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直解

文帝

太宗孝文皇帝，名恒，高祖第四子。初封为代王，大臣既诛诸吕，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谥号孝文，庙号太宗。

原文

元年，有司请早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用此道也。今子启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乃许之。

直解

文帝即位之元年，诸大臣有司以此时初诛诸吕，人心未定，故劝文帝蚤立太子，以安人心，说道：“太子是天下之本，宗庙社稷所系，故须豫先建立，正其位号，这不是私其子，盖将使祖宗之祀有托、百神有主、天下苍生有依，乃所以重宗庙社稷而不忘天下也。且如古者殷自玄王相土，至汤有天下；周自后稷公刘，至文武有天下。以世相继，治安皆千有余岁，享国长久，繇太子早建而国本素定故也。今皇子启年最长，其德性纯厚而慈仁，又最贤。夫立嫡、立长、立贤，于理为顺，就请立以为太子。庶足以上奉宗社之灵，下慰苍生之望。”初时文帝不听，后乃许之。按《史记》，文帝当群臣请立太子时，坚不肯从，曰：“吾不欲以天下私其子。”其后群臣上请，至再至三，然后听许。此文帝谦让之德，过于后世人主远矣。但此时初诛诸吕，人心未定，若不早正国本，则无以系属人心而奠安国祚。况自古以继嗣不定，而祸乱国家者多矣。如秦始皇帝不早立扶苏，致有赵高之谋、胡亥之乱，而国随以亡。此近事之可鉴者也。然则有司之亟请于文帝，岂谀词过计哉！

原文

帝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又问：“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上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帝称善。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谢病，请归相印，上许之。平专为丞相。

直解

廷尉，是汉时平刑的官，即是今之大理寺。治粟内史，是掌钱谷的官，即今户部提督仓场官。文帝即位之初，留心治道，把国家的政事一一都讲求明白。一日临朝时，忽然问右丞相周勃说：“如今一年之间，天下决断过的狱囚共有多少？”周勃对说：“不知道。”帝又问：“一年之间，国家用度的钱粮数目共有多少？”勃又对说：“不知道。”周勃见连问两事，俱不能对，心上惶恐，不觉的流汗沾湿了背脊。帝乃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对说：“这两件事，各有该管的衙门。陛下若问决狱，便该责成掌刑的廷尉；若问钱粮出入，便该责成治粟内史。此二者皆非臣之职也。”帝遂问说：“卿所管的，却是何事？”陈平对说：“陛下不以臣为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上则辅佐天子，使其君为圣君，燮理阴阳，使寒暑有常，顺序四时，使气候不差；下遂万物之宜，使飞走动植各得其所；外则镇抚四夷诸侯，使四夷都来朝贡，诸侯无不服从；内则爱养百姓，使民皆安土乐业，亲附其上，表帅百僚，使卿大夫各尽其职，分理朝廷的政务。此皆宰相之事，臣所知也。若夫刑狱钱谷，则自有主者，非臣所知。”文帝听说，称陈平所言有理。于是绛侯周勃自知其才能不及陈平，乃称病不出，请解相印，致仕而归。文帝允其所辞，以陈平专为宰相。夫宰相之事，陈平虽未必能尽然其所言，则可谓深识治体者。宰相得人，则一人元良，群贤汇集，民安物阜，外宁内谧，人主所以垂拱无为，而天下自治。所以古语说：“相道得而万国理。”此明主之所以重择相也。

原文

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帝爱其辞博，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贾生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帝谦让未遑也。

直解

文帝初立，闻知河南郡太守吴公政治和平，为天下第一，就召他入为廷尉。吴公在河南时，他所属洛阳县有个秀才，叫做贾谊，甚是博学，吴公爱之。及为廷尉，就荐举于朝，说他可大用，文帝因召贾谊来，授以博士官职。那时贾生年少，才二十余岁。文帝爱其文词博洽、学识通明，知是个经济之才，要大用他，只这一年内便超迁做太中大夫。汉朝博士官比六百石，太中大夫比千石，是不拘常格，超升五级了。贾生见文帝这等拔用他，一心报效，知无不言。汉家因秦法，以十月为岁首，今请改正朔，用正月；汉家火德，服色尚赤，今说是土德，请改尚黄；汉家左右丞相、太尉等官，废置不常，今请定职官之名；汉家用叔孙通礼，《房中》、《安世》乐，与古不同，今请兴礼乐之事。整顿这几件，以立汉家一代的制度，革去了秦时鄙陋之习。于是文帝谦让说：“这议论固好，但我一时未暇为此，且姑待之。”盖此时天下初定，百姓未安，文帝承高惠吕氏之后，躬修玄嘿，务与天下休息，不欲以多事扰民，故虽爱贾谊之辩博，而不遽行其说。若文帝者，可谓知为治之本者矣。

原文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诏：“群臣悉思朕之过失，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直解

晦，是月尽之日。文帝二年，冬十一月，晦日适有日食之变。帝以日食者，阴胜阳，邪干正之象，必君德有亏，朝政有厥，故天见变异，以示儆戒，因此恐惧，务修德以回天变，乃下诏说：“尔文武群臣，各宜尽情思量我已前的过失，启告我知道，使我得以着实修省。及天下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尔廷臣但有所知，都荐举将来，使他陈说时务，极言过失，以匡正我之不及处，庶乎可以改过迁善，感天心而消灾变也。”古语说，天心仁爱人君，每出灾异以儆戒之。盖王者父天母地，譬之人家父母少有些嗔怪的意思，为子者当恐惧敬畏，益修子道，则父母之心亦必变嗔怪而为喜悦。故自古圣帝明王，莫不克谨天戒，遇灾而警，故能享天心而召和气。今日食一事，未为大变也，而文帝即恐恐然反身修德，下诏求言，引咎自责如此，可谓克谨天戒者矣。故终文帝之世，灾变虽多，而致治最盛，岂非天鉴有德之明验欤！

原文

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名曰《至言》。其辞曰：“臣闻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执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其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欣欣然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选其贤者，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节用爱民，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延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庭，臣切愍之。”上嘉纳其言。上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

直解

孟贲，是古之勇士。是时文帝以日食下诏求言，于是颍阴侯有个骑士，叫做贾山，见文帝时常与近臣射猎，恐妨害政事，乃上一书，论天下所以平治乱亡的道理。以秦始皇恶闻其过，自取亡乱，就借秦事为譬喻。这书叫做《至言》，明其言之切至也。其书中一段，先说当广开言路的意思，说道：“臣闻雷霆之所击，物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物无不糜碎者。今为人主者其威甚于雷霆，而其势重于万钧，臣下谁不畏惧。纵是多方开导他，使之直言无隐，又和颜悦色，虚心听受，其言可用，就采而行之，且酬以官爵，显荣其身，这等优待他那草茅之士，干冒天威，尚且恐惧陨越，不敢尽言。又况纵欲以自快，恣暴以凌人，恶闻其过，而使之不敢指乎？震之以刑罚之威，压之以尊重之势，莫说是寻常人，就使智如尧舜，勇如孟贲，也都摧折于天威之下矣，士孰敢以其身而试不测之怒哉！使人皆钳口结舌，缄默苟容，则人主之过失无繇得闻，聪明日蔽于上，恶政日加于下，民不堪命，而社稷危矣。此秦之所以亡也，可不戒哉！在先周之盛时，九州之内，封建大小诸侯之国共一千八百处。当是时，以九州之民力，供养千八百国之君，而天子所有者，独王畿千里之地，宜乎用度不足矣，然却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歌颂之声交作于下。及到秦皇帝时，改封建而为守令，天下一统归于天子，以古时千八百国之民力，供养一人，宜乎有余，却乃民力罢敝，不足以供上之役使。民财匮竭，不足以供上之取用者，何故？盖古时为君者，嗜好减省，国家费用都有个一定的节度，无分外取办之扰，故上用常足，而民力易供。秦皇帝用度奢侈，其所以自养者，只驰骋射猎之乐，所费无穷，故虽以天下之财，不能供一人之用也。陛下监于往事，宜乎以周为法，以秦为戒矣。今乃不然，且陛下初时诏天下有司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之人都欣欣然喜而相告说：“吾君举贤自辅，将兴举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所以天下怀材抱德之士，莫不思乘时自奋，勉竭忠诚，以赞成陛下的盛德。及至举到朝廷，却只与之驰驱射猎，一日而再三出，臣恐群臣见陛下所为如此，无复竭诚尽慎之心，而朝廷之事，将懈惰而废弛矣。陛下初从代邸来即帝位，亲自勉励，以加惠天下，裁节用度，爱养百姓。平讼狱，使无冤滞；缓刑罚，使无暴苛。一时初政，人心忻然，莫不欢喜。臣闻山东地方有司官吏宣布诏令，百姓每便是衰老羸瘦的、疲癃疾病的，也都扶着柺杖往而听之，都道圣主在上，太平指日可待，只怕我等老病将死，不及见之，愿得少延须臾，思见德化之成也，民心之望治如此。今陛下左右都是豪俊之臣、方正之士，正该与之讲议朝政，共成德化，以答天下仰望之心。却与他日日猎射，击兔伐狐，搏取禽兽，以伤帝王之大业，使天下的人失了指望，臣切为陛下惜也。且为士者，平素诵诗读书，修古致君泽民之道，其在家如此。一旦有司荐举，登于天子之庭，这正是他试用之时。乃舍其所学，而从事射猎，把他平生所学之事都废坏了，臣又为诸臣惜也。”于是文帝嘉纳其言，一一都依行。文帝每视朝乘辇出来时，纵是郎吏侍从这等卑官，但上书疏，未尝不停了车驾，从容听受。所言的事如不可用，只留下不行，不加责怪；如所言可用，便采而行之，未尝轻忽。此贾山所以得行其说也。文帝之虚己听言，不遗微贱如此，岂非万世之所当法哉！

原文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与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却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岂可同坐！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上说，乃召语慎夫人，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直解

人彘，是吕后害戚夫人的事。初高帝宠幸戚夫人，欲立其子赵王为太子。高帝崩后，吕氏鸩杀赵王，将戚夫人断其手足、抉眼耳，放在厕中，名曰人彘，言其人而似猪形也。文帝所爱幸的慎夫人，在禁中尝与皇后同席而坐。一日从帝游幸上林，郎署官亦照常并设两座。此时有中郎袁盎随从在旁，乃撤去了慎夫人的坐席，不使与皇后相并。慎夫人怒，帝亦怒。袁盎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相安，自然和好。今陛下既已立了皇后，慎夫人虽爱幸，论名分，乃妾耳。嫡庶同席而坐，岂不失尊卑之序哉？且陛下独不见人彘之事乎？彼时吕后处戚夫人，虽极为毒恶，也因高帝宠幸戚夫人太过，以致吕后愤恨不平，遂遭惨祸。今日正主妾之分，明尊卑之礼，乃所以保全慎夫人，使宫闱和睦，永承宠眷也。”帝喜袁盎说得有理，乃召慎夫人来，以盎所言告之。慎夫人始悟盎之却坐，原是好意，因赐盎金五十斤。夫万化之原，始于闺门，而齐家之道，在正名分。名分正则家齐，家齐而国可治矣。为人君者，最宜留意于斯。

原文

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汉之为汉，几四十年，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上感谊言。春正月丁亥，诏开籍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

直解

文帝即位以来，躬行节俭，休养百姓。那时去战国未远，民多游食，不务农业。贾谊上疏劝文帝说道：“管仲有言：‘仓廪充实，则民有赖而知礼节；衣食给足，则民有耻而知荣辱。’盖礼义生于富足，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汉兴以来，将近四十年矣，此时官府公储及民间私蓄尚是空虚，甚幸近庶岁得年谷屡登，天下无事，未有兵荒。然世之有饥荒与丰穰，乃天行之数，不可预必。就是夏禹、商汤，圣王治世，也曾被水旱来。如今岂能必得年年丰稔？脱或不幸，雨旸失调，有二三千里地方亢旱之灾，颗粒无收。那时要赈济这许多饥民，何处取给？又或猝然边上有事，调动数十百万军马，把守截杀，这许多粮饷又何处取给？夫积蓄存贮，所以备灾变，这是天下的大命脉，安危所系。若积粟既多，财用有余，天下的事那一件干不得？以攻则必取，以守则必固，以战则必胜。以之绥怀敌人，降附远夷，又何招而不至？可见治国之道，先于足食。只要钱粮充足，则事事可为。然欲足食，必先重农。今蓄积所以不充，只为民不务农之故。必须设法劝民，驱逐他尽归于农，使各自出力耕作，以为衣食之资，不复去做商贾工匠，徒靠手艺远出求趁。那末技游食之民都转而缘南亩，改变其业，各守本等的农务，则蓄积自然充足，而民亦安土乐业，不轻去其乡矣。此今日之急务也。”于是文帝感悟贾生所言，这年春，正月丁亥日，就下诏开籍田，仿古时天子亲耕以供宗庙粢盛的意思。文帝亲自到籍田中，扶着耕犁，行三推之礼，以倡率天下之民，使百姓每闻知，说：“天子至尊，尚且亲耕，况我等小民，可不尽力？”是以不烦教令，不假刑威，而民争趋于农，繇文帝以身先之也。当时疮痍之民，一变而为富庶之俗。至其末年，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贾生之言，信有验矣。

原文

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繇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直解

文帝二年初，既尝诏群臣极言过失，犹恐群臣之不肯尽言，又下诏说：“古者圣王之治天下，莫不以听言纳谏为急务。朝里面竖着进善之旌，使凡以善言来告者，都立于旌旗之下，以待诏问；又立诽谤之木，许人以朝廷之过失，写在木上，以图省改。所以然者，无非欲明目达聪，通治道而开言路也。及至秦为无道，但有尽忠直谏者，就说他诽谤朝廷、妖言惑众，加之以重罪，著为法律，到今尚因循未改，此群臣之所以畏威怀罪，不肯尽言，而上有过失，无繇闻也。何以能招来天下贤良与直言敢谏之士？自今以后，除去了这一条律令，使人人得以尽言，无所忌讳。”夫诽谤妖言之禁，秦皇行之，而立见其亡；汉文除之，为一代贤君称首。历观往古，莫不皆然。可见兴亡治乱之几，在言路通塞之间而已矣。为人君者，宜以文帝为法。

原文

九月，诏曰：“农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民今年田租之半。”

直解

文帝二年正月，既纳贾生之言，亲耕籍田，以率天下矣。这年九月，遂下诏说：“百姓的职业有为耕农的、有为商贾的，朕看来惟农事乃是天下的大根本。盖民生于食，食出于农，这是百姓每所赖以生养，而不可一日废者也。那商贾不过是末技耳。而今百姓每或不专力于本，而乃从事于末，为商贾者多，为耕农者少，五谷何繇生？日食何繇给？所以民生不遂。朕为此故亲率群臣首耕藉田，以身劝率天下之民，使皆力于农事，庶本业不废，而民生有资。然民尽力以耕田最是劳苦，而又不能不取其租，若不体恤，反不如那做商贾的，得以坐享其利矣，朕甚悯之。今国家租税固有定额，然朕每事节省，亦自彀用。今年的钱粮且只着百姓每办纳一半，其余一半尽行蠲免，以苏天下之民。”夫文帝即位之初，国用浩繁，又屡岁下诏蠲免租税，宜其用之不足矣。而史称当时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京师之钱，贯朽而不可校，府库充溢，海内富庶。至于武帝用桑弘羊等，言利析秋毫，取利尽锱铢，宜其用之有余矣。而动见匮乏，卒致海内虚耗，盖其用之有节不节故也。可见足国者，不以厚敛为得计，当以节用为先务矣。

原文

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当是也。”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下廷尉治。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盗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今盗宗庙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直解

奏当，是法司议拟罪名的意思。跸，是驾出清道。长陵，是高帝葬处。两手掬物叫做抔。不敢斥言发掘陵墓，故只说取长陵一抔土。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一日圣驾出行，从中渭桥过。有一人在桥下行走，惊了驾辇的马，文帝使兵骑拿获，发与廷尉问罪。释之问拟冲突仪仗罪名，该纳金赎罪。奏上，文帝怒，说：“此人亲惊吾马，幸得马还调良，不曾失事。假若是不驯熟的马，吃他这一惊，奔逸起来，岂不至败车而伤我乎？情重如此，而廷尉止拟罚金，何其轻也！”释之对说：“法者，高帝所定，布之天下，与共守之。天子不敢以喜怒为重轻，人臣亦不敢承上意以出入。今犯跸之罪，论律只该罚金，而欲更为加重，是法可繇人增减，而百姓不以为信矣。且当犯跸之时，上若立遣人杀之，法虽不当，与臣无干。今既发下廷尉，付之法司，臣居法司之官，只知守法而已，岂敢随上意以为轻重乎？夫朝廷之设廷尉，正要详审刑狱，使情法得中，轻重平允。若廷尉之法一偏，则天下从而效尤，必将任情用法，故为轻重，受冤之人不止一犯跸者而已矣，民安所错其手足乎？”文帝闻言而悟，说：“廷尉问拟的是。”允其所奏。其后又有人偷盗高帝庙中神座前供御的玉环，吏卒捕获那为盗之人，送下廷尉问拟罪名。释之奏说：“此人盗宗庙服御物，依律该处斩。”文帝大怒说：“这人无理，乃敢盗我先帝的庙器，朕欲将他全家处死，诛灭其宗族。你却只照常法奏拟，何以重宗庙而慰先灵！非朕所以敬奉宗庙之意矣。”释之乃免冠顿首谢说：“窃盗之罪，不至于死。今以盗宗庙器问拟死罪，已是尽法处了，岂可复加。今人盗宗庙一器便诛及宗族，设或有等无知愚民，盗取高帝陵墓上一抔土，此时陛下愤山陵之侵损，必欲重处此人，又当万倍于盗庙器者矣，不知更有何法，可加于族诛之上者乎？”于是文帝感悟，乃禀白于母薄太后，而听许之，竟从张释之所拟。夫释之为朝廷持法，而不徇人主之喜怒，文帝能容释之之持法，而不任一己之喜怒，皆古今美事，可以为后世法，故史臣记之如此。

原文

上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为长沙王太傅。后帝思谊，召至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为梁太傅。

直解

厘字，解作福字，受厘是祭神毕而受福胙也。宣室，是殿名。文帝爱贾谊之才，欲任以公卿之位。其时大臣周勃、灌婴等，嫌其多事，常短毁之于文帝面前，说道：“洛阳贾生，年少初学，未更世事，恃他有些才华，便要专擅事权，纷更变乱高帝的成法，此人不可大用。”于是文帝从此遂疏远之，不复用其所言，而出为长沙王太傅，盖欲老其才而用之也。其后文帝忽又思谊，遣使召来，既至入见。此时祭祀才罢，文帝坐在宣室中，饮福受胙，因此想起鬼神一事。问及鬼神的来历，贾谊乃具道其所以然之故以对，谈论之久，至于夜半。帝听之，喜而不厌，促席向前，听其议论。既退叹说：“吾许久不见贾生，自以学问进益，胜过他了，今听其言，还觉不如。”乃拜为梁王太傅。梁王，是文帝第二子，帝甚爱之，故用文学之臣为之师傅也。夫帝当天下初定之时，诸吕方平之后，清净无为，与民休息，固其所也。谊以多事承之，是以不见任用。至其通达国体，辩博有辞，帝未尝不爱其才，而叹服之。用人取善，两得之矣。

原文

十年，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直解

引分，即引决，是自尽的意思。文帝十年，将军薄昭，乃薄太后之弟，文帝之母舅也，尝恃宠而骄，擅杀朝廷差遣的使臣，法该抵死。文帝以母后之故，不忍教他受戮于市曹，乃使公卿大臣都到他家饮酒，与之诀别。欲令薄昭自家引罪，晓得该死，寻个自尽便了。薄昭恃在外戚，还望文帝赦他，却不肯就死。文帝又使群臣都穿了孝服，往他家哭之。薄昭然后知帝意必不肯赦，乃不得已而自杀。看文帝处这件事，甚是刚断，又且从容。内不伤母后之意，外必伸朝廷之法，可谓得情法之中矣。然犹有未尽者，恨不能防之于早。古语说：“婴儿之患，常伤于饱；贵臣之患，常伤于宠。”故人君之待外戚，其裁抑之者，乃所以保全之也。文帝不早为薄昭置贤师傅，而使之典兵干政，至于骄而犯法，恩不能庇，悔将何及哉？然后知向之所以过宠之者，适足以杀之而已矣。后世人主爱厚外戚，而欲长保其富贵者，当鉴于斯。

原文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怜悲其意，诏除肉刑。

直解

诏狱，即今锦衣卫镇抚司狱也。逮，是押送罪人。肉刑，是割体断趾之刑。齐太仓令淳于意犯罪当刑，被提至长安，系诏狱。淳于意无子，止生五女。其少女缇萦，伤父之陷于刑罪，无与辩理，乃随父到长安，上书奏说：“妾父在齐中做官，齐中之人都称其清廉平恕。今不幸而误陷于罪，坐法当刑。妾伤夫已死之人，不可再生，受刑身毁，不能再续，纵有悔悟之心，要更改前非，从新行好，而形体已毁，自新无路，岂不可惜？然法有赎罪之例，而妾父做官素清廉，又无以为赎罪之资，妾情愿收没入官为奴，以赎父刑罪，使得以改过自新。”文帝览缇萦所奏，悲怜其情意之苦，又有感于其言，而知肉刑之惨刻如此也，乃下诏除去肉刑之法，以笞代之。夫文帝除肉刑，可谓至仁，及其用法，虽亲无赦，似又有不专于仁者，何也？盖立法贵宽，不可无好生之意；而行法贵断，不可有姑息之心。仁义并行，宽猛互用，治天下之大法如是矣。

原文

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法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直解

玄，是清净。默，是简重。禁罔，是法禁似网罗一般，所以叫做禁罔。错，是置而不用。文帝承高惠吕氏之后，知百姓每方离了战争之苦，要在休养生息，不可以多事扰民，一切务在安静。既躬修玄默之道，以身化民，无所作为，不尚词说。那时为将相的，如周勃、灌婴、张苍等，都是高帝时开国的功臣。少文饰、多质朴，又亲见秦家以暴虐致乱亡，心里厌恶他，以为惩戒。凡百议论，务在宽大仁厚。人有过失，务为包容，不肯对人明说出来，恐羞辱了他，其宽厚如此。是以化自朝廷，行于天下，那百姓每也都变为忠厚，兴于礼让。旧时进本告状，讦发人阴私，那样偷薄的风俗尽改变了。故当是时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钱粮蓄积，每岁增加；民间户口，日渐蕃息。下之风流笃厚，而无薄恶；上之禁网疏阔，而无烦苛。凡人犯罪，有可轻可重，疑而未决的，便都饶了他，不必一一深求，尽入于法。是以彼时刑罚大省，至于一岁天下有司所决断的轻重狱囚，只有四百而已。民不犯法，刑无所用，盖有刑错之风焉。前代惟周成王、康王时，刑错不用，今文帝亦庶几乎此。与成、康比隆，而其本则上修玄默，下务宽厚，有以致之。汉家四百年之命脉，其培于此矣。

原文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遂至彭阳。上亲劳军，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乃止。于是以张相如为大将军，击之，逐出塞即还。

直解

单于，是北虏酋长的称号。老上，是单于的名。朝那、彭阳，是县名，北地，是郡名，俱在今陕西地方。都尉，是管军之官。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背和亲之约，其老上单于帅领十四万人马从朝那、萧关进，抢杀了北地的都尉，遂深入至彭阳一带地方。文帝不忍见百姓之被害如此，遂发愤整兵，亲自犒劳军士，要御驾亲征。群臣谏止，不听；皇太后再三劝住，才罢不行。于是以张相如为大将军，领兵截杀，驱逐虏骑出边塞之外，即班师而还。古称王者之于夷狄，来则御之，去不穷追。三代而后，如汉文者，其庶乎此。武帝好大喜功，勤兵远讨，岂不称雄？而海内虚耗，盗贼蜂起，几致大乱。人君欲知安攘之计，观汉二帝，则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

原文

上辇过郎署，问冯唐曰：“父家安在？”对曰：“臣大父赵人。”上曰：“昔有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让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李牧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今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匈奴远避，不敢近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陛下赏太轻，罚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及之。繇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直解

署，是官舍，郎署，是郎官所居的去处。巨鹿，是秦汉时郡名，在今真定及顺德府地方。人身两股叫做髀，拊髀，是以手拍其股。阃，是门限。云中，是郡名，即今大同地方。大将所居的去处叫做幕府。文帝一日乘辇从郎官署中经过，此时冯唐为郎署长，文帝见他年老，因以父老呼之。问说：“父老，你家住何处？”冯唐对说：“臣的祖公是赵国人。”文帝说：“昔朕为代王时，一日正进膳，有尚食监高祛向我说：‘赵国的大将李齐甚是贤能，曾与秦兵战于巨鹿之野。观其用兵取胜，真乃是个良将。’朕常思慕其人，至今每遇进膳，就想起李齐的事来，我的意思常如在巨鹿地方，未尝忘也。”冯唐对说：“李齐虽好，然赵国良将还有个廉颇，曾在邯郸拒秦兵；又有个李牧，曾在代州雁门关拒匈奴。这两人为将更有本事，李齐尚不如他。”那时匈奴屡次犯边，杀了北地都尉，边事方急，文帝正要求个良将用之，一闻冯唐之言，便以手自拍其髀，叹说：“朕如今怎能勾得那廉颇、李牧来用？若得这般人为将，着他统兵在边上备虏，又何忧匈奴之为患哉！”冯唐因见文帝留意将帅，这时有个云中太守魏尚，方以微罪废弃，要把言语激发文帝，荐他起来，故意说道：“莫说今日没有廉颇、李牧，就是有廉颇、李牧这般人，只怕陛下也不能任用他。”文帝因冯唐当面耻辱他，也不觉发怒，怪责不是。冯唐对说：“臣谓陛下之不能任用良将，非敢妄言，盖有所见。臣闻上古王者遣将出征之时，必跪而亲推其车毂以命之说：‘凡在阃以内的事物，悉听寡人处置；阃以外的事务，悉听将军节制。凡一应论功行赏的事，都任将军自家主张，取决于外，寡人不从中制也。’盖以将权不重，则号令不行；动有掣肘，则事机错误。故上古王者之遣将如此。赵用李牧，惟其能这等信之专、任之笃，所以李牧为将，凡事都繇得自己，便于展布，故能北边驱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面挫抑强秦，南面抵当住韩魏二国，赵国称强焉。今陛下之用将能如是乎？且如前日魏尚做云中太守，他军市中收的租税，一毫不入己，尽用之犒赏士卒，所以士卒尽力，而匈奴远避，不敢犯边。止曾进边一次，魏尚统领人马截杀，所斩获甚多。其功如此，臣以为宜蒙厚赏，只因报功幕府一两个字不相照对，那文官便说他报功不实，以法律纠正其罪，而罢其赏不行。臣以为陛下赏则太轻矣，而罚又太重也。夫魏尚当时不曾犯了大罪，止因报功册上混开了六颗首级，此其情固可原，而功亦难泯。陛下不但格其赏不行，又送下法司问罪，至于削其官爵而罚及之，此殆与上古王者之遣将异矣。何以为立功者之劝哉！即此看来，可见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不能用也。”文帝听冯唐这番说话，深自感悟，心中喜悦。即日令冯唐持节赦了魏尚，复职为云中太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以嘉其能直言敢谏焉。其后细柳劳军，委任周亚夫，可谓得用将之道，其有悟于冯唐之言者深矣。

原文

春，诏广增诸祀坛场、珪币，且曰：“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直解

筑土为坛，除地为场，是祭神的去处。玉器为珪，段帛为币，是祭神的礼物。祝厘，是祷神求福。文帝十四年春，下诏说：“一应祀典神祇坛场狭小的，比旧时都要充广，珪币缺少的，比旧时都要增加，以致敬于神，不可亵渎。”又诏书内一款说：“吾闻祠祭官凡祭祀之时，祝文上的说话，都祈祷神福归于朕躬，不为百姓，朕心里甚是惭愧。这福必须有德，然后能飨。今以朕之不德，而欲专飨其福，独擅其美，私厚于一身，那百姓每都不得预，这乃是加朕的罪过，而重其不德也。今后一应祭祀，只着祠官致敬尽礼，无得仍前归福朕躬，有所祈祷。”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文帝诏广增坛场、珪币而无所祈，可谓能敬而远者矣。然有天下者不以一己之富寿康宁为福，而以百姓之和平安乐为福，此文帝所以不欲专飨而必与百姓共之也。历观前代人君，其好祷神祈福者，莫如秦始皇，乃身致乱亡之祸以及子孙，至今笑其愚；其不欲祷神祈福者，莫如汉文帝，乃身享治平之福以及子孙，至今颂其美。可见人君之所以为福者，在德而不在祷矣。此又主百神者之所当知。

原文

后元年诏曰：“间者数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废，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直解

文帝十七年，改为后元年。因连岁灾伤，下诏说道：“近来数年，五谷不收，今又有水旱疾疫之灾，百姓困苦，朕甚忧虑。然变不虚生，必有所以致之者。但我愚暗不明，不晓得过失所在，想是朕之政令有所阙失，而行事或有过差欤？抑或上而不能顺天之道，下而不能尽地之利，明而人事乖戾失和，幽而鬼神怠废不祀欤？果何繇而致此灾变也？朕又思想莫不是百官之俸禄或缺，以致侵渔百姓；无用之兴作或多，以致滥费民财欤？不然，何其民食之寡乏如此也？夫料度如今的田地，比古时不见加少；算计如今的人民，比古时不见加多。若以户口较量田地之数，不但比古时一般，觉得如今田地尚宽广有余，宜乎民食充足矣，而乃甚患不足者，其过咎毕竟安在？莫非古时力本者多，用度有节，如今百姓却每每从事于商贾末艺，以妨害农功者太盛欤？或是造为酒浆，以糜费米谷者太多欤？又或是豢养六畜，而食人之食者太众欤？凡此小大的事理，我反复思之，未得其当，故特诏下御史大夫，可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以上及博士等官，大家商议。但有可以消弭灾变，佐助百姓之急者，各任你每意见，为国家深远思虑，明白开陈，无所隐讳可也。”夫天灾流行，虽明君在上，不能必无。惟文帝不诿于适然之数，而反躬自责，博求所以弭灾之道，此所以虽有灾变，不为民害也。当是时，百姓殷富，户口蕃息，有繇然哉。

原文

班固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直解

班固，是汉朝史臣，尝作《汉书》，于《文帝本纪》之末，赞美他许多好处，说道：“文帝即位以来，通计二十三年，所居的宫室、所游的苑囿、所乘坐摆列的车马、所服御的衣裳器物，一一都遵守先世之旧，无所增加。若这苑囿地土等项，虽是旧时所有，或有不便于民的，便都从宽减省，以从民便，宁可使百姓得些便益，不肯厚于自奉，以妨民也。一日要在骊山上造一露顶高台，叫工匠来估计那所费的价值，说该用百金。百金是一千六百两。文帝说：‘这百金资财，在民间中等人家，可勾十家的产业。今我承继着先帝的宫室，常恐享用过分，玷辱了这去处，又要那台何用？岂可兴此无益之工，而破费民间十家之产乎？’因此就停止了工作，其爱惜财用如此。文帝自家所尚的袍服，止用弋绨。弋，是黑色。绨，是粗厚的缎匹。只取耐穿，不尚华采。当时有个慎夫人，是文帝所宠爱的。他穿的也是朴素的衣服，长不拖地；用的帷幕帐幔，也都不用文绣。自家敦尚朴素，以为百姓每倡率，使天下风俗都化为俭朴，其寻常服御如此。生前预造陵寝在霸水上，叫做霸陵。这霸陵里面摆设的，都是瓦器，不用金银铜锡等物装饰。依着那山势便做葬处，不复筑土为坟，劳费民力，其山陵制度如此。南越王赵佗恃其强大，自称南越武帝，占据着海南地方，抗拒中国。文帝不行诛讨，乃召其宗族兄弟，在中国的都与他官爵赏赐，以恩德怀服其心。其后赵佗感激，就去了帝号，自称藩臣，终身不敢倍汉。先年曾与匈奴单于和亲，约以长城为界，不相侵犯，后来匈奴背约，常时入边抢掠。文帝也不与他计较，只着各边将士提备防守，驱逐出边便罢，不曾发兵深入，惟恐损伤了百姓生命，多费了兵马钱粮，其制御夷狄如此。吴王濞称病不朝，已有反谋，文帝道他年老，乃赐之几杖，免其来朝，并不曾发觉他的奸诈。群臣袁盎、晁错、贾谊等或上疏谏诤，或因事论说，虽常触犯忌讳过于切直，也都宽容，假借纳用其言，并不曾嗔怪他。将军张武曾受人馈送的金钱，事颇发觉，文帝只说他家贫，反赏赐他财物，使他心里惭愧，自知省改，并不曾播扬他的过失，其优待臣下如此。那时行出来的政事，说出来的议论，专要休养生息，以德化民，不用刑罚。是以四海之内财力丰富，户口蕃庶，人人兴起于礼义，乐为善而耻犯法，遂致风俗淳厚，刑罚减省。一岁中总计天下有司决断的轻重狱囚，不过数百，庶几有古时刑错不用之风焉，其真可谓仁德之君哉！”这是班固总论文帝之德，而以仁之一字称之。然尝考文帝之为君，见事极其明察，行法极其刚断，而史臣只以仁称之者，盖其明而不失之苛细，断而不伤于刻薄，皆有慈爱恻怛之意行乎其间，所以能固结人心，培养国脉。汉家四百年之天下，皆基于此，后世人主宜以文帝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