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重庆”拾零 - 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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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重庆”拾零

作者:茅盾 阅读:1063 喜欢:1

二十九年(一九四○年)我到重庆刚赶上了雾季。然而居然也看见了几天的太阳,据说这是从来少有的。人们谈起去年的大轰炸,犹有余怖;我虽未曾亲身经历,但看了水潭(这是炸弹洞)那样多,以及没有一间屋子不是剥了皮,——只这两点就够了,更不用说下城那几条全毁的街道,也就能够想象到过去的大轰炸比我所听见的,实际上要厉害得多。

然而“雾重庆”也比我所预料的更活跃,更乌烟瘴气,而且也更趋莫明其妙,“雾重庆”据说是有“朦胧美”的,朦胧之下,其实有丑,但此处只能拾零而已。

重庆的雾季,自每年十一月开始,至翌年四月而终结,约有半年之久。但是十一月内,“逃炸”的人们尚未全归,炸余的房屋尚未修葺平整,而在瓦砾堆上新建筑的“四川式”的急就的洋房也未必就能完工,所以这一个月还没活跃到顶点。至于四月呢,晴天渐多,人与“货”又须筹备疏散,一年内的兴隆,至此遂同“尾声”,故亦当别论。除去首尾两月,则雾重庆的全盛时代,不过四个月;可是三百六十行就全靠在这四个月内做大批的生意,捞进一年的衣食之资,享乐之费,乃至弥补意外的损失。

而且三百六十行上下人等,居然也各自达到了他们的大小不等的“生活”目的,只看他有没有“办法”!有办法,而且办法颇多的脚色,自可得心应手,扶摇直上;办法少的人呢,或可幸免于冻馁,但生活费用既因有些人们之颇多办法而突飞猛进,终至于少办法者变成一无办法,从生活的行列中掉了队。有人发财,亦不免有人破产;所以虽在雾重庆的全盛期,国府路公馆住宅区的一个公共防空洞中,确有一个饿殍搁在那里三天,我亲眼看见。

这里只讲一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物。浙籍某,素业水木包工,差堪温饱,东战场大军西撤之际,此公到了汉口,其后再到重庆,忽然时来运来,门路既有,办法亦多,短短两年之间,俨然发了四五万,于是小老婆也有了,身上一旗袍数百元,一帽一鞋各数十元,一表又数百元,常常进出于戏院、酒楼、咖啡馆,居然阔客。他嗤笑那些叹穷的人们道:“重庆满街都有元宝乱滚,只看你有没有本事去拾!”不用说,此公是有“本事”的,然而倘其他那一点水木包工的看家本事,他如何能发小小的四五万?正如某一种机关的一位小老爷得意忘形时说过的一句话:“单靠薪水,卖老婆当儿子也不能活!”

这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小小暴发户,今天成为“繁荣”雾重庆的一分子。酒楼、戏院、咖啡馆、百货商店、旧货拍卖行,赖他们而兴隆;同时,酒楼、戏院、咖啡馆、百货商店、旧货拍卖行的老板们,也自然共同参加“繁荣市面”。

重庆市到处可见很大的标语:“藏钞危险,储蓄安全。”不错,藏钞的确“危险”,昨天一块钱可以买一包二十枝装的“神童牌”,今天不行了,这“危险”之处,是连小孩子也懂得的;然而有办法的人们却并不相信“储蓄安全”,因为这是另一方式的“藏”。他们知道囤积最安全,而且这是由铁的事实证明了的。什么都囤,只要有办法;这是大后方一部分“经济战士”的大手笔。如果壮丁可以不吃饭,相信也有人囤积壮丁,以待善价的。据说有一个囤洋钉的佳话,在成都方面几乎无人不知:在二十八年之夏,成都有某人以所有现款三四千元尽买洋钉,而向银行抵押,得款再买洋钉,再做抵押,如此反复数次,洋钉价大涨,此人遂成坐拥十余万元之富翁。这故事的真实性,我颇怀疑,然而由此可见一般人对于囤积之向往,也可见只要是商品,囤积了就一定发财。

重庆市大小饭店之多,实足惊人。花上三块钱聊可一饱的小饭店中,常见有短衫朋友高踞座头,居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中山装之公务员或烂洋服之文化人,则战战兢兢,猪油菜饭一客而已。瞎眼的诗人于是赞美道:劳力者与劳心者生活之差数,渐见消灭了,劳力者的生活程度是提高了。但是,没“办法”之公务员与文化人固属可怜,而出卖劳力的短衫朋友亦未必可羡。一个光身子的车夫或其他劳力者每天气命所得,或许是多于文化人或公务员,每星期来这么两次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也许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要是他有家有老有小,那他的“生活程度”恐怕还是提不高的。君不见熙熙攘攘于饭店之门者,短衫朋友究有若干?

“耶诞”前后,旧历新年首尾,政治上愁云重重,疑雾漫①漫,但满街红男绿女,娱乐场所斗奇竞艳,商场之类应节新开,胜利年的呼声嘈嘈盈耳,宛然一片太平景象。不过也有不值得“见之报章”的“小事”,为“胜利年”之例外点缀:例如,在那几天十多个青年“失踪”之后,居然出现于川东师范的防空洞内,也有人看见了,但关心者探询时所得的回答还是干脆的两个字:“没有!”又有一件小事,则发生于全市共庆元旦,铺张扬厉之日:事缘胜利年之元旦,大重庆的防护团与三青团都应扎扮停当,恭候检阅,某区(市外)奉到命令,即便转饬所属,着于元旦清晨集合,不得有误。讵料该区所属某乡名额上虽写明防护团员七人,三青团员五人,都共十有二人,但实际只有八位老乡两兼差;元旦之晨,此八位老乡果然全体出马,恭候带往大队集合,防护团之分队长一看总数八人,尚多一人,但如同时检阅,则八位既无分身之术,势必两面皆不能足额。于是各为奉队部之名誉计,两方互争足额,毫不相让,口舌不能解决,终至于拔枪相向。八位老乡在先还是没人儿似的坐在一旁看热闹,及见动武,则大骇而起,拔脚便逃。分队长与支部长喝止不住,盛怒之下,遂开枪制止,可怜子弹不生眼睛,八人之中,一人倒地,本来不足之名额,至是更少——但此时名额之争,倒又成为不关重要了。

①“耶诞”基督教传说中的耶稣诞生日(公历十二月二十五日)。

新年前后,盛传“胜利年”中加强“文化建设”已有具体计划,单就文化事业费一项而论,将视去年增加数倍,而“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会”之经费则将由每月二万元增至六万元,云云。本来审查会诸公,贤劳过甚,凡属“免予登载”之件,必附加长批,某诗人叹为“不亚于胡风之理论大文”;又不但审而查之而已焉,时时且为作家删改文章,其点窜之妙,能使鹿变为马,白转成黑,每每一起放出,墨团盈纸(凡有删抹之处,例必浓墨涂抹,故曰墨团盈纸),作家捧读,啼笑不得;如此“精神劳动”,陪都文化界早已有口皆碑,是以骤闻经费将大增加,机构将大扩充,凡属笔耕之流,莫不认为右文之典,理所宜然,但事隔一月,案尚留中,谓为经费无所出耶,则本年度岁支票十余万万,区区每月六万之数,何啻九牛之一毛?但截到二月中旬为止,审查会仍以原有太少之人力应付繁重之工作,则为事实。不过,似乎调剂的新办法是在采用。例如,有一向来无所谓的某书局,资本不大不小,出书若有若无,但既列肆而为书局,总不能不印一二套书,于是收进了有关抗战的文艺稿子若干部,且又拟办一刊物,稿费已经付出,刊物合同亦已签订,忽然奉到谈话之命,备聆转弯抹角之训词,结果老板知难而退,合同取消,书稿退回,稿费奉送。这一件事的做法,委实令人莫测高深。盖法令具在,书报内容倘有不妥,只消审查会“免予刊载”四字,便已一了百了,何必另生办法,转觉不大光明。唯一的解释,也许是顾全诸公工作的繁重,特为釜底抽薪。但也许是“空室清野”的战略应用于文化?究竟如何,书呆子们实在猜详不透,只能说,因其是雾重庆,故万事如堕五里雾中。

拍卖行之多而且营业发达,表示了中产阶层部分的新陈代谢。究竟有多少拍卖行?恐怕不容易回答。因为这一项“新兴事业”,天天在滋长。而且“两起类”也应时而生了,一家卖文具什么的铺子可以加一块招牌“旧货寄售”,一家糖果店也可以来这么一套,而且堂堂的百货商店内也有所谓“旧货部”。所谓“拍卖行”者,其实也并不“拍”而卖之,只是旧货店而已,但因各物皆为“寄售”性质,标价由物主自定,店方仅取佣金百分之十五,故与“民族形式”之旧货店不同。此种没本钱的生意,自然容易经营,尤其是那些“两栖类”,连开销都可省。据说每家起均每日约有二千元的生意,倘以最低限度全市五十家计算,每天就有十万元的买卖,照重庆物价之高而言,十万元其实也没有几注生意好做。被卖的物品,形形色色都有,就只不曾见过下列三样:棺木、军火,和文稿。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比方说,一件磨光了绒头的毛织的女大衣,标价一百四五十元,立刻就卖出了;这好像有点出奇,但再看一看,所谓“平民式”的棉织品(而且极劣)的女人大衣,在“牺牲”的名义下也要卖到一百九十九元一件,就知道旧货之吃香,正是理所当然了。旧货的物主,当然是生活天天下降的一部分中产阶层,可是买主是哪一路脚色呢?真正发国难财的阔佬们,甚至真阔佬们,对这些“破烂古董”连正眼也不会瞧一眼的,反之,三百元左右收入的薪水阶级,如果是五口之家,那他的所入,刚够吃饭,也没有余力上“拍卖行”。剩下来的一层,就是略有办法的小商人以及走运的汽车司机,乃至其他想也想不到的幸运的国难的产儿。这班小小的暴发户,除了吃喝女色之外,当然要打扮得“高贵些”,而他们的新宠或少爷小姐当然也要装饰一下,于是战前中产者的旧货就有了出路。

去年十二月尾,重庆各报登载了某院长①提倡的“食物营养研究会”的消息,并所谓“新生活维他命西餐”的餐单,——据说这是最节俭且最富于营养的设计;兹照录该餐单如下:

一、汤:黄豆泥汤。

二、正菜:猪肝、洋葱、烘山芋、酱豆瓣、青菜。

三、点心:糖芋头。

四、副品:菊花“维他饼”、花生酱、乳腐、维他豆汁、川橘。

①某院长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一九四○年十二月,他发起所谓“食物营养研究会”,无视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现实,侈谈“国家之富强,多于人民之健壮;而人民之健壮,在乎食品营养之充分适宜”,以及“物价愈贵,愈要讲求营养”等等。

看了这餐单,谁要是还说不够节约,那他就算“没良心”;但是,如果懂得重庆粮价物价,不妨计算一下,这样一顿“新生活维他命西餐”,够一个平常人吃饱,谁要是说花不了一块五毛钱,那他也是“没良心”!一块五毛国币一市斤的米,一个没有胃病的人一个月光吃米就该多少?五口之家,丈夫有三百元的月入,两个儿女如果想进初中,那简直是很少办法;即退一步,不说读书,但求养活,则以每月三百元来养五口,实在无可再节约,而且也谈不到什么营养。故对大多数人而言,今天的问题既非节约,更谈不到营养,而是如何活命。听说有在军事机关供职者,阶级是上校,月饷及其从津贴等等,共得二百七八十元,饭碗是铁饭碗,职务亦不辛苦,但吃亏的是油水全无,而此公又太老实,不会另寻“办法”,更该死的是家有老母妻儿都只会张口待哺,年复一年,借贷已经断了门路,典当亦更无长物,一日夫妇吵架,其谓“如此不如为妓”。那同志忿极而去,亦声言,“悉听尊便,自寻活路”。然出门后,其渐贫,仍思设法借钱,以济眉急,不料正待告假一日,长官又责其办错了事,申斥一顿,这位同志就连假也不敢请了,挨至散值,碰了几个钉子,才借到数升米的钱,急急回家,则家中已如活地狱——妻子不知去向,老母高悬梁上,饿了一天又受惊吓的小儿女躺在败絮里,跟死了差不多;这位同志心中一急,便拔出“成功成仁”,之剑,竟自“成仁”去了。

南温泉为名胜之区,虎啸尤为幽雅,主席与某院长别墅对峙于两峰之巅,万绿丛中,红楼一角,自是“不凡”。除此以外,属于所谓南泉市区者,无论山石水泉,都嫌纤巧不成格局,——甚或有点俗气。花溪本来也还不差,可是西岸的陪衬太糟了,颇为减色。这一条水里,终天来往着渡船,渡费每人一毛,包船则为一元。据船夫说:四五年前,渡船一共仅六七只,渡费每人一分,每日每船可得三毛;现在呢,渡船之数为六十余,每船每日可得五元。去了船租二元,仅余三元。够一人伙食而已。今日之五元不及以前之三毛。然而出租渡船的老板们的收入,却是今胜于昔。据船夫说,他的老板就是南温泉一个地主,有渡船八只,每月可得租费四百八十元,一年为六千元强,去修理费每年约共二千元,尚可净余四千元。至于渡船的造价,现在每只约需六百元(从前仅四五十元),八只为四千八百元。一年之内,本钱都已捞回,第二年,所得已为纯利了。但这样的好生意还不算国难财,真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