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直解

惠帝

孝惠皇帝，名衷，是武帝第二子，在位十七年。

原文

七年九月，以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戎为三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委事僚寀，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直解

惠帝七年九月，升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居三公之任。那时贾后专政于内，贾谧等擅权于外，王戎虽为三公，只随波逐流，与时上下，以图容身保位而已，并不曾直言正色有所匡救，把府事都委与僚属管理，常轻身出去遨游放荡，无复拘简。其性又贪婪鄙吝，所置园庄田产遍于天下，每自家执着牙筹，日夜算计帐目，常如不足。家中有一种好李，发卖与人，恐人得了这种，分夺其利，临卖时常钻破李核，使人再种不得，其贪吝至于如此。三公以荐贤为职，他凡所称赏荐拔的，专一采取虚名，不论实行。有阮咸之子阮瞻，尝谒见王戎。王戎问他说：“历代圣人，崇尚名教，要人遵守礼法；老子、庄周却发明自然无为之教，只要任意率真，不以礼法自拘束。这两样教门，其旨意同乎？异乎？”此时放达之士祖述老、庄，而礼法之士每深嫉之，两家各争是非，故王戎发问及此，有混同儒、老之意。那阮瞻正是个尚老庄的人，会得王戎的意思，乃含糊答说：“这两家道理得无相同。”王戎甚喜其言，叹美良久，就举他做三公府中的掾属。当时人见他因这“将无同”三字便得了美官，遂号他做“三语掾”，其轻于取人又如此。盖自魏晋以来，士大夫祖尚老、庄，崇奖浮薄，其自处则抑名教而贵玄虚，其取人则采虚名而略实行。至于惠帝之时，其风益盛，其习愈靡，以不拘名分者为旷达，不修职务者为高雅。丧容止之仪，纵耳目之欲，则谓之任真；托虚无之论，悖哀乐之情，则谓之忘累。废时失事，败礼伤化，无所不至，甚者以国家之治乱兴亡亦举而委之自然之数焉。驯至五胡乱华，中原板荡，王戎诸人，不但得罪于名教，抑且倾覆人国家，诚万世之所当鉴戒也。

原文

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之高祖而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革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庶，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逮耳。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直解

武都，是郡名，即今陕西巩昌府阶州地方。秦川是地名，即今陕西西安凤翔等府地方。晋惠帝元康九年，此时秦雍氐、羌齐万年反，将军孟观始讨平之。太子洗马江统因思汉、魏以来，氐、羌、胡、羯、鲜卑来降的，都杂处在中原地方，以致扰乱我华夏，这乃是腹心之患。宜趁此时，驱遣出塞，以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一篇，以警动朝廷，说道：“夫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古时列在四方远处，叫做要服、荒服，言但以约束羁縻之，而荒忽无常也。昔夏禹平水土，而于西戎，止就而序之。盖以诸夷性气贪婪好利，凶悍不仁，本与中国不同。而四夷之中，惟戎、狄在西北者，其贪悍尤甚，从来叛服不常，顾其势力强弱何如耳。有时衰弱则畏服来降，有时强盛则侵叛为患。我中国帝王遇着他强盛的时节，就是汉高祖这等英武也被他诈诱，围困于白登；汉文帝这等仁明也被他侵犯，出军于灞上。及至遇着他衰弱的时节，就是汉元帝、成帝这等衰微，而匈奴酋长如呼韩邪之类，也都称臣来朝。可见戎、狄之叛服，不足为我中国之重轻，历观往事，其明验如此。所以有道之君，其牧夷、狄也，如畜禽兽。款待他必有准备，不因其服而纵弛；制御他必有常法，不因其叛而穷黩。他虽稽颡执贽畏服于我，而边城不废固守，待之有备也；他虽强暴为寇，侵叛于我，而兵革不烦远征，御之有常也。其意只要峻出入之防，明要荒之制，使中国自为中国，夷、狄自为夷、狄，境内之民获安，疆埸无所侵扰便了。何可幸戎、狄之来服，便容他居我内地，以启乱华之阶，而忘中国之备哉！至魏朝初兴，天下未一，西边与蜀国隔界，那时内附的西戎，如羌、氐之类，有在彼界上的，有在此界上的。魏武帝恐蜀人招引武都氐、戎，助兵入寇，乃迁徙他入居秦川，散居关中地方。其意欲以外弱寇敌之党援，内壮国家之藩屏，藉此氐戎，以打御蜀虏。此盖一时权宜之计，实非万世经人之利也。武帝只以御寇为急，不暇远虑，而祸本实种于此。到如今蜀国既亡，天下混一，这祸患却是我国家当之，往年杀害官吏，近日反叛朝廷，已受其敝矣。夫关中土地肥饶，物产丰盛，乃自古帝王建都之所，未闻戎、狄之类可居此土也。盖戎、狄犬羊，原非我的族类，则其心决然与我不同，岂肯安心帖服我中国。只因其衰敝，迁入畿甸内地，以为不足复虑。百姓每与他杂居既久，也有玩忽之心。又见其寡弱，或从而欺侮之，使他怨恨之气深入于骨髓。到后来生育众多，渐渐强盛，遂坐生叛乱之心。以其贪悍之性，怀挟愤怒之情，一旦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又居封疆之内，无边塞之隔，从而掩袭我素不防备之人，收掠我散在四野之积，故能为祸滋长蔓延，暴害发于不测，此必然之势，而亦已验之事也。今可不深监而预防之哉！宜徙诸羌于先零、罕开之地，徙诸氐于阴平、武都之界，庶几华夷不杂而祸原可绝也。且戎之当徙，不止氐、羌，今并州之胡，分为五部，户至数万。幽州句骊，户落孳息，且以千计。譬如犬马，豢养太过，至于肥充，其气骄盈，则有噬啮之患，况于夷狄居我内地，能不为变乎？但顾其初衰微寡弱，势力不逮耳。今日渐蕃盛，将不可测。夫为国家者，其所忧患不在人民寡弱，而在社稷不安。今天下一统，土地这等广大，士民这等殷富，本自众盛，何须那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既无益于中国，而适足贻患，都该再三晓谕，着有司发遣，给以行粮，使还旧土。在彼客居此地，不无怀土之思，既有以慰其心；在我华夷杂处，不无纤芥之隙，又有以释其忧。保惠此中国，以安靖彼四方，绝将来之祸，贻永世之德，其为计不亦长便乎？”当时朝廷上下，只苟安目前，都无忠谋远虑，虽江统之论深切著明如此，毕竟不能用也。前此郭钦亦尝言于武帝之时，而不见听。夫武帝自其身艰难开创，尚虑不及远，况后世乎！其后仅一再传，而胡酋刘渊果以五部倡乱，羯则石勒、氐则苻洪、羌则姚弋仲、鲜卑则慕容廆，迭起乱华。终晋之世，海内纷扰，以至于亡。郭钦、江统之言，于是乎验矣。

原文

鲁褒作《钱神论》以讥之曰：“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直解

晋惠帝昏愚，政在臣下。权势贵戚之家，皆交通贿赂，凡事非钱不行，于是南阳人鲁褒作《钱神论》以讥笑之。其文说道：“铜钱之为物虽微，而其形体外圆内方，有乾坤之象，世人亲爱之如亲兄一般，以钱孔四方，遂字之曰‘孔方’。这物虽无道德而极其尊，人皆贵重之；虽无权势而极其热，人皆趋附之。他能排进天子的金门，直入公卿的紫闼。事之危急的，有了钱去营求，则危者可安也；人之该死的，有了钱去营求，则死者可活也。虽是尊贵的人，要摆布他也不难，只有了钱，则贵者亦可贱矣；虽是生活的人，要杀害他也不难，只有了钱，则生者亦可杀矣。忿怒争讼的事，不论是非，若非钱则必不取胜；幽晦淹滞的人，不论贤否，若非钱则必不超拔。怨恨仇雠，非钱则不能和解；令名美誉，非钱则不能自发。钱之功用，其大如此。如今洛阳城中，穿朱衣、当要路的贵人，都爱我孔方家兄，无有止极。执他之手，怀抱他终始，不肯相离。其爱钱如此。大抵凡今之人，也不管甚么道理，也不知甚么法度，惟知有钱而已，此钱之所以为神也。”自古观人国者，但见纪纲整肃，上下清白，便知其国之盛；但见权势恣横，贿赂公行，便知其国之衰。古人有云：国家之败，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今观鲁褒之论，晋之朝贵，惟钱是爱，而钱得以移其贵贱死生之权，则其国事可知矣。欲不亡得乎！

原文

初，太弟颖表匈奴左贤王刘渊为冠军将军。渊子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师，名士莫不与交。颖以聪为积弩将军。渊从祖右贤王宣谓其族人曰：“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无复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兴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也！”乃相与谋，推渊为大单于。

直解

左右贤王，都是匈奴的官名。冠军、积弩，都是将军的官号。弱冠，是二十岁。匈奴称单于，即中国称天子的意思。这一段是记五胡乱华之始。初，惠帝弟成都王颖镇邺时，奏荐匈奴降人居晋阳的，有左贤王刘渊可用，以他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领兵在邺。渊有子名聪，生性骁勇，远过常人，又博涉经史书籍，善作文词，有气力，弯弓重三百斤，才兼文武。弱冠时，游于京师，凡有名的士大夫都与他交游。颖又以聪为积弩将军，父子都被亲用。渊的从祖右贤王刘宣对他族人说：“我匈奴本与汉家约为兄弟，何等尊宠。其后呼韩邪单于降汉，自汉亡以来，徙居塞内，曾为单于的，如今空有名号，实无尺寸之地，其余王侯都无封爵，下与平民同编户籍，以供差役，其屈辱如此。今吾部落虽衰，犹不减二万，足以自奋，岂可束手受制于人，听其役使？奄忽之间，过了百年，与草木同朽乎！吾观左贤王英姿武略，超绝一世，天若无意兴起我匈奴，必不虚生此人，既生此人，便是天意有在。今晋室诸王自相屠戮，骨肉相残，内难既作，海内纷纷，盗贼并起，就似鼎中沸汤一般。天下祸乱乃英雄之资，我等当同心协力，推戴左贤王，兴复呼韩邪的故业，正在此时，岂可坐失机会而甘心于人下哉！”遂相与谋议，共推刘渊为大单于，使其党诣邺告之。渊乃设计辞颖，脱身北归，至左国城，自立为汉王，未几又僭称大号。其子刘聪继之，日益猖獗，以至洛京不守，怀、愍蒙尘，而晋室遂东矣。按刘渊父子虽是骁雄，然在武帝时，羽翼未成，诚如郭钦、江统之言，申谕而发遣之，使还其旧土，后虽为患，不过侵犯我边境而已。失此不图，使二百年余孽安处中国，包藏祸心，习知我虚实强弱，一旦乘隙，相扇而动，千百成群，遂不可制，以成滔天之祸。驯至北魏、辽、金，以极于有元，而天下胥为夷矣。盖刘渊之乱，其滥觞也，后之处降胡者，尚思履霜坚冰之戒，而防其渐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