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

老张，让我还像四十年前这样称呼你吧，虽然很多同志已经称你为“张老”了。我知道你跟小韦一样，是不甘心接受这种尊称的。小韦有趣地说：“称我为‘韦老’，闻之血充脑；不如叫‘老韦’，受之尚无愧。”他比我们小十几岁，这种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关于年龄，我们早就传诵过一种鼓舞人心的说法：“五十干劲大，六十刚刚好，七十不为稀，八十不算老。”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的时候，我也曾诌过一句：“人生八十是中年。”证之毛主席前无古人的壮语：“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不是刚好合适吗？这些都有“焕发青春”，“老当益壮”的深意。

我有一种固执的想法：认为革命事业是青春的事业，是永远跟朝气，新生，前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像雏燕，乳虎，新出土的箭笋，充满了蓬勃的生气。也像已经出站的火车，或者刚离跑道的飞机，向前，向上，前路广阔，一往无垠。我们队伍的男同志，即使年过六七十，也很少留胡须，自然地成了风气，看来很有道理。实在一沾暮气，颓唐，精神委靡，就跟革命背道而驰了。一般人的精神状态跟年龄有些关系，在革命队伍里它却绝不受年龄的限制。垂死的阶级，没落的社会，年纪轻轻也会暮气沉沉，诗有“颓废派”，小说和戏剧有“垮掉的一代”；新生的阶级，上升的社会，歌颂的则是太阳，海燕，疾风聚雨。你听过“将军歌唱队”的演出么？这个队名就振奋人心。我认识几个一般所谓古稀之年的同志，他们夏天游泳，冬天溜冰，有的还下场踢足球，听了真叫人鼓舞。可能你不相信。确实在一次座谈会上，座位离不远，我望着一位同志纳闷：“这个年轻人好面熟。”直到散会我还在看他。把他看楞了，走过来在我肩上猛拍一下，大声说：“不认识啦？我是——”蓦地一惊，忽然想起来，我冒出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这样年轻？”“就是不老嘛，年方七十。”彼此哈哈大笑，笑声里充满了活力。连围在旁边的同志们也同声欢乐地笑起来。

在新社会人们相处，几乎都是“忘年交”。也很少计较籍贯，地位，级别。最重的是共同的语言。

还记得我们是怎样认识的么？那是在瓦窑堡抗大一大队。你，小韦和我，分属三个支队，又来自不同省份。你是河南，由农民入伍；韦，浙江，店员；我，山东，教书匠。是抗战和革命的召唤，把我们聚集到延安。整个队伍不就是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吗？论身材，有的粗壮彪悍，有的瘦削俊秀；论性格，这个敦厚老练，那个聪颖精灵；但不知怎么，大家都那样合得来，称得上一见如故。记得组织上要我们管钱，为结算三人搞个通宵，第二天照样出早操，打野外。你当区队长，我当班长，履行任务，一丝不苟。原则问题上我们是毫不含糊的。遇事争得面红耳赤，走出会场却耽误不了有说有笑，漆黑的半夜里互相搀扶着走下大队部那几十蹬台阶。事情摆在桌面上，缺点错误自己说。没听说过谁给谁打“小报告”，因为一露马脚，拆穿了怎么再见？光明磊落的批评，却互相不留情面。重要的是与人为善。记得后来在蓝家坪，我参加杨的转正讨论，杨自我批评之后，同志们热烈发言，有的意见提得很尖锐；说他：“感情脆弱”，“缺乏斗争性”，“小资产阶级气质”听发言，仿佛转正是困难的，但话的结尾绝大多数却是“同意”，不过加一句：“一定要下决心克服缺点。”果然，表决的时候一致通过。杨的紧张表情立刻开朗了，两眼涌出了泪水，唇边是感激的微笑。一个自视清高，批评别人常带尖刻的列席人，会后感慨地说：“不是讨论我的问题，我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是真正同志的帮助。”老张，你参加过后半段二万五千里长征，像熔炉炼铁，烫水洗澡的这种场面，你经历过很多吧？是不是经一次锤炼，同志们的心就贴得更紧一些，彼此的了解就更深一层？有空，真应当大家摆摆。也还记得毛主席教导我们自我批评要思想准备克服、改正九十九种缺点和错误么？我们仿佛是一道在一次大会上听到的。

生活上，大家互相关心就不用说了。抗大结业，我要到前方去，那时你已经担任后勤工作，我向你辞行，你没有问我要到哪里，去干什么，因为那是组织决定的事；听到命令就打背包，早已成为自觉的纪律。向组织伸手或者讲价钱，那时是很少的。你单问我：“几大件都有了吧？”我说：“有一顶草帽。”你毫无迟疑地顺手从窑洞的墙上摘下挎包、水壶连同枕边的绑带一块儿递给我说：“我暂时在后方，用不着。”我说不出什么，只想到古时候“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算得什么慷慨？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豪放的意义也不大。因为季路考虑的是：“敝之而无憾”，李白希望的是“与尔同销万古愁”。我们却是装备起来要准备跟拿枪的敌人作面对面的战斗。

工作上，领导对干部，也是尽量满足需要的。日本投降以后，组织上要我去教书，我向组织反映手头可参考的书籍资料太少，宣传部领导立刻说：“到书库里自己去取吧，只要有副本的书籍刊物都可以拿一份去。”几句话激励着我，真的我就从书库里抱走了那时有的全套解放社版的马、恩、列、斯著作的译本，马兰纸印刷的，毛边装帧的，足有三、四十种。这些书对我教学帮助很大；这件事把个人与组织融为一体，将影响我的一生。几个月后，我离开延安，奔赴前方，连同我别的一些书籍一齐送了图书馆。

集体生活里，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大家的。

党的卓越的历史学家范老，到延安的时候，把自己当教授多年收藏的全部图书交给了公家。在蓝家坪，我去看过，满满装了三窑洞。里边有些是古本、珍本和孤本。著《中国通史简编》，范老自己当然继续使用，更多的是便利同志们借阅。三个窑洞成为延安当时存书最多，门类最富的图书馆。这表现了一个革命学者的崇高风格和装得下古今中外的广阔胸怀。古往今来都有人以富于藏书相炫耀，却往往不想发挥图书的作用，把书籍锁在书橱里，放在书架上，让它发霉，蛀蚀，自己不读，也不让别人去读，这同守财奴把金银珠玉埋在地窖里有什么不同呢？至于恶劣到“唯我独革”，怀着不可告人的鬼胎，阴谋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搞愚民政策，硬把古今名著，中外典籍霸占起来，封禁起来，或者查抄了别人的珍藏据为己有，更有意销毁作家的手稿和写作资料，那是只有令人忿怒和不齿的。

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有饭大家吃，我们那时候树立了范例。我们住在杨家岭后沟的时候，小单位没有通讯员，到邮局送信取信，靠同志们轮流。那时邮局还在杜甫川，离杨家岭足有二十里。我午后一点出发，回来走在半路上太阳已经快落山了，估计已错过了单位晚饭的时间。远远望见少陵庙后面的山坡上，兵站正在开饭，我没有犹豫就坦然地爬上山去，说明情况要求开一餐客饭。炊事员同志热情欢迎，连声说：“好！好！”“不过菜已经没有了，”又表示有些歉意。我说：“没有关系。”他转身就递给四个新蒸的精白面馒头（平常大家都吃小米饭，馒头是兵站为干部送往迎来特别供应的部分主食）。这里边没有“勉强”，也没有“乞求”或“施舍”的意思。完全像在自己单位，像在家里。那时我已经有三年供给制生活的资历了。

六年后到佳木斯遇到的另一件事就完全不同。事情是这样：同志们正在吃大锅饭，一位刚解放过来的“熟人”来了，大家招呼他：“吃饭吧。”客人说：“吃过啦，”意思仿佛很诚恳，我们说：“那么，请坐，我们就不客气啦。”吃完饭主客相对也聊得很欢。可是再过几天，彼此更熟了，客人才不好意思地说了实话：“那天饿得够呛，看你们吃苞米子，大葱蘸酱，感到胃里直开锅”

在根据地出差，凭一张路条，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有什么吃什么。跟老乡住一个马架，睡一盘炕。临走按制度留下粮票，菜金。那才叫同吃同住哩。遇有劳动的事也一道劳动。旧社会，交往一辈子，有的人也还谈不上熟识；新社会，凭一纸组织介绍信，就感到是亲热的熟人。关键是：是不是一条心。

跟韦，在前方我们相处得久些。在武安，涉县一带游击队里，一身棉衣，一条被单（轻装，棉花抽了）过冬。每到夜晚睡觉的时候，每人把自己的棉裤腿扎住，被单的一头绪进裤腰里，上身被单上盖棉袄，几个战友挤到一起，同样做春夏天温暖的好梦。解放大军南下时，我送他用了整十年的一块油布，那条早已破了的被单他也带了去，说留作纪念。过沈阳，他寄给我一部《辞源》，那是我在根据地教书十年没有找到的工具书，“雪里送炭”，他最知道我的需要。过天津，他又寄给我几种翻译的文学作品，那也是伪满统治过的东北绝对看不到的。后来，每解放一个地方，他就寄来一些值得纪念的什么，直至海南岛。一晃二十年，一次我去长沙，在一所他当头头的大学里我们再见。寄东西的事一字不提，他首先拉着我去看号称“三绝”（文字、书法、石刻）的李邕碑，瞻仰爱晚亭，畅谈毛主席早年进行革命活动的胜迹。他虽然也已经是渡过中年的人了，但步履矫健，精神抖擞，不减当年。登岳麓山像在游击队的时候爬太行山。直到云麓峰都看不出疲累。

老张，四十年学习，战斗，印象鲜明有如昨天；而天涯海角，我们努力的方向始终是一致的。昨天晚上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焰火，热情握手的时候，看你穿素朴灰布制服的身躯依然那样魁梧康健，鬓角斑白了，笑声比最初认识的时候还洪亮爽朗，心里说不出多么高兴。回来兴奋得睡不着，就披衣写了这些话。

一九七八年二月八日