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人的公理

这是昨天上午的事。

我正同一个同伴在马路上慢慢地走着，低着头沉思一件很不要紧的事情，耳官里忽然充满了皮靴底与路沙相摩擦发出的粗糙的、单调的声音，使我不得不抬头看看。第一个挡住我的视线的，便是那黄色的制服，红边的军帽，和那粗笨的黄皮靴。我向远处望一望，只见许多许多上着刺刀的枪，一高一低地向前进行；间或因为走路震动的缘故，有意无意的一斜，被阳光直射着，发出耀目的闪光。在这一行列各分子间距离较远的地方，间杂着许多大的炮车，高的战马。轮声、蹄声击地作出和谐的音调。每人的脸面虽然轮廓的大小不同，五官的布置各异，都一律地嵌着两个黑溜溜的眼球；向前直看着，很少左右视，保持着一种不可剖析的神秘，似欣欢，似骄傲。

我见了这红边的军帽，黄的制服，粗笨的皮靴，浑身好像受了无形的魔力，自然而然地战栗起来。的确，它们——军帽等——在我过去的回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时两腿也向路旁急窜，躲开“他们”——某国示威的军队。脚下就如踏着天鹅绒似的，高一步，低一步，向前直走，两只眼又想看看“他们”，又不敢很看。我这时可以说完全不受神经的支配，可惜我不是个大文学家，不能够将这时的恐惧心情，曲曲描写出来。

“慌什么？慢点走！看‘他们’……”

我的同伴用很低的声调警告我，说了好多遍，我才模模糊糊地听见。虽然他这种警告在我惊俱的心灵里不过如微风一度，我行路的速度却减了不少。

“慢点走！”他又说。

“看那个老人因为躲‘他们’挤倒了。”停了一会儿，他指着说。

“哪里？”我问。

“那不是吗！”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向北看：一个老人卧在马路旁的地上，正挣扎着想站起来。这种现象，在平常时候，一定有许多人围着看；因为中国人的好奇心向来是极大的。然而这时却各人走各人的，好像绝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似的，间或有一两个人注意到他，也都表示出漠不关心的态度，仍然保持着无声的进程。

“看见了没有？”同伴问。

“……”

我的视线虽然固定在老人身上。但是我的心却全给因为看见“他们”而生的恐惧蒙迷了，毫不能作明了地观察。我的同伴虽然接续着说了许多，我只渺渺茫茫地听了一句：“看见了没有”，眼前，脑中，心内都是些红边的军帽，黄的制服，粗笨的皮靴。

这时我旧时的回忆便一幕一幕地重现于我的脑海：

那是个5月的早晨，太阳升的还不甚高。某国军队放炮距今已二十多天了。这个期间，恐慌笼罩了全城，谣言百出，不是说今天翻，便是说明天查，空气紧张到十二分，终日里除了害怕以外，还有什么心绪来看书？现在总算是略见平静。我起来洗脸以后，坐在窗下的书桌旁发怔。两眼的视线集中在桌面的木纹上，忽然发生了看书的观念。左手去拿近旁的一本洋装书，指尖触着尘灰满封的皮面，起粒粒的感觉。随便掀到不知哪一页，一行一行地看去，只有些一方一方的黑字迹，奔马似的跑入眼里；及至看到末尾，书中的意义却一点也不能了解，甚至于连是什么字都不知道。又不得不从头再看。如此往来了两三遍。

“放炮已经二十多天了，H——我的同班——住的地方，听说离射击目的地不远。不知有危险没有，我也该去看看了……”我这么想着便立刻放下书，草草用了早饭，急往城里奔。

沿途上商家全都关着门，只有几个花生小摊还照常营业。地上残留的血痕，着弹半烧的大门或房屋，打断了垂在地上的电线，白灰墙上零零落落的弹眼，……处处都足以点缀颓废的表象。偌大的街衢中，寂静静的绝少声息，让发红色的阳光完全笼罩了。间或有一两行人，也都急急促促地各走各路，绝不相顾，我这时心内受的刺激，自然在悲哀以上了……

行行复行行，一直来到H门口。敲门进去，H正同他母亲在屋中砖地上蹲着，旁边横七竖八地斜着几只开着的箱子，破衣服，烂字纸，很不规则地堆满了一地，见我进去，连忙站起来，递给我一支纸烟吸着，他也燃着一支。

“我万想不到你今天来，贵府怎么样？”

“怎么样”这三个字的意义本来很宽泛，然而现在却变成一种绝对的普通口头禅，应酬话，在这个期间，凡人只要受了这三个字的刺激，自会发出关于放炮的感觉，自会明了它的意思。

“很平安。”我说，“并没有见炮弹。”

“那还好。”H的母亲说。

“听说某国军队要家家检查，只要不合‘他们’的意，便一刺刀刺死。”她又继续着说，手指着破纸。

“放炮时我们这里可了不得了。”他不等我问，打断她的话头。

“炮声直响了两昼夜。炮弹鸽子似的在头上乱飞。我们都躲在床底下，哪里敢出头？每到晚上更厉害。那流星样的弹子一阵阵地向北跑；院子里打下的树叶，混合着小飞弹，雨般的落了下来，放了炮以后，我们一共扫了四簸箕，你道多也不多！你看那屋”——H用手指着他的东屋——“弹子轰得多厉害呀！”

H弹了弹烟灰。

“记得是放炮的第二天晚上，一炮响得特别厉害，就落在北街，接着就有墙倒的声音，孩子哭的声音，求救的声音……陆续传入耳官里。等到炮响得较轻的时候，我伸出头来，窗纸已经通明；由窗纸缝里，可以看见火蛇似的火光，向上飞舞。大风呼呼地刮着，我们全家都陷入忧惧的旋涡中。我连话都不能说了。好容易风减了，火消了，这才放了心。第二天早晨，炮就停了，我走到北街一看：一片焦土，围着赪色的墙，中间竖着几个半焦的柱子。一个中年妇人，下腿已经给弹子带去了，血淋淋地卧在灰里，与死神争最末的残息。咳……”

说完了，又蹲下整理破纸。

这时全屋都归于沉寂，除了破纸的声音。

“烧了！烧了！那个得烧了！”H的母亲忽然喊出来，目光注视H的手里的一幅地图上。

“这个不要紧……”H说。“紧”字的声浪特别延长。

“不，不，‘他们’再当作一张行军地图呢？”

“不要紧。”

“……”

“这个也得烧。”她又指着她才找出的一束信封说，上面印着“督办公署军需科缄”的字样。因为着了水，字迹扩大了，变为淡淡的。

“这个也不要紧。”我说。

“不行，不行。”她指着“军”字说：“这不是军队上用的么？”大概这八个字中，她只认得那一个字，从H手里她把那幅地图抢了去，揉成一团。嘴里还自语着：“省得出了危险……”

嚓的一声，早已化为灰尘了。

忽然有一种急遽的脚步声音发生于庭中，她的男仆李升早已跑进来，手里拿着两个瓶，一个破篮子，急喘喘地：

“某国的……军……军……队……检查到了，街了……快……”

这一来，全室的空气陡然紧张到十二分，各人都给恐慌蒙迷了，她的脸变白了，嘴唇发颤了，浑身战栗了。我心里兀自跳个不住，也蹲下帮着敛破纸，向箱里填。

一分钟后，我们的工作完毕了。

“千万别关大门，”我开始贡献意见，“因为如果这样办，‘他们’以为你拒绝他哩。”

“不……行……”她说着又停住了，吸了口气。

“不行……不关门我心里究竟不安稳，还是关的好。”说着就指挥李升去关紧大门。她在屋里一来一往地踱着，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一会儿向外望望，一会儿低着头叹息；又忽然看着自己的东西都安置得不合次序，恐怕“他们”疑心。便用颤巍巍的手东一扯，西一拉地整理。结果却愈整理愈乱，远不如不整理。我劝她不要慌：“沉住气，不要紧！”她却一点也听不见，仍是胡拉扯。

拍，拍，拍，大门上响了几声。

门响处拥进三个某国的军人！当头是个胖子，圆肿的脸。第二个是个矮子，最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两抹日本式的小胡。还有一个挂着刀，仿佛是个官——都一律是红边的军帽，黄的制服，粗笨的皮靴。他们在这时始给我一个很深的，永久不忘的印象。

“为什么关着门呢？”胖子发话。

“我们还抢你吗？”矮子说着，挺胸四下里看，表示出高傲的神气。

“我们不知道大人们来。请屋里坐吧！”H鼓着勇气说。面上堆下很不自然的笑容。这时H的母亲早已吓作一团，战栗不止。

“放屁！”

“你没听见说吗？”

pia，H脸上早着了一掌，接着就接二连三地几枪托，H退到屋里，“他们”也跟进来。矮子先用刺刀掀开箱子，乱七八糟搅了一顿，也没有搅着什么。随后三人便大肆其威，翻箱倒笼，搜查起来，甚至于连老鼠穴、蚂蚁窝都寻到了。结果，一点也没有发现——银元。

西屋里搜完了，又往东屋走。阳光从屋顶上炮弹穿的裂罅里漏进来，射在一堆满蒙着尘土的破衣服上。除此以外，只有一条三根腿的小桌，几扇破风门，一个破蒸笼，来点缀这所屋，愈显得破烂不堪，“他们”仍是如法炮制，随随便便地用刺刀一掀，挑得尘土迷日，那些破东西都横七竖八地横在地上，仍是，一点也没有。

军官摸出了三支烟，每人一支，点了火。

胖子真急了。便毫不客气，饿虎似的扑向H的母亲。她这时仍跟在后面。“有没有？”大声问奴仆似的问着，同时左手拇指与二指弯曲作出银元状的圈形。

她不懂说的什么，只说：“老……爷……我……我我……不……懂。”他右手举枪向着她的胸口，左手仍保持着圈状。

“有没有？”

“老爷……我我！”她说到这里，忽然悟过来。但是，这时她两颊愈加变白了，说话也没有正调了，两手颤得更厉害了，赶快跑到北屋里，向床角间摸索了一会儿，摸出一个小包。这时“他们”已经从东屋跟进来。她解开小包——十多块白亮亮的圆头。

“老……老爷……是是是这个吗？”她说。

“好的。”胖子笑看着伸手接。

“Good.”矮子说着破碎的英文，也拿了两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