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直解

仁宗

仁宗皇帝，名祯，是真宗之子，在位四十二年。

原文

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应宫灾，诏系守卫者于御史狱。太后泣对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宫，今一夕延燎几尽，惟长生、崇寿二小殿存，何以称遗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王曾、吕夷简亦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应宫之建，非应经义，灾变来警，愿除其地，罢诸祷祠以应天变。”右司谏范讽复言：“此实天变，不当置狱。”太后与帝感悟。遂减守卫者罪，下诏不复修治，以二殿为万寿观。

直解

玉清昭应宫，是真宗所建，以尊藏天书之处。天圣七年六月，京师大雨震雷，玉清昭应宫被雷火烧毁。有诏逮系看守宿卫人员，送法司问罪。此时仁宗嫡母刘太后临朝，见此宫被毁，涕泣而对大臣说：“先帝尊事上天，敬奉道教，故不惜大费，竭力以建此宫。今守卫者不谨，一夕之间，延烧殆尽。只留下长生、崇寿二小殿而已。何称先帝之遗意哉！”枢密副使范雍直言对说：“以臣愚见，不如将这两所殿尽数烧了更好。先朝因建此宫，至于竭尽天下财力，今一旦遽为灰烬，出于人所不意，乃上天以此示警耳。若因其所存，又将修葺，则民力益竭而愈不堪命，非所以上畏天戒也。”平章事王曾、吕夷简皆助雍言以为是。中丞王曙亦奏说：“玉清昭应宫之建，乃崇尚异端，与圣经之义不合。天降灾异，正示警戒。愿扫除其地，不复营建，罢诸祷祠，不复修举，以应天变。”右司谏范讽又奏说：“这是天灾，非因守卫不谨之故，不当置狱拷讯。”太后与仁宗闻诸臣之言，俱各感悟，遂减免守卫者之罪，下诏：已烧的不复修治，留下的长生、崇寿二殿，改为万寿观，以奉香火而已。盖人主继体守成，惟当谨守先朝之善政，而不当因循先朝之失德。若玉清昭应宫之建，正真宗之失德也。即无天灾，犹当毁之，况其灾乎？仁宗之时，君子满朝，故一听纳之间，而严天戒，宽民力，黜异端，明典礼，且补先帝之阙失，而有继述之善图，所得多矣。非明主其孰能之？

原文

以吕夷简、章得象兼枢密使。知谏院张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则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则文武为两途，政出多门，自古所患。乞特废枢密院，或并本院职事于中书。”从之。

直解

仁宗以宰相吕夷简、章得象兼枢密使。宋初枢密院专领兵政，事权与中书省颉颃，号为二府。至是西北边用兵，知谏院张方平以边事重大，不当专委枢密，乃上疏说：“宰相在密勿之地，职司机务，朝廷一政一令，不论文武军民，皆从中书省出，其事权自古重之。若枢密院，则古所未有也。盖起于后唐时，庄宗改崇政院为枢密，以腹心大臣领其事，乃一时权宜之制，不可为法。相沿至今，事权日盛，遂与中书省相均。凡中书所行，关军机武职者必报枢密；枢密所行，关民情文职者，必报中书。是军与民，分为二体，文与武，别为两途。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政府之外，复有政府。所谓政出多门，甚非事体。自古乱亡之患，未有不繇于此者也。自今乞复古制，裁革枢密院，或将本院所管职掌，并入中书省为便。”仁宗从其言，故有宰相兼枢密之命。夫百司庶府，各有专职，不可相兼。惟朝廷统领万几，而宰相实佐理之。有所分，则事权不一；有所参，则朝廷不尊。故百司庶府之事，皆当总之。况军国重务，必资庙算，而可使宰相不知兵哉？方平之言，可谓深识治体者矣。

原文

以蔡襄、欧阳修、王素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修等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正谏，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不过有三，曰：好名、好进、彰君过耳。愿陛下察之。”修每入对，帝必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数为帝分别言之。

直解

宋时门下、中书两省，设有谏院，即古者补阙拾遗之职，以他官领者，叫做知谏院。右正言亦谏院官名。庆历三年三月，以馆阁校勘蔡襄、集贤校理欧阳修、知鄂州王素并为知谏院官，同知礼院余靖为右正言官。是时仁宗励精求治，增置谏官。蔡襄既拜命，喜朝廷清明，言路大开，而又恐直道难容，正人不能久立于朝，乃上疏说：“人君委任忠谏之人不为难，惟虚心听谏为难；听信忠谏之言也不为难，惟实用其谏为难。今欧阳修、王素、余靖等三人皆忠诚不欺、刚正执法之臣，必能尽言极谏，裨益国家。臣不患其不能谏，只恐在朝邪人，不利正谏，必将设出沮抑他的说话来。其沮抑之说，不过三样，一说他沽名卖直，一说他结知求进，一说他居下讪上，以彰君过而已。夫忠臣危言激论，身死且不避，何暇顾区区身后之名声，与其身外之富贵乎？可见说好名好进者，不足信矣。人君若能受谏，则有改过不吝之美，而天下享无穷之福，乃所以增其善，岂所以彰其过乎？可见说彰君过者，不足信矣。愿陛下察之，毋使邪人之言得以谗间正人可也。”仁宗嘉纳其言。其后欧阳修每入对，仁宗必以其言问于宰相，咨访其可行者行之。于是革弊厘奸，多所张弛，小人翕翕腾谤，以为不便。修恐善人不胜，数与仁宗分别言之。大抵好治之主，惟恐人之不言，言路既开，则君子因得尽其忠，而小人亦将肆其说。一不加察，则巧佞者进，而忠直者疏，此蔡襄所以虑用谏之难，而欧阳修汲汲于君子小人之别也。然君子小人岂难辨哉！惟明主清心寡欲，无隙可投，则小人自不能入，而君子至矣。

原文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群邪因目之曰党人，于是朋党之论起。及仲淹日受眷注，修乃进《朋党论》，以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皆自然之势也。然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盖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不能相保。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为君者，但当退小人为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直解

饶州，即今江西饶州府。史臣又记欧阳修的事说，初范仲淹知开封府时，上疏讥切时政，吕夷简恶之，谪贬仲淹于饶州。那时欧阳修与尹洙、余靖等，皆以仲淹之言为是，各相论救，亦见斥逐。于是群邪小人韩渎等请书仲淹等为党人，揭之朝堂，而朋党之论遂起，士君子被祸者多矣。及仲淹见知于仁宗，日受眷注，公道昭明。修作《朋党论》一篇，进于仁宗。其大略说：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君子但知有道，道同则相与为朋；小人但知有利，利同则相与为朋。此皆自然之势也。然小人虽有所同，其实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何也？盖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慕的是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交结，党助援引以为朋者，都是假意。及其见利，则争先取之，不肯少让。或利尽则交绝，反相倾害，虽兄弟至亲亦不能保，何况他人？所以说小人无朋。若君子则不然，所操守者在道义，所践行者在忠信，所爱惜者在名节。以此修身，则彼此切磨，同道而相益；以此事君，则夙夜匪懈，同心而共济。且自始至终，真切无二，这才叫做朋友。所以说惟君子有朋。为君者，但当虚心鉴别，孰为小人之伪朋，则退远之，孰为君子之真朋，则进用之，天下自无不治矣。何必以朋党为疑，使小人得以借口，而君子不能自保乎？修凡论事，俱恳切正直，无所隐讳，人都恨他，视之如仇敌，思欲害之。惟仁宗知其敢言，特加称奖，顾侍臣说：“人臣正直者少，阿随者多。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盖叹其不可多得也。按朋党之论，欲人主退小人，用君子，其言甚切。然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其几难辨。而况小人之言，媕婀而易入；君子之言，正直而难容。自非明主先正其心，以端好恶之原，未有不为小人所惑者。仁宗能用仲淹等于弃逐之后，奖欧阳修于众恶之中，君子满朝，一时称盛，亦可谓宋之明主矣。

原文

戊子，雨，辅臣称贺。帝曰：“天久不雨，将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祷于天。昨夕寝殿中，忽闻微雷，遽起冠带，露立殿下，须臾雨至，衣皆沾湿，移刻雨霁，再拜以谢，方敢升阶。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比欲下诏罪己，撤乐减膳，又恐近于崇饬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尔。”

直解

庆历三年，自正月至五月，天久亢旱不雨。至戊子日，乃雨，远近沾足。辅臣率百官称贺。仁宗谕说：“今岁天久不雨，小民难以种作，将害农事。朕心甚悯，每自焚香上祷于天，以祈玄佑。昨夜在寝殿中，忽闻微雷之声，心中喜幸，急遽起来，整冠束带，露立于殿庭之下。瞻望须臾，大雨来至，朕身上袍服，尽皆沾湿。直待移时雨霁，朕又再拜以谢上苍，方敢升阶还宫。自此之后，犹望枯槁之苗，尚可救济，以期丰熟也。近者朕意本欲下诏罪己，引咎自责，撤去常用之乐，减损日尚之膳，以回天心，又恐近于崇饬虚名，徒美观听，不若夙兴夜寐，精白一心，密地祈祷，不以外闻，庶几应天以实不以文，或可精诚感通，乃为佳尔。”按仁宗此谕，为不敢受贺而发，可以见其侧身修行之实矣。盖自汉唐以来，人君每遇灾异，则下诏罪己，撤乐减膳，以为修省，初意非不美也。但相传既久，徒为虚文而已。夫匹夫犹不可以虚文感动，况上天乎？人君心与天通，则降监孔赫，修饬虚文，反涉矫诬。仁宗此论真修德弭灾之彝宪也。

原文

九月晏殊罢，以杜衍平章事，兼枢密使，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参知政事。衍在枢密，每有内降，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帝尝语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凡有干求，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直解

庆历四年九月，宰相晏殊罢任。仁宗以枢密使杜衍平章事兼枢密使，参知政事贾昌朝为枢密使，召工部侍郎知青州陈执中参知政事。杜衍在枢密院守正不阿，未尝以朝廷官爵，轻易与人，每有内旨传升官员，衍皆停阁不行，积诏旨至十数通，即封还御前，竟不传出。仁宗知其忠直，愈加信重。一日仁宗谓欧阳修说：“杜衍封还内降，外人亦知其事耶？此事人或知之。至于人在朕前干求进用，朕每每告以杜衍在朝，必有所不可，因而遂止者，比封还之数尚多。此则外人不及知而朕独知之耳。”古者爵人于朝，与众共之，虽天子不得私以与人。若使干求进用者皆从内降，则是以天下名器为人主市私之物。爵禄不足重，统体亦甚亵矣。杜衍封还内降，最为忠直。然仁宗不以为忤，而且称之，亦贤矣哉！

原文

夏六月，诏州郡自今勿得献瑞物。知无为军茹孝标献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至于草木虫鱼之异，焉足尚哉！免茹孝标罪，戒天下勿献。”

直解

无为军即今庐州府无为州。仁宗皇佑三年夏六月，诏天下州郡，自今以后，毋得贡献祥瑞等物。是时知无为军茹孝标献芝草三百五十本于朝，希图恩宠。仁宗不悦，却之。因下诏说：“天子职养万民，明王不宝异物。朕他无所好，只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盖时和物阜，五谷丰登，则百姓安乐，而国本安于泰山，岂不是瑞；贤俊登庸，君子满朝，则朝廷有人，而国势重于九鼎，岂不是宝。至于草木虫鱼之异，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有之不足为重，无之不足为轻，徒蛊人耳目，荡人心志而已，何足尚哉！茹孝标妄献瑞物，本当治罪，姑从宽免究。其布告天下，自今勿得贡献瑞物。”大抵人主好尚，关系甚大，不可不谨。除天下岁贡额办外，凡有不时进献者，即系谄邪小人，败坏圣德，以为希宠干进之图，所宜亟加诛绝者也。然小人百计钻伺，为术甚工，而人主一念不谨，即为所惑，若非真以亲贤乐善，保国爱民为心，未有不为嗜欲引去者。故丰年为瑞，贤臣为宝，真治天下之药石也。明主其深念之。

原文

以文彦博、富弼平章事。初彦博与弼同召至郊，诏百官迎之。范镇言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及宣制，士大夫相庆于朝。帝遣小黄门觇知之，语翰林学士欧阳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岂不贤于梦卜哉！”修顿首贺。会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与射于玉津园。防曰：“天子以公典枢密，而用富公为相，将相皆得人矣！”

直解

仁宗召忠武军节度使文彦博，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还朝同平章事。史臣叙说，初彦博与弼同召至国门外。仁宗因两人具耆旧大臣，德望素重，特召文武百官都出郊外迎接，以示尊礼之意。知谏院范镇奏说：“人君之于大臣，固当有致敬之仪文，尤贵有倚毗之实意。若外貌隆重，只以虚礼加之，不若推至诚恻怛之意，专心委任，始终如一，尤为得任贤之实也。”及传宣制书，以文彦博、富弼为相，满朝士大夫莫不私相庆幸，以为老成秉政，社稷之福。仁宗密遣小黄门出外探听众论何如。及知朝臣相庆，仁宗甚喜，乃谓翰林学士欧阳修说：“古之明君，其命相或得之于梦，如高宗之于傅说，或得之于卜，如文王之于太公，皆非偶然。今朕用文彦博、富弼二人为相，虽不假于梦卜，而人情欢悦如此，可谓得贤矣。岂不更胜于梦卜哉！”修乃顿首称贺。是时适有契丹使臣耶律防至京，枢密使王德用与之射于玉津园中。防因谓德用说：“南朝天子，以公掌枢密院，任将帅之事，而又用富公为相，将相皆得其人矣！”夫人君用一宰相，中外之观望系焉。得其人，则朝野相庆，而四夷皆畏之。不得其人，则不惟朝野失望，彼四夷则窥见朝廷之无人，而侵侮之患至矣。仁宗召用二相，深惬中外之心，其后韩、范诸臣亦相继柄用，有宋得人之盛，莫过于此，其称一代之令主，宜哉！

原文

以包拯权知开封府。拯性峭直刚毅，恶吏苛刻。为政务敦厚，虽嫉恶如仇，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以悦人。平生无私书。及知开封，贵戚宦官为之敛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以其笑比黄河清焉。

直解

开封，即今河南开封府。宋都汴梁开封为京府，用皇太子管府事。仁宗时未有皇太子，乃以龙图阁直学士知瀛州包拯，权知开封府事，盖重用之也。包拯为人素性峭厉正直，刚毅不挠，深恶当时官吏以苛细刻薄为务。其为政专尚敦笃仁厚，不事苛刻，见了为恶的人，虽是深加嫉恶，如冤仇一般，然待之未尝不以至诚忠恕，情意恳切，盖未尝弃人于恶也。与人相交，必择正人端士，不为苟合，必以诚心直道相与，不为假言语，虚体面，以求悦于人。奉公守法，平生绝不与人通私书。及知开封府命下，一时贵戚宦官，皆为之肃然敛手，不敢犯法。吏民畏其严明，不敢欺瞒。下至儿童妇女也都晓得他的声名，因其曾为龙图阁待制，叫他做包待制。京师中有两句谣言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说别的官都通得关节，可以干求请托，只有包待制就如阎罗王一般，通不得一些关节。言其公直无私如神明也。又以其赋性严毅不轻喜笑，将他的笑容比做黄河清一般，言其难得也。大抵朝廷之事，自有公法，人臣之节，难于无私。无私则法行，而天下并受其赐矣。若包拯者，真可谓执法之臣，故虽至今儿童妇女犹知称之，况当时乎！然其敦厚忠恕，又其立身行己之本，故虽执法而民不以为残也。人主得斯人而用之，则可以振纪纲，正风俗，其于治道非小补矣。

原文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司天言当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群臣欲援例称贺。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言：“日之所照，周遍华夷，云之所蔽，至为近狭。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甚明，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也。食不满分者，乃历官术数不精，当治其罪，亦非所以为贺也。”帝从之。

直解

嘉佑六年六月壬子朔，目有食之。时司天官推算日行度数，该食六分五秒，及期止食得四分，即下雨不见。群臣以为当食不食，乃是休征，欲援旧例称贺。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奏说：“日之照临，合中国蛮夷之地，无不周遍。若云则不过蔽于一方，最为近狭。今在京师日为云蔽，虽不见其食，那四方远地无云的去处，必有见之者。岂可因此地不见，便以为休征而称贺乎？夫日者君之象，云者阴之气，日为云蔽，正上天警戒的意思。若谓人君为阴邪所蔽，聪明壅塞。凡民间之愁苦，四方之灾害，天下人共见共闻，莫不忧惧，而朝廷之上，独不得知，就如日食之变，其为灾慝甚明，四方共见，乃为阴云所蔽，而京师独不见的一般，故垂此象耳。且日之运行，本无差忒，其食不满分者，乃是历官术数不精，推测未至，非缘当食不食，正当治其失职之罪，亦非所以为贺也。”仁宗从其言，竟罢朝贺。古者日食，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所以荡阳事而谨天变也。若遇灾不畏，日以受贺，岂非慢天之甚乎！司马光之言，甚得其正。仁宗即能从之，皆可为后世法矣。

原文

复以三札子上殿，其一论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则衰，阙二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

直解

札子，即今奏本。司马光既知谏院，入对之后，又条陈三事，上殿奏之。其一论君德说道：“臣切思人君之德，大者有三：一件是仁，一件是明，一件是武。所谓仁，不是妪煦姑息，沾沾然为私恩小惠以悦人，叫做仁。必也兴教化以正人心，修政治以安民生，兼利万物，使天下百姓个个都蒙被其福泽，如天地之无所不容，这才是人君之仁。所谓明，不是烦苛伺察，屑屑然为小见私智以惊人，叫做明。必也知道谊而审察其当否，识安危而不失其事机，别贤愚使人品无所混淆，辨是非使国是无所摇乱，如日月之无所不照，这才是人君之明。所谓武，不是强亢暴戾，刚愎自用，敢作敢为而不顾，叫做武。必也凡事之来，一以道理揆度之，道之所在，即断然行之而不疑。虽有奸邪，不能为之惑；虽有谀佞，不能为之移。如雷霆之无所不服，这才是人君之武。这三件不可缺一。仁而不明，则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如有良田，而不能种作的一般。明而不武，则见善而不能用，见不善而不能去。如看着田苗被草莱荒芜，而不能耘耨的一般。武而不仁，则但知威严以检下，而无慈爱以及物。如但知收获，而不知种作的一般。三者兼备，然后威福并行，刚柔相济，庶事和平，而国家治强。少了一件，则德有所偏，事有所失，而国以衰。少了两件，则其偏愈甚，其失愈大，而国以危。三件通无，则君德全亏，天命去，人心离，而国以亡矣。然则人主可不务修三德，以为治国安民之本哉！”按司马光所谓仁、明、武三大德，即孔子告鲁哀公所谓知、仁、勇三达德也。三德人所同具，但为私欲所蔽，其始虽若甚微，而其后遂至于昏愚残暴而不自觉危亡之祸，皆繇于此，可不畏哉！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此人君修德之要务也。

原文

“臣切见陛下天性慈惠，谨微接下，子育元元，泛爱群生。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过。然践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纪纲，犹有亏缺，闾里穷民，犹有怨叹。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扬圣化，将陛下之于三德万分一亦有所未尽欤？臣伏见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渊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复询访利害，尽察得失，一皆可之。诚使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实正人，则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则岂可不为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奋乾刚之威断，善无微而不录，恶无细而不诛，则唐虞三代之隆，何远之有？”

直解

元元指小民，是善良的意思。司马光既论人主当用三德，遂直指仁宗说：“臣切见陛下天性慈祥温惠，处盈成而能谨察细微，居崇高而能接遇臣下。闾阎小民，育之如子，群生庶类，泛爱不遗，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加矣。然登极几四十年，而朝廷纪纲尚有亏缺废坠之处，闾里穷民，尚有怨咨愁叹之声，其故何也？意者群臣不肖，不能仰承德意，以敷扬圣化，抑或陛下于仁明武之三德，容有万分一之未备欤？臣伏见陛下之待群臣，推诚相与，略无猜疑，且端拱无为，渊默不发。群臣各以其意见，有所陈奏，陛下不复咨访其事之利病，深察其言之得失，一皆允行之。夫使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果皆忠实不欺、守正无私之士，则如此御之，可谓至善矣。设或有一奸邪参于其间，陛下漫无可否，听其所为，必至蠹国害民，危亡立见，岂可不为之寒心哉！盖陛下仁则有余，而明、武尚有所不足。臣愚，伏望陛下以此天性之至仁，培养国脉，而又廓日月之融光，以精鉴别，奋乾刚之威断，以揽权纲。使善者得以敷扬，虽微而必录；恶者不能逃遁，虽细而必诛。则明与武，足以济其仁之所不及，而三德备矣。是之谓帝王之全德。以此为治，虽唐虞三代之隆，亦何远之有哉！夫人君父母天下，使可以仁厚治之，何乐于明察，亦何乐于威武？惟是人情之隐伏无尽，事几之交错无常，一不明则受其蒙蔽，一不武则至于废弛。自古昏懦之害甚于严刻，故必主之以仁，而济之以明武，然后为帝王之全德也。”司马光之言，最切仁宗之病，愿治者宜深省焉。

原文

其二论御臣曰：“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涂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问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涂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非特如是而已。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学者待顾问，有政术者为守长，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如是而朝廷不尊，万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请伏面欺之诛。”

直解

司马光第二札子是论人主临御臣下之道，说：“人主治天下之道，固为多端，然其大者，只有三件而已。一件，选任官职，必当其才；一件，有功必赏，而赏当其功；一件，有罪必罚，而罚当其罪。自古明君未有舍此而能治者也。今国家御群臣之道则不然。吏部凡有升迁，只算他历俸日月而进其品秩；凡有铨注，只照他出身资格，而授以事任。若其历俸已深，则不问其人之贤愚，虽素称庸劣者，皆得以躐跻高位矣；若其资涂相当，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虽不堪驱策者，皆得以滥叨重职矣。这岂是任官之道。又不但如此而已也。今国家凡有升赏，只采访人之虚名，而不核其实行；凡有黜罚，只在那文移案牍上责其罪状，而不审察其本意之所在。夫以名行赏，则天下之人都将旷废本业，崇饬虚名，以求功绩矣；以文行罚，则天下之人都将隐匿真情，巧弄文法，以逃罪责矣。这岂是信赏必罚之道。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臣，务令有德行者，使之掌教化以表正风俗，有文学者，使之待顾问以辅养圣德，有政术者，使之为守长以安辑百姓，有勇略者，使之为将帅以镇抚四夷。不论日月之久近，而论人品之贤愚，不论出身之资格，而论才能之称否。有功则或增秩，或加赏，使之久任而勿迁其官，无功则或降黜，或废弃，更求能者以代其职，有罪则或流窜，或刑诛，必论之如律，而勿姑息宽贷以至于长恶容奸。这等御臣，然后人人各善其能，事事各得其理。如此而朝廷有不尊，万事有不治，百姓有不安，四夷有不服，则是臣诈妄不忠，请伏面欺之诛。”按司马光此疏非谓资格可废也。用人以资格，虽有贤愚同滞之叹，而可以抑奔竞，防奸私，定才品，其法终不可改。但当以资格待常流，以超擢待异才耳。然非人主明目达聪于上，安得异才而擢用之哉！故司马光以此望仁宗，真得知人官人之意，而明主所宜深念也。

原文

其三论拣军。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书，其三送枢密院戒拣军官。又曰：“赦书害多而利少，非国家之善政也。汉吴汉曰：‘臣死无所言，愿陛下无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蜀人称诸葛亮之贤，亦曰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然则古之明君贤臣，未尝以赦为美也。”

直解

司马光第三札子专论拣选军士，大略说：“养兵之法，贵精不贵多。盖精则一可当十，百可当千，何贵于多？若多而不精，虽有百万之众，亦徒寄虚名，费粮饷而已。”仁宗以其第一札子论仁、明、武三德的留宫中省览；第二札子论任官赏罚的，送中书省综核庶职；第三札子论选兵的，送枢密院戒谕拣军官。司马光又尝奏说：“朝廷每降赦书，除释人罪，虽是与民更生之意，其实害处多，利处少。盖法以布信，犯者罪必不免，然后人不敢犯。若一赦之，则为恶者无所惩，而犯法者愈众，非国家之善政也。昔汉臣吴汉临终对光武说：‘臣死无所言，惟愿陛下法必行于奸人，慎无轻赦而已。’又汉隐士王符作《述赦篇》亦说：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而禁之。今日贼害良之甚，使被害而不得伸，见仇而不得讨者，莫大于数赦。盖恶人昌则善人伤矣。诸葛亮治蜀，蜀人称其贤，亦说军旅屡兴而赦书不妄下。繇此观之，则古之明君贤臣皆未尝以赦为美，正以其害多而利少故也。岂非今日所宜慎哉！”夫国家养兵之费皆取于民，若多而不精，则以民之膏血养无用之兵，不惟无救缓急而反为民累矣。至于威奸惩恶，正以除民害也。数赦则惠奸轨而贼良民，非先王五刑五用之义。况奸猾之党有知赦书之必下而故犯者，其风亦岂可长乎！司马光之言，切中时弊，明主宜慎思之。

原文

又进五规。一曰保业。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艰，守之至艰。王者始受天命之时，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与角智力而争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后肯稽颡而为臣。当是之时，有智相偶者，则为二，力相参者，则为三，愈多则愈分，自非智力首出于世，则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艰乎？及夫群雄已服，众心已定也，人之性皆以为子孙万世，如泰山之不可摇也，于是有骄惰之情生。骄者玩兵黩武，穷泰极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涣然，四方糜溃，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艰乎？”

直解

司马光既进三札之后，又条上五事，叫做五规。其一是保业，大略说：“天下是重器也。其开创而得之者固为至难，其继世而守之者亦非容易。何以见之？盖王者初受天命，起于草莽之时，天下之人都与我比肩共事，素无统属。一旦与他每斗智较力而争天下，直到那百战之后，彼智竭而不能抗，力屈而不能支，然后降心服气，稽颡而臣服于我。当此之时，若有一人的智与我相偶，则天下便中分而为二，有两人的力与我相参，则天下便鼎足而为三。有智力者愈多，则海宇瓜分，疆土割裂而其势愈分矣。自非真命天子，智侔鬼神，力夺造化，首出于一世之上，则天下不可得而混一也。这岂非得之之艰乎？及夫继世之后，群雄已服，众心已定，天下之势归于一矣。为之子孙者，自以为传之万世，可以长享富贵，如泰山之不可摇动矣。于是乎骄侈惰慢之情生焉。骄心既生，则必至于玩兵黩武，勤远略以事四夷，穷泰极侈，竭民力以供耳目。至于神怒于上而不恤，民怨于下而不知，一旦众心离散，涣然不收，瓦解土崩，四方糜烂，如秦二世、隋炀帝是也。皆因一念之骄，以至于杀身亡国而不知，这岂非守之之艰乎。”然创业之难，人所皆知，守成之难，人所易忽。创业之难，难于智力之不足；守成之难，难于富贵之有余。继世之君，若不深思创业之难，则以骄惰失之者多矣。可不戒哉？可不惧哉？

原文

二曰惜时。其略曰：“《易》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丰亨宜日中。孔子传之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是以圣人当国家隆盛之时，则戒惧弥甚，故能保其令闻，永久无疆。”

直解

泰、否、丰都是《易经》卦名。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二款是惜时。大略说：“隆盛之时，难得易失。《易经》上天地交为泰卦。泰之极，则变而为否。天地不交为否卦，否之极，又转而为泰。盖治乱相生，乃天运之自然，有不可常恃其治者。故丰卦民物成亨，若可无忧矣。而又谓王者至此，宜戒于日中。孔子《彖传》释之说：‘天地之数，自盛必有衰，如日到中天，其势必昃，月到盈满，其体必亏。’人君处丰大之世，虽若无虞，而不知盛极当衰，实有大可忧者在焉。是以圣人当国家隆盛之时，恒存日中之虑，戒谨恐惧，日甚一日，故能挽回天运，保令名于不坠，延国祚于无疆也。若失此不为，使颓败之势已成，后虽顿足扼腕而恨之，亦无及矣。时其可不惜哉！”

原文

三曰远谋。其略曰：“《诗》云‘迨天之未阴雨’者，国家闲暇无灾害之时也。‘彻彼桑土’者，求贤于隐微也。‘绸缪牖户’者，修敕其政治也。”

直解

迨，是及。彻，是取。桑土，是桑根的皮。绸缪是缠绵补葺的意思。牖户，是鸟之窠巢通气出入的去处。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三款是远谋。大略说：“天下之患，有隐于幽远而不在目前者，人君当思患而预备之。《诗经》上的《豳风·鸱鸮》之篇说：鸟之为巢，及天未下雨之时，取那桑根的皮，补葺巢之牖户以防患害。夫所谓‘迨天之未阴雨’者，比喻国家当承平之时，上下安闲，无水旱盗贼之警，如天气晴明，阴雨未施之日也。所谓‘彻彼桑土’者，说贤才隐于侧微，当汲汲求之，以待国家之用，如鸟之取桑土也。所谓‘绸缪牖户’者，说资贤才之力，以修明其纪纲，整饬其政教，如鸟之绸缪牖户，而不使倾覆也。”盖天下之事，谋之于目前则仓卒苟且，而无救于败。谋之于久远则从容周密，而不至于败。故《书经》说“远乃猷”，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之圣王，方暑而忧寒，方食而备饥，惕然远览，不敢荒宁，正为此也。愿治者宜永念之。

原文

四曰谨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涂；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则用力百倍矣。”

直解

司马光进五规，其第四款是谨微。大略说：“天下之患，每起于至微，不可不谨也。且如宴安怠惰，暂尔肆意，不过此心之少懈耳。然繇此不已，必至于沉湎酒色，以极心意之娱。是乃所以启荒淫之根也。奇巧珍玩，偶然好之，不过此心之少侈耳。然繇此不已，必至于穷极靡丽，以供耳目之欲。是乃所以发奢泰之端也。或为近习之人，甜言美语，为悲哀可怜之辞，有所求乞，而遽听许之，则必至于升赏纷纷。侥幸之途自此而启矣。或为阴私之辈，附耳而言，屏人而语，专为诡秘，而不早斥之，则必至于颠倒是非。谗害之门从此而开矣。爵赏乃朝廷之名器，不可不惜，一不加惜而轻与人，则位愈高而势愈逼，是僭逼之源，自我而导之矣。赏罚乃天子之威福，不可下移，一日下移，则权日去而势日卑。是陵夺之柄，自我而授之矣。凡此六者，方其初起之时，端倪甚微，常以为无害而不谨。然日滋月益，渐增渐长，遂至于深根固蒂而不可救。至于知其为害而后改图，则用力甚难，百倍于前矣。岂若禁于未发之为易乎？”《周书》有言：“勿谓胡害，其祸将大；勿谓胡伤，其祸将长。”古语说：“涓涓不塞，流为江河；萌芽不折，将寻斧柯。”古之圣王，所以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者，为是故耳。明主可不慎诸？

原文

五曰务实。其略曰：“夫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国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诘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材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询安危，访治乱，纳谏之实也。选勇果，习战斗，治兵之实也。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帝深纳之。

直解

司马光进五规，其第五款是务实。大略说：“为国家者，不宜崇饰虚文，须要敦尚本实。如君道莫大于仁。然屡赦有罪，沿门散钱，特姑息之仁耳。惟乂安国家，普利百姓，使天下穷民个个都受实惠，乃是仁之实也。君德莫先于孝，然建立宫庙，修广御容，特一节之孝耳。惟保守祖宗之绪业，传之子孙，使继逋之美，世世可以遵行，乃是孝之实也。礼非繁缛之谓，乃礼之实也。乐非器数之谓，必和气通于上下，亲爱行于远近，风俗熙然，不相离怨，乃乐之实也。钩校簿书，非政之要领，惟别白是非，审定好恶，使万事各当于理，乃政之实也。苛责微文，非刑之本务。惟究诘奸邪，禁止暴乱，使威令必行于下，乃刑之实也。求贤不在文词声病之末，察之以言行，试之以政事，取有益，罢无用，乃求贤之实也。审官不在出身资序之间，量其材能之大小，课其功状之上下，进有功，退不职，乃审官之实也。纳谏之道，不贵于从，而贵于审，必问其安危之故，咨访其治乱之繇，略浅近之言，而图久大之计，乃纳谏之实也。治兵之道不贵于多，而贵于精，必选勇果之士，习战斗之方，入可以守，而出可以战，乃治兵之实也。凡此十者，皆务实之道。实存则不求文而自文。若实之不存，虽有文采之饰，歌颂之声，亦终必亡而已矣，何益之有哉！”仁宗见其疏，深嘉纳之。按司马光五规，事事恳切。至于务实之言，尤中时弊。盖天下所以不治者，只缘本实不存，虚文日盛。方其无事时，非不称为太平，眩曜耳目。一旦有事，则百孔千疮，杂然并出。譬之病在腹心，虽有四肢百骸，无能为矣。故象龙不足以致雨，画饼不足以疗饥，虚文不足以致治，欲久安长治者，其尚务其实哉！

原文

仁宗可谓至仁之主。大辟疑，必谳上，所活岁以千计。尝云：“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刑。”语近臣：“昨因不寐而饥，思食烧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为例，可不忍一夕之饥，而启无穷之杀。”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钱。曰：“一下筯，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丽职贡疏，今欲加兵。仁宗谓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诛，且屠戮百姓。”卒寝兵。京师疫，太医进方，内出犀角二，一通天犀也。或请留供服御。帝曰：“朕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

直解

这一段是新安胡一桂总叙仁宗的事，以赞美他的说话。说宋仁宗可谓一代至仁之主，恩德隆厚，不可及矣。凡死罪囚犯，少涉矜疑，必令拟议上请，多从宽宥，所全活每岁以千计。尝说：“朕以好生为心，不曾将死字骂人。骂且不敢，况敢滥刑而置之死地乎？”又曾谕左右说：“朕昨夜因不睡而饥，偶思烧羊吃。”左右奏说：“何不传旨取讨？”仁宗说：“我今取讨一次，以后该衙门便日日准备，遂为永例。朕岂可不少忍一夜之饥，而开他日无穷之杀乎？”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每一枚直钱千文。仁宗说：“一枚千钱，二十八枚，直二十八千，一下筯之间，而费钱至二万八千。暴殄天物，吾不为此也。”契丹使臣来说：“高丽国职贡疏慢，今欲加兵伐之。”仁宗谕说：“高丽不贡，这只是他王子的罪，与百姓何干。今若加兵，彼必悉力拒命。王子未必能诛，而百姓且受杀戮之惨矣。”契丹闻之，竟为罢兵。京师中疫疠流行，太医进方救疗。内库出犀角二枝制药，其一乃通天宝犀也。或请留下以供上位服御。仁宗说：“明主不贵异物，而以爱民为先。朕岂以一犀为贵，而轻贱民命，不以拯救之哉！”即此五事，可见仁宗之心，无所不用其仁矣。有罪之人尚不忍，况于良民；蠢动之物尚不忍，况于同类；异国之民尚不忍，况于本国；服御之珍尚可舍以救民，况于他物。此心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其享四十二年之太平，而为宋之称首，宜哉！

原文

苏辙制策言过直，或请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谓何？”又好学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开濂洛道学之懿，尤为盛美。经筵谓侍臣曰：“朕盛暑未尝少倦，但恐卿等劳耳。”诏州县皆立学，定太学生员，以孙复、石介、胡瑗为国子直讲。王尧臣及第，赐《中庸》篇。吕臻及第，赐《大学》篇。于戴记中表章此二篇，以风厉儒臣。是已开四书之端矣。

直解

濂，是濂溪，即今湖广道州地方。洛，是洛阳，即今河南府地方。宋儒周敦颐讲学于濂溪。程颢、程颐讲学于洛阳。学者宗之，因谓之濂洛之学。戴记，是汉儒戴德、戴圣所定的《礼记》。胡氏又赞仁宗说，初，端明殿学士苏辙应举之时，制策中极言得失，且于禁廷之事尤切。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仁宗说：“设科策士，本求直言。今乃以直而摈弃，是外务求言之名，而阴实沮之。朝廷诏令，先自背驰矣。天下其谓我何哉？”竟不黜。又仁宗平生好学不倦，崇重儒臣，常与诸臣讲明治理，以维持斯道于不坠。上承太祖、太宗、真宗羽翼斯道之心，下开濂洛诸儒道学之懿，尤为盛美而莫及者也。仁宗一日御经筵，谓侍臣说：“朕每听诸臣讲解经史，真觉意味深长，虽盛暑未尝少有厌倦之意。朕殊不为劳，但恐卿等劳耳。”又以教化之本在于学校，诏天下州县皆立儒学，仍亲定太学生员，以名儒孙复、石介、胡瑗为国子直讲训诲之。王尧臣及第，则赐《中庸》篇。吕臻及第，则赐《大学》篇。这两篇书载在戴记中，向未有表章之者。仁宗独以《中庸》一书其中和位育之化，《大学》一书立修齐治平之准，故特表而出之，以风厉儒臣，使家藏而户习焉。是时虽未有四书之名，而《学》、《庸》二篇盛行于世。后与《论语》、《孟子》列为“四书”，则自仁宗开端矣。按三代以后，世不乏英明之主，然非习于功利，则狃于词章，未有究心于圣贤之学者。而仁宗乃能崇儒重道，表章微言，使濂洛诸儒得以衍其统于不坠，其功大矣。惟其日御经筵，盛暑不倦，故心志无所分，聪明无所眩，而义理自为之融通也。有志于圣学者，尚念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