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

“鹰”，不是说禽。

这是一个青年的名字。从这个名字看不出性别，却看得出性格。这种性格不表现在她对人的关系上，而表现在她对工作的态度上：看准了应该做的事情，像鹰抓猎物那样，就一抓抓紧。对人倒是温和的，亲切的，很重感情。感情炙热得像火，明澈得像水。高兴了笑得流泪，遇到不平的事情也气愤得流泪。不激动的时候，一般像晴朗的春天：明媚，煦暖。

我们访问“黎明之城”——允景洪的时候，在农场认识了她。一经介绍认识，大家的注意力就很自然地向她集中了。她谈自身的经历，谈农场的生产建设，大家都静静地用心谛听。问她关于生活上的苦乐成败，生产上的丰歉盈亏，青年们的志趣爱好和感情上的波动，她总习惯把右手食指点在唇边，稍稍想一想，便清晰流畅地回答。访谈中间她很少有为难的时候，什么都开门见山敞开了思想畅谈。谈话像喷涌的山泉，莹澈通明。访谈是一种愉快，享受。

她说：家在山城重庆的北碚。父亲四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去世了。他不得不七岁就给人家放牛，九岁就开始背煤。干了半辈子重体力劳动，到了中年才学医当了医生。母亲是贫民，做米糕沿街叫卖。我是劳动家庭出身的。从小爱劳动，还跟父亲学太极拳，身体好，十八岁体重一百二十斤。七一年动员到西双版纳来，我写了四次申请书，母亲也在大会上积极表态，热情支持。一来我是共青团的支部书记，要带头，二来的确是一心一意支援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弟弟也要来，十五岁，年龄还小。只好他陪我，我照顾他，两人编在一个队里。他孩子脾气重，爱跟别人打闹，调皮得要命。但他聪明，进步快，学什么会什么。二十岁就在这里参军了。去年他从驻地回农场探亲，很有点青年军人的气派。服装整齐，注意风纪，见谁都举手敬礼。当年喜欢打闹的朋友，都对他特别亲热。

我们来的时候都很坚决，仿佛什么困难都不怕。环境乍变却很不习惯。没有现成的房子住，成百的人只能搭临时的茅草棚。也巧，第一夜就碰上落雨。棚外大下，棚里小下，衣服被子淋得湿漉漉的。周围没有一点干的地方。这时候特别想家，想哭又不敢哭。我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一哭怕影响别人，特别是弟弟。又正好遇上中秋节，队长跑来安慰我们：“你们比别的地方来的同志好多了，他们过端阳节的时候想家，有的还哭哩。”这一说不要紧，大家一边说笑，却真的哭了。边哭边笑。

我被分配到宣传队，唱歌，跳舞，小型演出。半天到橡胶林割胶，半天搞文化娱乐活动。干劲大，精神也好，简直不知道啥子叫疲劳。黎明摸黑割胶，有时碰到狼，全靠集体壮胆；旱蚂蟥铺满两腿，流血，开始不晓得它为害的厉害，也不在乎。那时的豪言壮语是：“四川是故乡，云南是家乡，西双版纳是我们战斗的地方。”

怕搞资本主义，不让种菜、养猪的那个时候，农场的生活是很苦的。没有菜吃，吃米饭就只好撒点盐巴喝开水。有的队能有茄子吃，那就顿顿是烧茄子，加茄子汤，毫无变化。大家健康情况普遍下降。我的体重降到了一百斤。生活不好，生产也上不去。那时候无论姑娘还是小伙子，大家都是苦闷的。

经过两年，管理体制改变了，各队都可以种菜养猪；职工一家一户也可以养鸡鸭鹅兔，房前房后栽木瓜、菠萝。人人脸上添了喜色，劳动起来增加了干劲。同样的土质、气候，体制改变以后，橡胶、菠萝、水稻却都增加了产量，连续两年丰收。整个农场，还清了积欠还稍有盈余。政策对不对关系是很大的。——不想去年这时候又刮起了“回城风”。那是好一阵暴雨狂风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起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单纯怪农场青年或者上头下头，反正有那么一阵巨浪掀动就是。虽然靠建场时的转业军人、土改翻身的农民两支骨干队伍带头坚持，没有动摇到农场的根本，但是造成的困难和损失是巨大的。

我没有回城。那时在风口上站稳是不容易的，逆水行舟格外费力。但是我群众关系好，站在主流一边。平日职工家杀猪，家家都招呼我：“到家来串啊。”叫我去，主要是改善伙食。大娘、大嫂遇到有事也总找我商量。特别那时在水电站工地，我被下坡的滚石砸伤了腰，正住在医院里，群众同情我，没有强迫我表态。我不是不想回城，重庆北碚比版纳各方面条件都好一些；也不是回城后找不到工作，至少父亲或母亲退休我可以接班。那时我要回城不必趁顺风、赶热闹，请假也有正当的理由：父亲是医生，回北碚检查、医疗腰伤，谁也不好反对。我坚决留下的理由很简单：我是四次申请扎根在边疆的。经过农场八年的培养，我已经是一个分场的党委副书记，共青团的团委书记，我有责任在农场遇到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特别是战友们离开之后，若是还遗留下来什么没有办妥的事情，按工作岗位我是有义务帮助处理的。事实上真还做了一些别的同志代替不了的杂务。譬如有的战友，没领那月的工资就走了，我替他领了汇去；一对异地青年夫妇，留下一个孩子，暂时不能带走，我也帮他们在农场安置了。

“你自己的事考虑过没有？”有人插问。“啥子事？”她又把食指点在唇边，稍稍想一想。“噢——”既不忸怩，也不羞怯，她笑笑，大方地说：我有个朋友，他

是一个分场的邮递员。家也是北碚，在家乡我们并不认识。到这里来了以后，多少年也没说过话，没来往过。只是一个时期每天早晨他在崖上打太极拳，我在崖下打太极拳，彼此开始注意了。我的信件都是他给送来。我有哪些地方来信他都知道。看样子他知道我没有男朋友，我也注意到他很少跟女孩子来往。他看书很多，讨论会上发言，很有条理，分析问题比较正确，观点跟我差不多；又仿佛没有吸烟喝酒的嗜好。就这样，我们慢慢有些接触。算是朋友已将近三年了。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纯洁的。“回城风”刮起来他也没被刮走。不走，事前我们并没有商量，都是自觉的吧。今年春节，我要回家探亲，顺便检查一下腰伤。场部已经同意了。开完团代会，把工作安排一下，我就张罗买到思茅的汽车票。我想打电话问问我的朋友，他是不是也回去？若是能一道回北碚，我们就想征求两家家长的同意二十六岁了，也可以自己作主了。

“我算兜底儿倒了。”她笑笑。笑声琅琅。

大家也都笑了。笑得都很自然。像北京的秋天融合了版纳的春天那样爽朗，淳朴而又恬净。

崇岩上凝望，苍松上独立，高空中搏击翻飞我们眼前呈现的是这样一幅共同的影像。

一九八○年四月

（选自《花城》198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