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前站

“兵马未到，粮秣先行”。

前站，是尖兵，也是后勤。它主要为部队探路，准备部队打尖、宿营。又要察看地势，摸清敌情，碰上小股敌人，打遭遇战，尽量扫清部队前进的障碍，保证部队行军或作战的顺利进行。

前站，要轻装，速进。往往大部队还在远远的后边。它们已经到达目的地履行任务了；部队在号定的地点刚刚宿营，它们又已经接受新的任务提前出发了。它们什么时候了解情况，做群众工作，以至怎么吃饭，休息，仿佛完全是另有一套规律。那种生活该是云龙变幻，灵活机动的。不必敲锣打鼓，沿途张扬。部队到达，仿佛回到久住的营地，锅灶、铺草、吃水、用粮、喂马的地方都准备好了。只要各归各位，布置好警戒岗哨，就可以放心休息，一等听到新的号令，便继续行军或者投入战斗。

在部队里，作为行动的触觉，耳朵、眼睛，前站是光荣的任务。我是曾以享受前站所缔造的成果和方便而钦羡过前站的职责的。默默中崇拜的“天将”、“神兵”里面就有前站。解放战争时期，不止军队，跟着形势的发展，战争的节节胜利，接收学校、机关、工厂，也要有前站。那是跟军队微有不同的文化、经济战线。跟军队最相近的是学校。人民的武装把武装的敌人扫荡干净之后，人民的文化教育正好接班。不等硝烟散尽，学校的旗子就在刚打扫的战场上迎风飘扬了。

三十年前，我们延安大学的队伍开进解放最早的北满，学校五年三迁：由佳木斯，而吉林，而长春。我就曾跟着打过三次前站。那是一次比一次新鲜，一次比一次繁忙，一次比一次紧张的。我们办的是革命队伍自己的大学，抗大式的。作风同样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传统同样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学制，课程，招生，结业，完全从实际出发，讲“实事求是”。招生，我们曾直接跑到城乡村镇考生的家里。对考生家庭的阶级成分，经济情况，对考生的学习履历，文化水平，都能了解得一清二楚。录取的学生，往往还没有入校报到，我们就已经跟他建立了感情，成为熟人了。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中一位外调的同志责问我说：“她是什么人？你怎么能介绍她入党？”我可以对答如流：“她家土改期间被划为破落的小地主。她刚刚落地，母亲就死了。父亲把几亩地出租，父女两个就靠那一点点租子生活，受穷困折磨，不久父亲也死了。我招考她入学校的时候，虽然她家还有一个空荡荡的院子和三间破瓦房，家里却只有一个年老的姑母。这样的女青年，有什么剥削关系？思想好，学习好，斗争性强，为什么不可以入党？”

先录取的新生，换个地方就是积极主动的助手。记得在吉林省榆树县，离前沿阵地不到五十里，我住在县委一间茅屋的土炕上。屋里除了我的铺位，满堆的都是书。从《四书备旨》到《清史稿》，都是线装古籍。那是土地改革中从地主家里搜集来的。“这些书你们怎么处理？”我兼管图书馆，有责任筹措精神食粮，就这样问县委书记。书记说：“前线还在打仗，这些书正愁不知运到哪里。你们要吗？全部送给你们。”“那太好了。”我抢着回答。这样，靠新生七手八脚装了二十几木箱运到了佳木斯。当时，连一部《辞源》也找不到，这些书可真是及时雨呵。同样的同治五年首夏金陵书局校刊的二十本的线装《史记》有两部，我自己留了一部，到今天还放在书架上。

一个干部凭一纸组织介绍信到兵站领一张护照，就可以跨县、跨省（后来进京），招兵买马，礼聘教师，走遍解放区。记得从延吉带百多名新生千里迢迢回佳木斯，凭护照坐火车，开饭的时候，沿途兵站把饭菜送到车上。冬天，饭菜都是热的，而时间不早不晚，碗筷不多不少，准确得叫人吃惊。从敌伪十四年奴化教育下刚解放出来的男女青年，简直惊奇得目瞪口呆。像一觉醒来，忽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进学校门，那些不过只来了三天五天的同学，便一拥而上迎接“兄弟姐妹”。穿一色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师生顿时形成了融洽的整体。上课，讲革命，讲解放，讲民主；就是在院子里坐在地上听讲，也都肃静无哗，惟恐漏听了“闻所未闻”的道理。下了课，唱歌，跳秧歌舞，又那样自由，活泼，谈笑风生。“见所未见”，一切都是新的。除了十四年被逼养成的有些习惯：讲话结束用“以上”代替“完了”；路上跟教师碰对面，学生要站立道旁，深深鞠躬一时改不彻底，一般都是自然的，大家平易相处的。

事事讲理论联系实际。学习了《土地法大纲》，几个教师带一批学生下乡就是土改工作队。讲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跟着部队“三下江南”，就是军队的基层干部。三十年后的现在，细数数那些学生，除了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了的（他们将永垂不朽！），多数都已经是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了。论文，有的是大学副教授；论政，有的是县长、地委书记；论武，多半已经是师团级。“桃李满天下”，那是革命雨露的栽培呀！三十年嘛，人生有几个三十年！

学校从佳木斯搬到吉林市的八百垄，一个学习班打前站，从学校到火车站，再从火车站到学校，大家是运输队，桌椅板凳，家具图书，随车押运；上车下车，是搬运夫、装卸夫。等到拿起镢头、铁锹在学校附近开地种菜，修理电线、自来水管、下水道，就又是农民、工人了。课堂内外处处都是学习。院长、教师、学生，年龄稍有差别，可是从衣着、生活、文娱活动看，很难分清。那真叫水乳交融呵。

前站到鸭绿江边，卡车盘山而上，眼看见前边的车子要滚下山沟，好险！大家自动下车，前后卫护着帮助司机提高警惕，沿着前车爬过的路继续前进。走进旅店，我们掺杂在光荣的伤员中间，听传播胜利的消息：敌人的狼狈，我军的英勇，大家都分沾着欢乐和征尘。这样疲劳也是一种享受吧。

在山川秀丽的安东（现已改名为丹东），我访问了一个由作家老朋友当厂长的造纸厂。厂里存纸山积，令人欣羡。“学校能要一点吗？”“财经办事处批个条子就行。”于是，我拿护照作介绍，第二天清早，就走访“东北财经办事处”。办公室里坐满了人，都是等着接洽事情的，有同志指指里屋的门说：“主任工作了个通宵，刚刚睡下。”办公室和宿舍就在一起。人们像在家里，从容地闲话说笑。不必敬烟，吸烟的人都自己带着关东土产。后来主任醒了，跟大家一一握手，打招呼，仿佛彼此都早就是战友。事情办得那样利落痛快，三言五语说明办学校需要纸张，不到五分钟就签了字：“拨给卷筒纸五件。”后来知道，主任原来是一位诗人。

有一次，辽东省主席约我们吃饭，席间谈到“全党办大学”，省里分配给学校的款子可以顺便带回吉林，“免得再派专人押送了。”“不过这次是黄金，带到吉林可能有差价，到银行谈谈折成食盐吧。那里正需要食盐，盐价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几句话，上万的款项就支取了实物。——同行两人，回八百垄的路上，一个跟卡车运纸，一个跟火车运盐。到吉林，食盐立刻推销了，多少还赚了点“利润”；纸，学校用了整整两年。而我们，干了一次“纸商”、“盐贩子”的行当，点缀了经历，成为半生的骄傲。

打前站发展到接收伪长春大学，工作就越来越全面了。房舍、人员、图书、仪器，不是清点移交，而是统一收拾，就地重建。长春的解放，是敌人被围困起义的。打前站的路上，首先遇到的是在饮马河一带集合在一个车站上等待整编的一列缴了械的兵车。穿黄呢子军装的将官仿佛已不怎么惊慌，但都无精打采，垂头丧气。跟押车的英武的解放军握手打招呼，令人最清醒地感觉出胜负的分野，敌我的界限。“独立三边静”，“曾驱十万师”，刘长卿的诗句立刻涌到了唇边，浮上了脑际。走到市里，沥青马路上的沥青，有的被刨起来当燃料了，到处坑坑洼洼，剥落破碎。多少条街道，商店关闭着，只偶尔看见炸高粱面丸子的摊子，炉火都是黯淡的，围着吃的人也很稀少。冷落，残破，瓦砾成堆。

各条战线的前站人员，要很快把市容清理，让市面活起来。学校，把破坏了的门窗修整，把散乱的图书清理，像输了血的病人，眼看着脸上慢慢添了血色，有了精神。还靠学生收拾了一些被丢弃的印刷机、字模、铅字，集中成为初具规模的印刷厂，学校三十年来就靠它印讲义、学报和若干教学用书。

学校教职人员中，我们还接纳了日籍的教授、科学家，安排他们的工作和家属生活。因为他们跟军国主义分子是有区别的。放下武器投降的战俘，我们尚且优待；而他们本来就不拿武器，是受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欺骗驱使而来东北的。脱鞋进门的“榻榻米”（日语，即铺在住房地板上的草垫子）上是可以有几句共同语言的，直到把他们遣返回国。——留任的日籍教师，更是量才使用，发挥各人所长。真才实学是恢复经济、建设新中国所完全必需的，后来证明，他们不同程度地都在新社会有所建树。其中优秀的早已是共产党员了。

前站，顾名思义。那是时时都要向前看、都要向前进的。大军南下，从山东直到海南岛；大军进关，从锦州直到解放北平、天津，一路一路都势如破竹。车轮滚滚，万船齐发，胜利走在预想的前边。马不下鞍，席不暇暖，胜利接着胜利。天空播送的是凯歌，心头跳动的是欢庆，我真愿意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进军年代里，继续打前站。

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

（原载《解放军文艺》1979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