屈己从谏，不以势位骄人，不以才能自是，所以人乐为用，而王业遂成耳。”是时神宗临御日久，群臣都畏其威严，莫敢以规讽之言进者。至是闻公著之言，句句都是规讽，知得公著是个忠直之臣，竦然敬纳之。故有同知枢密之命。古语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吕公著当群臣畏避缄默之时，独能因事纳忠，尽言不讳，可谓直亮之臣矣。然神宗不以为忤，而且重用之，其知人纳谏之明亦不可及。宜史臣记之以为后法也。

原文

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致其诚孝，后亦慈爱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谒。帝以后春秋高，数请召弟佾入见，久之乃许。及见少顷，后谓佾曰：“此非汝所当得留。”趣遣出焉。帝尝有意于燕蓟，与大臣定议而白其事。太后曰：“事体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则生灵所系，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复久矣！何待今曰。”帝曰：“敢不受教。”

直解

太皇太后曹氏，是仁宗继后，神宗之祖母，武惠王曹彬孙女也。元丰二年十月崩。史臣记神宗事太后，敬养尊崇，极其诚孝。太后亦慈爱笃至，出于天性，非繇勉强。旧制，外家男子不许入宫朝见。神宗以太后年事已高，心中必思念至亲骨肉，屡请召太后弟曹佾入见，欲以承顺其意。太后初间不许，及后神宗请之不已，日久方许。及宣佾入见，才得少顷，太后便与佾说：“这宫禁之地，非汝外人所当得留。我岂可徒徇私情，不顾祖宗家法。”即时遣令出宫。其内治之严如此。神宗尝以燕蓟本中国地方，自石晋时陷入契丹，为虏久据，要兴兵取之。与大臣计议已定，奏知太后。太后说：“这事情关系甚大。大凡吉凶悔吝，繇动而生。惟安静无事，可以获福。今取得燕蓟，不过南向而坐，受百官朝贺而已，更何加益。万一不成，则兵连祸结，仇杀无已，此乃生灵性命所系，岂可轻言。若这燕蓟地方，可以容易取得，昔太祖、太宗的时节，兵精将猛，所向克捷，那时必已收复久矣，何待今日。况今日钱粮兵马大非太祖、太宗之时可比，而欲取其所不能取，不亦难乎！”于是神宗感悟，奏说：“敢不谨受教训。”自此不言取燕蓟矣。夫太后以一妇人而知天下之大计，神宗受命，其不妄兴，可谓伟矣！不然，宋室之祸将不待靖康而始烈也。史又称太后性慈俭，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左右臣仆毫分不假借，宫省肃然。其坤仪纯备，可以为万世宫闱之法矣。

原文

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既而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司马光既入，上言新法之弊：“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不可泥三年不改于父道之说。”而当时进言者犹谓三年无改父道，欲稍稍损其甚者。公毅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变。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也。况太皇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乃定。

直解

登州，即今山东登州。先是司马光居洛阳十五年。及神宗崩，哲宗即位，遂以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天下闻司马光入相，无不欢呼相庆。适有知登州苏轼被召还京，沿路的人相聚号呼，向苏轼说：“朝廷用司马相公，实天下生灵之幸。为我寄谢司马相公，慎勿轻去朝廷。愿厚自爱护，相天子以全活我等。”是时天下之民憔悴困苦，皆引领拭目，愿观新政。其系天下之望如此。司马光既入京，即上疏极论新法之弊，且言：“为治当顺人心。陛下近来小小改易新法，远近便举手加额，交相庆贺。人心望治，有如饥渴。陛下急宜俯顺人心，不可拘泥三年无改父道之说，致失民望也。”盖当时进言者谓神宗初崩，不宜遽反其所为，犹执三年无改父道之说，欲稍稍去其太甚者。司马光毅然争之说：“先帝之意本欲爱养斯民，其法出自先帝者，未常不善，虽百世不可易。若王安石、吕惠卿所立，元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出民于水火之中，岂可缓也。况今太皇太后主持于上，就使有所改革，亦是以母改子，非是以子改父，何得拘三年无改之说。”于是众议乃定，遂尽罢保甲诸法。按司马光历事先朝，忠谋谠论，始终不渝，其系天下之望久矣。故其居洛也，天下惟恐其不为宰相。其既相也，天下惟恐其去朝廷。而外夷之人亦且谓中国相司马，慎毋生事。贤相之为国家重如此。然则人主之谕相，可不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